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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国反智传统的历史根源与文化影响

    引言:美国社会中的反智现象 🌟

    在美国这片土地上,自殖民时期以来便孕育了一种独特的反智传统。这种传统并非偶然形成,而是深深植根于美国的历史、宗教和商业文化之中。本文将从多个维度探讨这一现象的起源及其对美国社会的影响。从早期殖民者的宗教信仰到现代商业社会的价值观转变,我们将逐一剖析这些因素如何共同塑造了美国特有的反智氛围。


    第一章:自然与野蛮的召唤——美国反智传统的地理背景 🌍

    1. 殖民者对欧洲文明的不满

    美国的建立始于一群对欧洲文明感到压迫与颓废的人。他们选择离开欧洲,奔向美洲大陆,不是为了在此萌芽新的社会制度,而是为了追寻一种更接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在殖民者的心中,美洲大地象征着自由与原始的美,而非组织紧密的文明社会。这种心态反复反映在从东岸向西部拓荒的历史进程中。

    一次又一次地,美国人渴望逃离文明社会的束缚。尽管人类无法完全脱离文明的整体,但某些文明要素的确让人感到窒息。例如,繁复的社会规则和等级制度常常被视为枷锁。因此,寻找世外桃源、回归自然成为许多殖民者内心深处的渴望。

    2. 自然与野蛮的魅力

    殖民者对自然与野蛮的向往不仅是一种逃避心理,更是一种精神追求。他们认为,原始的大自然能够提供一种纯粹而真实的体验,这是高度组织化的欧洲文明所无法给予的。这种观念深刻影响了美国文化的形成,使得“反智”逐渐成为一种潜意识的文化倾向。


    第二章:福音派与原始主义的种子 🌱

    1. 宗教对反智的推动作用

    如果要说福音派与原始主义种下了美国人反智意识的种子,那么后来的商业社会则确保了反智在美国人思维中的地位。从托克维尔开始,许多研究美国的人都注意到,在这个国家中,讲究实际的商业主义往往压过了思考与玄想。

    政治民主与商业至上的生活方式培养了一种快速决策的习惯。在这种环境中,深入、细腻与精确的思考并不被鼓励。相反,人们更倾向于迅速抓住机会,而不是花时间进行理性分析。这种思维方式使得美国社会逐渐形成了对智识的轻视。

    2. 商业精神的双重影响

    追逐利益是美国商业社会的核心驱动力。然而,这种追逐不仅仅是出于贪欲或权力欲望,还包含了一些美好的愿景。正如托克维尔所言,商业活动不仅仅是为了利润,更是为了享受追求利润时的那种刺激感。

    在美国,企业精神成为了国民敬仰的主要价值体系。律师、医生、教师甚至牧师等职业都开始采用商界的运作规范。知识分子抱怨说,他们很难与这些职业人士沟通融洽,因为后者的思维已经被商界洗礼了。最终,这种商业化的趋势导致文化陷入孤立,并变得女性化。一些人甚至宣称,男性的世界里不需要智识及文化,这些可以留给女性处理。


    第三章:平等主义的双刃剑 ⚔️

    1. 杰克逊式民主的崛起

    我们的宗教及商业深受美国生活中平等主义的影响,但在政治和教育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杰克逊式民主的出现逐渐瓦解了精英政治,尽管这种精英政治本身已经岌岌可危。

    早期,文学与学问曾被讥笑为无用贵族们的特权。即便有一大群美国知识分子支持民主事业,这种观点也未曾得到缓和。普通美国人最大的愿望似乎就是建立起一个不需要文学与学问就能运作良好的社会。或者说,建立一个社会,它使用的文学与学问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基本程度。

    2. 教育体系的反智倾向

    美国教育有好些地方值得称道,但它可能是全世界唯一掌握在反智者手中的教育体系。这些掌权者特别愿意认同那些智识上表现较差的孩童。这种现象的背后是对效用与“科学”的执迷、错误的平等主义观,以及以原始主义来期待儿童发展的思维模式。


    第四章:宗教中的反智传统 📜

    1. 心智与心灵的紧张关系

    在所有的基督教文化中,心智(mind)与心灵(heart)、情感与智识之间总会存在某种紧张关系。因此,我们不应简单地认为只有美国才有所谓宗教上的反智。远在美洲被发现之前,基督徒们就已经分为两类:一类人相信智识在宗教中应有重要角色,另一类则是认为智识应服膺情感或完全由情感代替。

    在美国早期的宗教活动中,任何贬抑理性或学养的事物都在世俗化后的美国文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思想应该实用、任何主义或精微的奥论都不足重视、有思想的人反而应该服从能激发情感力量的人或真正能治事的人,这些观念并非当代才有,而是美国新教思想的遗产。

    2. 狂热派的兴起

    狂热派内部不断会区分出派系及子派系。对于神职人员的权威,与其说狂热派想消除它不如说是想割裂它。总是有某些牧师可以激发教友的宗教狂喜或与神联结的内在体验。因此对于狂热派而言,神职人员在宗教上的权威是因人而异的,系乎个人魅力而不是制度性的。

    较稳定的福音教派不支持太过于个人主观的崇拜方式,认为《圣经》才是权威,是一切的依据。但什么才是正确的诠释?大家看法不同,有人主张应听从专业理性的《圣经》学者的解释,而最为狂热和反智的那批人甚至认为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决定如何诠释,完全不需要《圣经》学者的帮助。


    第五章:清教徒时代的智识盛况 📚

    1. 清教徒牧师的知识分子身份

    在17世纪,清教徒牧师几乎就是美国历史上唯一出现过的知识阶层统治者。他们的存在塑造了早期殖民地的智识环境。尽管清教徒牧师也会犯错,但他们在当时几乎代表了整个知识分子阶层。

    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刚成立时并不是农业社群,也不是工业或贸易的中心,而是一个思想社群。他们重视知识,尊敬所有与学问有关的象征或工具。他们的社会立基在书本上,约翰·温思罗普抵达塞勒姆港之后仅六年,马萨诸塞湾的人民就筹钱设立了一所大学。这所大学的创建表明,即使在孤立、贫困与诸多不利的情况下,清教徒移民仍然坚持教育的重要性。

    2. 哈佛大学的多元课程

    早期的哈佛毕业生不仅接受神学训练,还广泛学习古典文学作品。创立哈佛大学的牛津与剑桥清教徒毕业生在英国时饱读人文学科知识。他们认为神职人员与受过博雅教育的士绅在基本学养上应是一样的。因此,哈佛前两个世代的毕业生中,只有一半人做了牧师,另一半人进入了世俗行业。

    清教徒社群在其子弟中培养出一个有学养的阶层后,给了他们很多发挥才能的自由。清教徒的牧师受到社群尊重,而他们也积极贡献于社群。当整个殖民地的状况越发稳定后,牧师们开始有闲暇写作,其中有些人的才华令人赞叹。


    第六章:宗教改革的后续影响 🔥

    1. 大觉醒运动的冲击

    18世纪中叶的大觉醒运动标志着美国宗教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场运动本身虽然没有对智识与学问造成明确的伤害,却为之后对有学养牧师的攻讦立下先例,并为后来宗教去形式化与非专业化教会领导者的出现埋下伏笔。

    美国的大觉醒运动受到了德国虔敬派和英国卫理公会的影响,但其改变力道特别强。很多美国人既不属于任何教派,也不上教堂。宗教氛围的冷淡使得注重学养的牧师们失去了以往的动力和尊荣。

    2. 宗教情怀的分裂

    清教一直要求在智性与感性中寻求平衡。然而,这种平衡是脆弱的,最后在教友间形成各有偏重的分裂之势。一边世故稳重,对于事物采取自由宽容的看法,但在宗教情怀上显得较为冷淡;另一边则倾向于奋兴派的情怀,会因某些观念或热忱而深深感动,但其中较激进的教友常常会陷入“反教权”或反智。


    结语:反智传统的现代意义 🌟

    美国的反智传统并非单一因素的结果,而是多种历史、宗教和商业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从早期殖民者的自然崇拜到现代商业社会的功利主义,这种传统一直在演变并影响着美国的文化和社会结构。理解这一传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美国社会的独特性及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角色。

    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反智传统在某些方面限制了美国社会的发展,但它也为美国带来了独特的活力和创造力。未来,如何在保持这种活力的同时提升整体智识水平,将是美国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 😊

  • 美国天主教会与知识分子的困境

    在理解美国天主教会的历史发展时,我们必须深入探讨其内部的文化与智识背景。19世纪末期,美国天主教会面临诸多挑战,尤其是在教育与学术领域的发展上显得尤为艰难。这一时期,高阶神职人员的家庭出身与文化程度并不高的问题成为显著特征。正如大主教库欣(Archbishop Cushing)在1947年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公民出身的高阶神职人员,没有一个主教、大主教或是枢机的父母亲是大学毕业的。我们的主教或是大主教都是劳动阶级的小孩。”这表明,尽管这些神职人员接受了一定程度的职业教育,但他们的成长环境与文化背景限制了他们对更高层次学术追求的理解与支持。

    教育背景与职业化倾向

    斯波尔丁主教(Bishop Spalding)在巴尔的摩的教会会议上曾明确表示:“不管在美国或其他地方,认为教会的神学院是要训练出高级文化知识分子的想法都是幻想。”这一观点揭示了美国天主教会对于高等教育的态度——更倾向于职业教育而非学术研究。因此,当1889年美国天主教会领导层决定改善这一状况时,创建美国天主教大学成为了关键一步。最初的八位教授中,有六位是从欧洲延聘而来,剩下的两位美国人则是在教会外受教育后皈依天主教的。这种安排体现了教会试图通过外部力量来提升自身学术水平的努力。

    然而,这种努力并非一帆风顺。长久以来,天主教信友中有能力捐款给教会的大额捐赠者非常稀少。即使到了近代,这种情况也没有显著改善。埃利斯蒙席提到,美国天主教大学在其成立的前六十六年中,仅收到过十笔超过十万美元的遗赠捐款,其中只有一笔接近支持一所私立大学所需的数额。这反映了天主教会在财政资源上的匮乏,进而影响了其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投入与发展。

    学术水平的低下

    无论是科学还是人文方面,天主教大学的学术水准始终较低,令人惊讶。罗伯特·H. 纳普(Robert H. Knapp)及其团队在1952年对美国科学家接受的大学教育背景进行调查时发现,“天主教大学是素质最差的”。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在人文方面的表现甚至更糟:“虽然天主教学校在各方面都很不行,但是在科学方面的表现却是最好的。”这说明天主教大学在学术研究的整体质量上存在明显不足,尤其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知识分子的双重困境

    在这种背景下,天主教界的知识分子处境异常艰难。他们不仅要与新教徒学者及学界同僚竞争,还要向教内信友证明自己作为天主教知识分子的价值。由于天主教徒普遍对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持怀疑态度,这些知识分子往往得不到及时的认可和支持。例如,《同福》(Commonweal)杂志与耶稣会的《亚美利加》(America)杂志虽极力谴责麦卡锡主义,但收效甚微。一些天主教徒积极参与政治极右翼活动,导致知识分子与其产生对立。这种情况反映出天主教内部缺乏足够强大的知识力量来引导和规范信徒的思想与行为。

    综上所述,美国天主教会在20世纪初面临着严重的反智倾向问题,这不仅影响了其自身的文化建设和学术发展,也对其社会影响力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民主政治中的反智现象

    绅士的没落:对杰斐逊的攻击

    当美国独立时,知识分子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并未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因为开国元勋们本身就是一群杰出的知识分子。然而,在随后的政治历史进程中,知识分子逐渐沦为局外人或替罪羊,这一转变值得深思。

    开国元勋们的智慧遗产

    美国的建国是由一群富有学识与智慧的人完成的。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富兰克林、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杰斐逊等人都受过良好的古典博雅教育,在历史、政治与法律方面具有渊博的知识。他们为美国奠定了坚实的立国基础,并树立了一个典范:有学问与智识的人完全可以担任政治领袖。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美国政治逐渐走向民主化,统治精英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尽管如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智识重要性的下降归因于民主化的浪潮。实际上,精英阶层内部的分裂与不择手段的行为才是主要原因之一。

    杰斐逊的遭遇

    第一位深受反智之苦的受害者是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联邦党人与新英格兰的牧师们对他展开了猛烈攻击,这些批评开启了美国政治中反智现象的先河。

    对哲学家的质疑

    威廉·劳顿·史密斯(William Loughton Smith)在1796年发表了一本匿名小册子攻击杰斐逊,指责他不适合担任总统。史密斯认为,杰斐逊作为一个哲学家,在政治上表现出僵化教条的特点。他列举了洛克、孔多塞等哲学家在实际政治中的失败案例,试图证明哲学家无法胜任治理国家的重任。

    史密斯还指出,哲学家通常胆小、异想天开,固守某些原则下的理性思考,无法虑及人的真实本性。他认为,政治需要的不是智识,而是品格,而杰斐逊恰恰缺乏这一点。史密斯嘲笑杰斐逊擅长“把蝴蝶与昆虫钉在木板上制作标本,以及设计旋转椅”,并讽刺道:“不会把这位冷静的哲学家从如此优雅的生活中推入政治事务的火坑内。”

    军事能力的争议

    除了对杰斐逊哲学家身份的批评外,还有人质疑他的军事能力。有人指控他在美国独立革命期间贪生怕死,甚至说法国大革命是他一手鼓动的。这些攻击旨在表明他是一个没有信仰与道德观的危险煽动者。

    宗教立场的攻击

    保守派牧师攻击杰斐逊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他组织了一个令他们不满的联盟。杰斐逊虽然是一个自然神论者,却吸引了许多福音派与虔敬派信徒的支持。这些人欢迎他的宽容主张,不在意外界对他无信仰的指责。为了拆散这个联盟,保守派牧师试图向社会证明杰斐逊是对所有基督徒的一个威胁。

    自由之钥:批判智识与财产阶级的垄断

    曼宁(William Manning)在其著作《自由之钥》(The Key of Liberty)中表达了对智识与财产阶级的深刻不信任。他认为,这些优越的阶级利用教育和知识来追求私利,而辛苦的劳动阶级则被排除在外。曼宁呼吁降低教育成本,让每个人都能负担得起,并反对昂贵的高等教育机构,如哈佛大学。

    曼宁的观点反映了平民对高等文化的疑惧。他认为教育应该成为多数人的工具,而不是少数人的特权。然而,这种观点可能导致高等教育质量的下降,从而削弱文化传承与学术创新的能力。

    从亚当斯到杰克逊:第一场反智运动的诞生

    随着平民式民主的兴起,美国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平民党派逐渐演变为原始主义和反智民粹的工具,一味地对专家、绅士与学者倾泻敌意。这种趋势不仅影响了政治决策的质量,也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结语

    美国天主教会与民主政治中的反智现象共同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智识与文化的传承需要全社会的支持与重视。只有当知识分子得到应有的尊重与支持时,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进步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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