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一步网
作者：
在
在十五世纪的日本，将军足利家督和那些强有力的守护之家督人选的确定成为了众多政治势力争夺的核心。以重臣为首的各方势力之间的内讧不断，这一现象进一步削弱了幕府本就摇摇欲坠的权威和统治力。就像平静湖面下的暗流涌动，这些纷争如同隐藏在幕府大厦根基下的蛀虫，一点点侵蚀着它的稳固性。
要理解导致应仁之乱的首要政治因素——守护家族内部的纷乱，就必须深入了解守护家的家督政治。例如，在1433年（永享五年），安芸的小早川氏家族内部发生了纷争。当时，幕僚中的管领以下者认为“应该征询一族和内部人员的意见为妥”。这就表明，虽然家督拥有很大的权力，其决策通常被视为铁则，但在家督继承的问题上却并非由前任家督内定，而是需要通过亲族和家臣的商议决定。这种看似民主的做法，在实际操作中却充满了矛盾与冲突。然而，将军义教却无视这一规定，独断专行地让河内畠山氏的庶出者继任了家督一职。这种违背常规的行为无疑是在守护家族内部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发一场巨大的爆炸💥。
到了持国时期，情况更加复杂。由于持国不遵从将军出兵关东的命令，1441年（嘉吉元年）正月，义教召见家督和各守护商讨对策。同年六月义教因嘉吉之乱被杀。义教死后，家臣团推翻了义教生前任命的新家督转而支持持国氏，持国重新成为家督。但此时，关于家督继承人的选择又陷入了僵局。有资格作为后继者的有持国的儿子义就、外甥弥三郎和政长等。然而，由于家臣团各自有所属，持国最终也没能确定继任人选。这就像一艘在茫茫大海中失去了航向的船，只能随着海浪的起伏而飘荡，不知道何时会撞上礁石或者被卷入漩涡。
随着时间的推移，义就逐渐崭露头角。尽管他的母亲出身低微，他本人最初只是石清水善法寺的小沙弥，但从1448年（文安五年）开始正式作为接班人代父出仕幕府。不过，围绕义就的斗争并没有停止。1454年（享德三年）四月，神保、土肥、椎名等弥三郎的家臣发起废黜义就运动，但失败了，神保一族被处死。同年八月，获管领细川胜元支持的弥三郎一派重新发难。结果是持国隐居，义就逃亡伊贺。弥三郎继任后不久的十二月，辗转流离的义就得到将军义政的庇护而复归，弥三郎从此没落，再无争夺家督的实力。持国死后，得到河内以下三国守护辅佐的义就权力进一步巩固，而细川胜元因支持弥三郎而获罪，于1460年（长禄四年）被罢免守护之职，后遭讨伐而在吉野之地逐渐没落。
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征询一族和内部意见”的所谓众议优先原则虽然存在，但在继承人问题上，幕府仍然掌握着决定权。当管领和将军的意见产生分歧时，最终的结果只能依靠家臣团的实力来解决。这就像是一个复杂的棋局，每一方都在小心翼翼地布局，试图将对方逼入绝境。到了十五世纪中叶，各守护家族内讧频发，这也导致了基于众议的幕府权力不断强化。然而，这种强化并不是建立在健康的政治体制之上，而是更多地依赖于武力和权谋，这也为后来更大的灾难——应仁之乱埋下了伏笔。
1467年（应仁元年）正月初二，将军义政取消了拜访管领畠山政长官邸的行程，紧急将畠山义就召至幕府商谈国事，后封其为“三国大安堵”。义就的命运在此刻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他从一个被幕府放逐的叛乱之人，摇身一变成了河内、纪伊、越中三地的守护。正月初八，幕府罢免政长，让山名派的斯波义廉担任管领之职。斯波家的家督一职几经周转，最终还是被义廉夺了回来。这一切的背后都有着复杂的政治博弈，其中山名宗全（持丰）拉拢日野富子起到了关键作用。富子为了保住其子义尚继任将军的位置，便与宗全结成了政治同盟，这次赦免义就便是他们谋划的结果。
正月十五日，细川胜元因为宗全的百般阻挠而不得出仕幕府，声望受到不小损失。另一方面，与其结成同盟的畠山政长十八日在上御灵社与义就的大战之中，由于没有得到胜元的军事支援而最终败走。这对细川派势力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使其在战争伊始就处于劣势。相反，掌控幕府的宗全一方则欢饮达辰庆祝胜利。面对不利局势，细川胜元开始转变作战策略，他趁宗全疏忽之际，率先在地方发起反击。他命令赤松政则攻击山名的领国播磨，让义敏攻击斯波义廉的越前、尾张，让土岐政康煽动一色义直管辖的伊势发生动乱等，企图扰乱山名派各大名统治的领国。到了五月二十五日，胜元一方向一色义直的官邸发起猛攻。这一天通常被认为是“应仁、文明之乱”的开端。经过武田、筒井等细川派武将的浴血奋战，一色官邸被攻破，胜元最终占领幕府。不甘失败的山名一党隔断堀川，在其西面的一条大宫附近筑起战壕，意图与细川军隔川对峙。两军分属于东西两地，习惯上把细川军称为东军，山名军称为西军，宗全的大营自然称为西大营。
街巷战役打响后，一开始西军处于劣势。但随着1467年（应仁元年）八月，大内氏第十四代家督、守护大名大内政弘率领强兵入京加入战斗后，战事随之改变。政弘和义就引兵占领了禁里和相国寺，后花园上皇与后土御门天皇父子二人紧急避难于足利将军府邸。同年秋天，东军主力被驱逐到郊外。由于战争主要在城市街巷中进行，导致上京大部分和下京三分之一的街区毁于战火，五山禅院的大伽蓝和众多公卿府邸也被烧毁。这场战争的惨烈程度在军记物语《应仁记》中有详细记载，书中描述道：“曾经会万世永存的花之都，如今却成了狐狼走兽的栖息之所。（中略）自古治乱兴衰皆常事，应仁一变，佛法、王法皆破灭……”这不仅是对物质破坏的描写，更是对整个社会秩序崩塌的哀叹😔。
然而，在战火蔓延的过程中，京都东郊山科盆地的农民们展现出了高度的自主性。他们自发组成了“七乡惣乡”的村落联合组织来共同应对战争。例如，一四六八年（应仁二年）六月，当听闻西军将要进攻山科时，惣乡召开“野寄合”（类似于广场会议）议会，召集村中德高望重和有实力的村民数十人商讨协助东西阵营一事，最后决定协助东军作战。这些村庄与醍醐寺、山科家等领主不同，它们先天占据着地势之利。七月，幕府（东军）强令各村武装出兵四宫河原地区。但是七个乡村中的野村乡因对此命令持有异议而没有出兵。翌日，野村乡召开村大会根据对外派兵实属困难的决议，最终拒绝出兵。山科家家司大泽久守为此在双方之间奔走斡旋，甚至于连统帅胜元都认为，如果没有惣乡的武装协助就没有把握在该地区发动战争。以野村乡为先例，被幕府要求出兵的七乡也因难以承担而纷纷召开村大会，最终以“无法支援长期战争”为由拒绝出兵。尽管大泽久守竭尽全力，但也于事无补。随后一年就爆发了打倒守护的“山城农民起义”。像这样充满高度自立性的农民运动从京都近郊的农村开始向外扩展，反映了民众在战争压力下寻求自我保护和反抗不合理要求的决心。
回顾战乱初期的情况，即1467年（应仁元年）六月，控制幕府的细川胜元在与山名氏之战中占得优势，向将军义政请授牙旗，向后土御门天皇请授锦旗。但由于山名宗全与日野富子已结成联盟，又得到担任内大臣的富子之兄日野胜光的协助，所以受到侧近政治势力影响的将军和天皇拒绝了胜元的请求。有人认为山名与胜元的战争完全是出于个人恩怨的“私斗”，而非平定叛国之乱。然而，六月四日，义政改变了态度，将牙旗授予胜元。
后花园上皇与热衷于争权夺利的日野兄妹不同，目睹混乱的国政后，他在六月十四日给其弟弟伏见宫贞常亲王的书信中写道：“今世之大变局顷刻即至，惊煞众生。（中略）大乱危害人间无以复加。世事无常，心中遂有离尘之念，已成平生之愿。此值当朝伊始而未有之事也，然无论世人如何观，亦不改此志。”显然，上皇将国家陷入战乱的责任归咎于自己，想要出家遁世。为了尽早结束战乱，上皇放弃中立立场，联合贞常亲王和公卿一条兼良等显贵人士在两军之间斡旋，希望实现和平，但最终所有努力还是化为泡影。九月二十日，上皇在避难的幕府花之御所秘密召见僧正增运，随后不顾众人反对强行出家。
与掌握幕府的东军相比，苦于没有名分的西军以将军的规格奉迎足利义视。义视因为对富子之子义尚将要继承将军感到绝望，加入了西军阵营。西军因义视的驾临和被誉为“西海之雄”的大内政弘的加入而军力大增，与东军渐成鼎立之势，战事愈发陷入胶着状态。
这次战乱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大量的人们被迫逃离家园，但令人意外的是，那些通常被称为“难民”的下层民众几乎没有离开京都，而位居上层的公卿贵族、高僧们，也就是所谓的文化人，却四处逃难。这一现象带来的客观结果是，这些达官贵人在逃难的过程中将文化普及到了地方。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五山僧侣的动向。战火蔓延到洛外后，最先被殃及的是五山的大伽蓝。1467年秋，身为相国寺鹿苑院主、五山教团的统领者瑞溪周凤，因相国寺被畠山义就率领的西军占领并焚烧，不得已和绵谷周瓞逃往北方，隐居于北岩藏。同样，横川景三和桃源瑞仙因天龙寺被烧而一路东逃到近江。他们在逃亡途中遭遇各种艰难险阻，如乘船渡湖时被强盗抢劫财物，但他们依然保持着诗僧的风骨，在困境中吟诵诗歌。他们最后入了湖东永源寺。万里集九在逃亡的路上也遭到强盗的打劫，秘密藏在身上的珍本《文选》被搜刮了去。而著名的一休宗纯和尚原本在洛中的瞎驴庵出家，为避战火迁移到东山的虎丘庵，又被西军将领追击，被迫于应仁元年九月隐居于南山城薪之地（现京都府京田边市）的酬恩庵中。当地父老乡亲听闻后都高兴地前来迎接一休。然而，战火还是紧随其后，不久后西军的大内政弘军一部占领了南山城薪，这里也不再安全，一休只好迁移到摄津的住吉，直到战争结束。
除了僧侣之外，自古以来就收藏大量珍品古籍的公卿们也是最大的受害者。一条兼良利用其子为兴福寺僧人的身份，携财产逃到奈良。但其财产在一四六八年东山菩提寺光明峰寺的一场大火中被焚烧殆尽。同样的，九条政忠依靠本族担任经觉（大乘院门主）的关系而安居在大乘院领大和古市乡。鹰司政平则流离到大和内侍原。随着摄关家的大家族蜂拥而至，每日用度让兴福寺不堪其扰，难以为继。兴福寺本为大和一国的支柱，但随着庄园制的解体，维持自身的运营都成了大难题。一休在听闻兴福寺的穷困之状后，还曾赋诗讥讽：“叹一条殿饥渴，五车书籍入吟哦，摄录佳名知几多。一滴我无金掌露，相如渴望竟如何。”
尽管如此，逃到奈良的人总算是找到了相对安全的地方，而有些人的命运则更为悲惨。例如，一条教房远逃到土佐幡多，其子卷入山名大内的战乱中，后被杀死。仪同三司（准大臣）万里小路冬房（万里小路时房之子）则在纪伊熊野出家，后在渡海途中坠海而亡。一代名门万里小路家族自此无嗣而终。
畠山义就在应仁之乱中的崛起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他从一个被放逐的小沙弥成长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守护，这其中既有自身能力的因素，也离不开背后复杂的政治运作。成功获得义视加盟后的西军阵容齐整，士气高昂。为了从背后袭击大内政弘，胜元任命山名是丰为备后、少弍教赖为筑前、大内教幸为防长两国的守护，并伺机扰乱政弘军留守大内的分国。然而，一时从九州掀起的这场追讨西军的战事却没有取得成功，主要是因为西军陶弘护等部的殊死奋战。
在这个过程中，畠山义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凭借着自己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手腕，在西军中站稳了脚跟。他与其他西军将领相互配合，积极应对来自东军的各种挑战。他的存在对于西军来说是一种强大的支撑力量，也让东军不得不谨慎对待。
赤松政则同样是应仁之乱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被细川胜元命令攻击山名的领国播磨。赤松政则的军事行动对于牵制山名派的力量有着重要意义。他的军队在播磨地区的作战，不仅分散了山名派的兵力，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们的战斗力。赤松政则在战争中展现出的勇猛和智慧，使他在当时的日本武士阶层中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此外，还有斋藤妙椿和浦上则宗等人物也在应仁之乱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他们或是参与军事行动，或是进行外交斡旋，都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例如，斋藤妙椿可能凭借其独特的智谋为某一方提供战略建议；浦上则宗也许在战场上奋勇杀敌，为自己的阵营争取利益。这些人物的存在使得应仁之乱不仅仅是两个大的军事集团之间的对抗，更是一场涉及到众多小势力和个人英雄主义的复杂战争。
总之，应仁之乱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权力争夺战争，它深刻地反映了当时日本社会各个层面的矛盾与冲突。从守护家族内部的纷争到整个国家范围内的大规模战争，从达官贵人的流离失所到普通民众的生存挣扎，每一个细节都构成了那个时代独特的历史画卷。这场战争不仅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也对日本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要发表评论，您必须先登录。
一、守护家族内讧与家臣团的众议：权力争夺的开端
（一）守护家族内部纷争的根源
在十五世纪的日本，将军足利家督和那些强有力的守护之家督人选的确定成为了众多政治势力争夺的核心。以重臣为首的各方势力之间的内讧不断，这一现象进一步削弱了幕府本就摇摇欲坠的权威和统治力。就像平静湖面下的暗流涌动，这些纷争如同隐藏在幕府大厦根基下的蛀虫，一点点侵蚀着它的稳固性。
要理解导致应仁之乱的首要政治因素——守护家族内部的纷乱，就必须深入了解守护家的家督政治。例如，在1433年（永享五年），安芸的小早川氏家族内部发生了纷争。当时，幕僚中的管领以下者认为“应该征询一族和内部人员的意见为妥”。这就表明，虽然家督拥有很大的权力，其决策通常被视为铁则，但在家督继承的问题上却并非由前任家督内定，而是需要通过亲族和家臣的商议决定。这种看似民主的做法，在实际操作中却充满了矛盾与冲突。然而，将军义教却无视这一规定，独断专行地让河内畠山氏的庶出者继任了家督一职。这种违背常规的行为无疑是在守护家族内部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发一场巨大的爆炸💥。
（二）持国时期的混乱局面
到了持国时期，情况更加复杂。由于持国不遵从将军出兵关东的命令，1441年（嘉吉元年）正月，义教召见家督和各守护商讨对策。同年六月义教因嘉吉之乱被杀。义教死后，家臣团推翻了义教生前任命的新家督转而支持持国氏，持国重新成为家督。但此时，关于家督继承人的选择又陷入了僵局。有资格作为后继者的有持国的儿子义就、外甥弥三郎和政长等。然而，由于家臣团各自有所属，持国最终也没能确定继任人选。这就像一艘在茫茫大海中失去了航向的船，只能随着海浪的起伏而飘荡，不知道何时会撞上礁石或者被卷入漩涡。
随着时间的推移，义就逐渐崭露头角。尽管他的母亲出身低微，他本人最初只是石清水善法寺的小沙弥，但从1448年（文安五年）开始正式作为接班人代父出仕幕府。不过，围绕义就的斗争并没有停止。1454年（享德三年）四月，神保、土肥、椎名等弥三郎的家臣发起废黜义就运动，但失败了，神保一族被处死。同年八月，获管领细川胜元支持的弥三郎一派重新发难。结果是持国隐居，义就逃亡伊贺。弥三郎继任后不久的十二月，辗转流离的义就得到将军义政的庇护而复归，弥三郎从此没落，再无争夺家督的实力。持国死后，得到河内以下三国守护辅佐的义就权力进一步巩固，而细川胜元因支持弥三郎而获罪，于1460年（长禄四年）被罢免守护之职，后遭讨伐而在吉野之地逐渐没落。
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征询一族和内部意见”的所谓众议优先原则虽然存在，但在继承人问题上，幕府仍然掌握着决定权。当管领和将军的意见产生分歧时，最终的结果只能依靠家臣团的实力来解决。这就像是一个复杂的棋局，每一方都在小心翼翼地布局，试图将对方逼入绝境。到了十五世纪中叶，各守护家族内讧频发，这也导致了基于众议的幕府权力不断强化。然而，这种强化并不是建立在健康的政治体制之上，而是更多地依赖于武力和权谋，这也为后来更大的灾难——应仁之乱埋下了伏笔。
二、应仁、文明之乱：战火纷飞的时代
（一）王法、佛法的破灭
1. 东军占领幕府
1467年（应仁元年）正月初二，将军义政取消了拜访管领畠山政长官邸的行程，紧急将畠山义就召至幕府商谈国事，后封其为“三国大安堵”。义就的命运在此刻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他从一个被幕府放逐的叛乱之人，摇身一变成了河内、纪伊、越中三地的守护。正月初八，幕府罢免政长，让山名派的斯波义廉担任管领之职。斯波家的家督一职几经周转，最终还是被义廉夺了回来。这一切的背后都有着复杂的政治博弈，其中山名宗全（持丰）拉拢日野富子起到了关键作用。富子为了保住其子义尚继任将军的位置，便与宗全结成了政治同盟，这次赦免义就便是他们谋划的结果。
正月十五日，细川胜元因为宗全的百般阻挠而不得出仕幕府，声望受到不小损失。另一方面，与其结成同盟的畠山政长十八日在上御灵社与义就的大战之中，由于没有得到胜元的军事支援而最终败走。这对细川派势力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使其在战争伊始就处于劣势。相反，掌控幕府的宗全一方则欢饮达辰庆祝胜利。面对不利局势，细川胜元开始转变作战策略，他趁宗全疏忽之际，率先在地方发起反击。他命令赤松政则攻击山名的领国播磨，让义敏攻击斯波义廉的越前、尾张，让土岐政康煽动一色义直管辖的伊势发生动乱等，企图扰乱山名派各大名统治的领国。到了五月二十五日，胜元一方向一色义直的官邸发起猛攻。这一天通常被认为是“应仁、文明之乱”的开端。经过武田、筒井等细川派武将的浴血奋战，一色官邸被攻破，胜元最终占领幕府。不甘失败的山名一党隔断堀川，在其西面的一条大宫附近筑起战壕，意图与细川军隔川对峙。两军分属于东西两地，习惯上把细川军称为东军，山名军称为西军，宗全的大营自然称为西大营。
2. 战火对京都的影响
街巷战役打响后，一开始西军处于劣势。但随着1467年（应仁元年）八月，大内氏第十四代家督、守护大名大内政弘率领强兵入京加入战斗后，战事随之改变。政弘和义就引兵占领了禁里和相国寺，后花园上皇与后土御门天皇父子二人紧急避难于足利将军府邸。同年秋天，东军主力被驱逐到郊外。由于战争主要在城市街巷中进行，导致上京大部分和下京三分之一的街区毁于战火，五山禅院的大伽蓝和众多公卿府邸也被烧毁。这场战争的惨烈程度在军记物语《应仁记》中有详细记载，书中描述道：“曾经会万世永存的花之都，如今却成了狐狼走兽的栖息之所。（中略）自古治乱兴衰皆常事，应仁一变，佛法、王法皆破灭……”这不仅是对物质破坏的描写，更是对整个社会秩序崩塌的哀叹😔。
然而，在战火蔓延的过程中，京都东郊山科盆地的农民们展现出了高度的自主性。他们自发组成了“七乡惣乡”的村落联合组织来共同应对战争。例如，一四六八年（应仁二年）六月，当听闻西军将要进攻山科时，惣乡召开“野寄合”（类似于广场会议）议会，召集村中德高望重和有实力的村民数十人商讨协助东西阵营一事，最后决定协助东军作战。这些村庄与醍醐寺、山科家等领主不同，它们先天占据着地势之利。七月，幕府（东军）强令各村武装出兵四宫河原地区。但是七个乡村中的野村乡因对此命令持有异议而没有出兵。翌日，野村乡召开村大会根据对外派兵实属困难的决议，最终拒绝出兵。山科家家司大泽久守为此在双方之间奔走斡旋，甚至于连统帅胜元都认为，如果没有惣乡的武装协助就没有把握在该地区发动战争。以野村乡为先例，被幕府要求出兵的七乡也因难以承担而纷纷召开村大会，最终以“无法支援长期战争”为由拒绝出兵。尽管大泽久守竭尽全力，但也于事无补。随后一年就爆发了打倒守护的“山城农民起义”。像这样充满高度自立性的农民运动从京都近郊的农村开始向外扩展，反映了民众在战争压力下寻求自我保护和反抗不合理要求的决心。
3. 上皇出家
回顾战乱初期的情况，即1467年（应仁元年）六月，控制幕府的细川胜元在与山名氏之战中占得优势，向将军义政请授牙旗，向后土御门天皇请授锦旗。但由于山名宗全与日野富子已结成联盟，又得到担任内大臣的富子之兄日野胜光的协助，所以受到侧近政治势力影响的将军和天皇拒绝了胜元的请求。有人认为山名与胜元的战争完全是出于个人恩怨的“私斗”，而非平定叛国之乱。然而，六月四日，义政改变了态度，将牙旗授予胜元。
后花园上皇与热衷于争权夺利的日野兄妹不同，目睹混乱的国政后，他在六月十四日给其弟弟伏见宫贞常亲王的书信中写道：“今世之大变局顷刻即至，惊煞众生。（中略）大乱危害人间无以复加。世事无常，心中遂有离尘之念，已成平生之愿。此值当朝伊始而未有之事也，然无论世人如何观，亦不改此志。”显然，上皇将国家陷入战乱的责任归咎于自己，想要出家遁世。为了尽早结束战乱，上皇放弃中立立场，联合贞常亲王和公卿一条兼良等显贵人士在两军之间斡旋，希望实现和平，但最终所有努力还是化为泡影。九月二十日，上皇在避难的幕府花之御所秘密召见僧正增运，随后不顾众人反对强行出家。
与掌握幕府的东军相比，苦于没有名分的西军以将军的规格奉迎足利义视。义视因为对富子之子义尚将要继承将军感到绝望，加入了西军阵营。西军因义视的驾临和被誉为“西海之雄”的大内政弘的加入而军力大增，与东军渐成鼎立之势，战事愈发陷入胶着状态。
（二）达官贵人的流离失所
这次战乱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大量的人们被迫逃离家园，但令人意外的是，那些通常被称为“难民”的下层民众几乎没有离开京都，而位居上层的公卿贵族、高僧们，也就是所谓的文化人，却四处逃难。这一现象带来的客观结果是，这些达官贵人在逃难的过程中将文化普及到了地方。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五山僧侣的动向。战火蔓延到洛外后，最先被殃及的是五山的大伽蓝。1467年秋，身为相国寺鹿苑院主、五山教团的统领者瑞溪周凤，因相国寺被畠山义就率领的西军占领并焚烧，不得已和绵谷周瓞逃往北方，隐居于北岩藏。同样，横川景三和桃源瑞仙因天龙寺被烧而一路东逃到近江。他们在逃亡途中遭遇各种艰难险阻，如乘船渡湖时被强盗抢劫财物，但他们依然保持着诗僧的风骨，在困境中吟诵诗歌。他们最后入了湖东永源寺。万里集九在逃亡的路上也遭到强盗的打劫，秘密藏在身上的珍本《文选》被搜刮了去。而著名的一休宗纯和尚原本在洛中的瞎驴庵出家，为避战火迁移到东山的虎丘庵，又被西军将领追击，被迫于应仁元年九月隐居于南山城薪之地（现京都府京田边市）的酬恩庵中。当地父老乡亲听闻后都高兴地前来迎接一休。然而，战火还是紧随其后，不久后西军的大内政弘军一部占领了南山城薪，这里也不再安全，一休只好迁移到摄津的住吉，直到战争结束。
除了僧侣之外，自古以来就收藏大量珍品古籍的公卿们也是最大的受害者。一条兼良利用其子为兴福寺僧人的身份，携财产逃到奈良。但其财产在一四六八年东山菩提寺光明峰寺的一场大火中被焚烧殆尽。同样的，九条政忠依靠本族担任经觉（大乘院门主）的关系而安居在大乘院领大和古市乡。鹰司政平则流离到大和内侍原。随着摄关家的大家族蜂拥而至，每日用度让兴福寺不堪其扰，难以为继。兴福寺本为大和一国的支柱，但随着庄园制的解体，维持自身的运营都成了大难题。一休在听闻兴福寺的穷困之状后，还曾赋诗讥讽：“叹一条殿饥渴，五车书籍入吟哦，摄录佳名知几多。一滴我无金掌露，相如渴望竟如何。”
尽管如此，逃到奈良的人总算是找到了相对安全的地方，而有些人的命运则更为悲惨。例如，一条教房远逃到土佐幡多，其子卷入山名大内的战乱中，后被杀死。仪同三司（准大臣）万里小路冬房（万里小路时房之子）则在纪伊熊野出家，后在渡海途中坠海而亡。一代名门万里小路家族自此无嗣而终。
三、畠山义就和赤松政则等人物在战争中的角色
（一）畠山义就的崛起与斗争
畠山义就在应仁之乱中的崛起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他从一个被放逐的小沙弥成长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守护，这其中既有自身能力的因素，也离不开背后复杂的政治运作。成功获得义视加盟后的西军阵容齐整，士气高昂。为了从背后袭击大内政弘，胜元任命山名是丰为备后、少弍教赖为筑前、大内教幸为防长两国的守护，并伺机扰乱政弘军留守大内的分国。然而，一时从九州掀起的这场追讨西军的战事却没有取得成功，主要是因为西军陶弘护等部的殊死奋战。
在这个过程中，畠山义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凭借着自己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手腕，在西军中站稳了脚跟。他与其他西军将领相互配合，积极应对来自东军的各种挑战。他的存在对于西军来说是一种强大的支撑力量，也让东军不得不谨慎对待。
（二）赤松政则的作用
赤松政则同样是应仁之乱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被细川胜元命令攻击山名的领国播磨。赤松政则的军事行动对于牵制山名派的力量有着重要意义。他的军队在播磨地区的作战，不仅分散了山名派的兵力，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们的战斗力。赤松政则在战争中展现出的勇猛和智慧，使他在当时的日本武士阶层中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此外，还有斋藤妙椿和浦上则宗等人物也在应仁之乱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他们或是参与军事行动，或是进行外交斡旋，都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例如，斋藤妙椿可能凭借其独特的智谋为某一方提供战略建议；浦上则宗也许在战场上奋勇杀敌，为自己的阵营争取利益。这些人物的存在使得应仁之乱不仅仅是两个大的军事集团之间的对抗，更是一场涉及到众多小势力和个人英雄主义的复杂战争。
总之，应仁之乱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权力争夺战争，它深刻地反映了当时日本社会各个层面的矛盾与冲突。从守护家族内部的纷争到整个国家范围内的大规模战争，从达官贵人的流离失所到普通民众的生存挣扎，每一个细节都构成了那个时代独特的历史画卷。这场战争不仅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也对日本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