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文明之战还是帝国扩张？》

一、朝鲜局势与日本的野心

在19世纪末，朝鲜半岛成为了多方势力角逐的重要地区。日本对朝鲜一直有着强烈的觊觎之心，然而，在当时单纯地向外派遣大军却面临着诸多问题。如果贸然出兵，很容易被国际社会视为干涉他国内政，这是不符合外交规则的行为。

于是，日本政府想出了一个看似“巧妙”的办法，向清政府提出了共同镇压农民暴动以及进行朝鲜内政改革的倡议。但是，清政府并不买账。他们认为朝鲜的内乱已经基本平定，并且朝鲜的改革应该由朝鲜自己来主导，而不是外力强行干预。这种拒绝的态度实际上也是基于维护自身在朝鲜宗藩关系的一种策略。从清政府的角度来看，朝鲜是其藩属国，按照传统的朝贡体系，朝鲜的事务理应在其影响范围内自行解决，而不需要其他国家插手。

此时，对于日本来说，有一个好消息传来。在日本伦敦进行的关于修订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取得了重大成果，1894年7月16日，《日英通商航海条约》签订。这一条约废除了治外法权这个不平等条约的关键条款之一（另一个关键条款片面协定关税直到日俄战争之后才得以废除）。这无疑给日本带来了极大的鼓舞，英国对日本展示出友好姿态，让日本觉得在国际上有了更强大的支持者，从而更加坚定了与清政府对抗的决心。

协定关税其实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分为自主协定关税和片面协定关税两种类型。自主协定关税是在自愿对等的基础上相互给予某种优惠待遇的关税税率；而片面协定关税则是一国在另一国胁迫下签订协议，片面给予优惠待遇的关税税率。日本之前处于片面协定关税的不利地位，如今通过条约修订逐步摆脱这种束缚，也意味着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得到了提升。

二、日本在朝鲜的行动

日本并没有因为清政府的拒绝就停止自己的计划。它一方面逼迫朝鲜政府进行内政改革，另一方面要求朝鲜切断与中国之间的宗藩关系。不过，在朝鲜政府内部握有实权的是闵妃一派，他们倾向于依靠清政府，坚决拒绝了日本的要求。这让日本感到十分棘手，于是策划了一场阴谋。

日本扶植了与闵妃一派对立的大院君（高宗国王的父亲），并派遣军队闯入王宫。这一行为极其恶劣，他们不仅清除掉了闵妃一派，还建立起亲日政权。这种武力干涉别国内政的行为，无疑是违反国际法原则的，但日本为了实现自己的扩张野心，不惜采取这种粗暴的方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膨胀，他们把朝鲜视为自己走向大陆扩张的一个重要跳板。

三、战争爆发

（一）军事行动的开端

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军在丰岛突然向清军军舰发动攻击，打响了中日甲午战争的第一枪。紧接着在7月29日，成欢、牙山地区的日本陆军又击溃了清军，陆地战争全面爆发。到了8月1日，日本正式对清政府宣战。这一系列迅速的军事行动表明了日本早有预谋并且准备充分。

日本大本营（战时辅佐天皇的最高战争指挥机关）于6月5日设置，并在9月15日移至广岛这个向大陆进军的基地。明治天皇也到达了广岛，这一举动就像是公开向日本国民宣示，天皇御驾亲征，目的就是鼓舞士气。在日本的文化传统中，天皇具有极高的威望，他的亲临前线无疑会给士兵们带来巨大的精神激励，让他们更加勇猛地投入战斗。

（二）战争进程中的优势保持

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日军始终保持着优势。9月15日，日本第一军在平壤击败清军并占领该城。黄海海战更是日本海军的辉煌胜利，17日，日本海军与清军北洋舰队交战，击沉对方五艘军舰，并且重创了清政府引以为傲的“东洋第一”定远、镇远号等大型军舰。到了10月下旬，第二军在辽东半岛登陆后，接连攻克大连、旅顺等地。第一军继续北上渡过鸭绿江，侵入中国的领土范围。

在战争期间，日本陆军指挥部内存在着不同的声音。一些强硬派主张一举攻克北京，逼迫清政府投降。但是首相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等人考虑到国际形势，担心进攻北京可能会招致列强的干涉，所以持反对意见。而且，日本军队占领旅顺后发生了屠杀普通士兵和市民的事件，这一暴行被美、英等国媒体报道出来，在国际上引起了对日本的强烈谴责之声。这也使得日本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战争的走向，开始探寻和谈之路。

四、日本国内舆论与战争动员

（一）舆论支持战争

在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国内虽然有一些政党与政府存在尖锐矛盾，例如国民协会和改进党等。但是这些政党并不反对日本将势力范围延伸到朝鲜和中国。因此，当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对外强硬派迅速崛起，鼓吹开战论。1894年10月在广岛召开的第七次临时议会中，各政党一致通过了1.5亿日元的临时军费开支。这一决议反映了日本国内政治力量对战争的支持态度。

福泽谕吉的《时事新报》和德富苏峰的《国民新闻》等报刊在战争期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们大量发表支持战争和日本军队取得辉煌胜利的报道，报纸中充满了日本士兵英勇善战的事迹和战争美谈，而对于清军则使用侮辱蔑视性的称呼。这种带有倾向性的报道严重影响了日本国民的认知，使他们陷入了一种狂热的状态。

（二）民众积极参与

各地纷纷成立了义勇军，表达了积极参军的愿望。同时，人们还热火朝天地开展向军队捐款和鼓励出征士兵等活动。这种全民参与的热情背后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支撑着，即把中日甲午战争视为一场“文明之战”。福泽谕吉等思想家宣扬这是一种文明国家对野蛮国家的战争，这种思维方式在当时非常流行。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一种“帝国意识”在日本国民中间不断渗透并最终固化。他们认为日本作为文明国家讨伐野蛮国家朝鲜和中国，并使之接受文明是正义之举。这种意识进一步加深了日本国民对朝鲜和中国的轻蔑感。

五、缔结《马关条约》

（一）和谈会议的召开

随着战争的进行，日本逐渐占据上风。1895年3月20日，第一次和谈会议在下关的春帆楼召开。日本方面的全权代表是首相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清政府的全权代表则是李鸿章。在谈判桌上，李鸿章试图在割让台湾以及巨额赔款等问题上争取更好的条件，但是由于日本凭借军事上的优势，一直以威压的姿态对待清政府代表。

（二）条约内容及其影响

经过多轮谈判，4月17日，两国全权代表在《马关条约》上签字。条约的内容主要包括：

• 承认朝鲜独立：清政府承认朝鲜的独立，之前的朝贡仪礼予以废止。这意味着朝鲜不再是中国的藩属国，改变了东亚传统的宗藩秩序。
• 割让领土：清政府向日本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这一割让使得日本获得了大片领土，尤其是台湾，为其成为一个拥有殖民地的帝国迈出了重要一步。
• 赔款：清政府需要赔款白银2亿两（折合当时的日元大约3.1亿日元）。这笔巨额赔款极大地加重了清政府的财政负担，也为日本提供了大量的资金用于后续的发展。
• 开放城市和港口：清政府在承认已经对西方列强开放的城市和港口的同时，增加沙市、重庆等四个城市对日本开放，日本同时还获得了在这些地区通商、兴业等方面的特权。这进一步扩大了日本在中国的经济利益范围。

根据这一条约，日本不仅获得了对朝鲜的实际支配权，还在东亚地区确立了自己的强势地位。

六、三国干涉还辽与日本的转变

（一）列强的干涉

然而，日本的扩张并未能完全如愿。4月23日，俄国、法国和德国三国劝告日本政府将辽东半岛交还中国。俄国之所以带头干涉，是因为辽东半岛是其进入远东的重要门户。法国与俄国结盟，在俄国的邀请下给予了支持。德国则是为了减轻在欧洲受到来自俄法同盟的压力，试图将俄国的注意力引向远东，所以也加入了干涉的行列。而之前日本所倚重的英国，在亚美尼亚、印度、非洲等处都需要与俄国和法国协调，无暇替日本火中取栗。

（二）日本国内的反应

5月5日，日本政府向三国通报交还辽东半岛，8日，与清政府互换了两国条约的批准书（此后，日本又从清政府获得还辽补偿金3000万两白银）。这一结果让一直狂热支持战争的日本国民感到极为愤怒。报纸、杂志一边倒地批判政府，“卧薪尝胆”的口号开始在日本国内盛行起来。这种愤怒情绪逐渐演变为排外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潮。像德富苏峰这样原本倡导和平主义的知识分子，也因为这次事件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转变为讴歌帝国主义的吹鼓手。日本国家自身也开始直面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的走向问题与“远东的危机”，并迅速朝着帝国主义国家的方向发展。

七、“远东的危机”与甲午战后的走向

（一）朝鲜局势的新变化

中日甲午战争是以控制朝鲜为目的的战争。在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发生之后，朝鲜政府内部出现了一批以闵妃为中心，向俄国靠拢的势力。日本为了巩固自己在朝鲜的地位，驻朝公使三浦梧楼与在汉城的公使馆官员以及日本军人合谋，在1895年10月8日发动了第三次拥立大院君的政变。他们侵入王宫，残杀了闵妃和宫内大臣，并做出焚烧丢弃尸首的暴行。这一事件激起了朝鲜民众强烈的反日情绪，各地纷纷爆发反日起义。随后，朝鲜国王高宗转移进入俄国驻朝鲜的公使馆，杀死亲日派大臣，并成立亲俄派内阁，俄国在朝鲜的影响力迅速增强。日本的朝鲜政策彻底破产。

（二）列强瓜分中国

与此同时，更大的问题是与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的清政府相关的国际情势瞬息万变。被迫缴纳3.6亿日元巨额赔款的清政府只能通过向俄国、英国、法国、德国借款来支付。这使得清政府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对西方列强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

从1895 – 1896年间，法国攫取了在中国华南的云南、广西、广东各地开采矿山和铺设铁路的权利，还获得了广州湾的租借权。俄国以借款回报为名获得了东清铁路的铺设权，并在一八九八年获得了三国干涉还辽后归还给中国的旅顺、大连的租借权，实现了多年来的梦想——拥有不冻港。德国以德国传教士被杀为借口，占领山东半岛的胶州湾，一八九八年将其变成自己的租借地，同时也获得了在山东省内的铁路铺设权以及铁路沿线的矿山开采权。英国则巩固了自己在华中地区的势力范围，获得了清政府不会将长江流域各省割让给他国的承诺。

这样一来，帝国主义列强以中日甲午战争为契机，将中国瓜分殆尽。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国内部出现了康有为等人领导的改革运动。他们以日本的明治维新为范本，在人才选拔、开设议会、保护奖励民营企业、改革科举考试等方面进行改革，希望通过这些改革方案掀起戊戌变法运动。然而，由于保守派官僚的支持以及慈禧太后一派的反击，这个变法运动仅仅持续了103天便夭折了。

八、国内政治的转换

（一）应对国际形势的举措

面对比所谓的“远东的危机”更为严峻的国际形势变化，日本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其基本方针体现在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的第九次议会（1895年12月至1896年3月）审议通过的战后运筹方略之中。方略的重点首先是扩张军备，同时还要扩大产业基础、加强实业教育等。在议会召开之前，陆海军就已经起草了扩张军备议案。陆军计划将现有的7个师团扩充为14个师团，海军要增加1万吨级的战舰6艘，新建包括巡洋舰、驱逐舰、鱼雷艇等合计74艘军舰，规模超过中日甲午战争之前的两倍多。虽然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支付的赔款可以作为资金的主要来源，但由于还需要增加铺设铁路、发展电信、拓展海外航线等支出，再加上扩充产业基础等费用，增加税收成为必然的选择。

1896年日本的年度支出总额达到了2.14亿日元，是中日甲午战争前两倍的规模，其中军事经费开支占到了总额的43.5%，次年这一比例更是达到了49.5%。为了筹集资金，第九次议会新增了注册税、营业税，同时还决定提高酿酒税，实施烟草专卖等措施。

（二）政党合作与政治格局的变化

为了实现战后的运筹部署，藩阀政府修正了此前的超然主义政策，意识到有必要与政党联手合作。自由党从第四次议会之后就开始接近藩阀政府。第二次伊藤博文内阁公开与以板垣退助为党魁的自由党联手并参与第九次议会。1896年4月，板垣退助进入伊藤博文内阁担任内务大臣。

第二次伊藤博文内阁之后是一八九六年九月成立的第二次松方正义内阁，在其与大隈重信率领的进步党（这一年三月以改进党为中心成立）联手中，大隈重信担任外务大臣，松方内阁也使为扩张军备而制定的巨额预算案得以通过。

但是，松方正义内阁在一八九八年制定预算时，将地租税收比例由2.5%增加到3.7%以求填补缺口，此举再次激化了政党之间的对立，一八九七年年末松方正义内阁集体辞职。此后的第三次伊藤博文内阁同样未能解决这种对立。另外，一八九八年三月进行的大选中，反对地租增税的自由党和进步党获得压倒性胜利，六月，两党合并成立了宪政党。

在议会中占据绝对多数的宪政党，使伊藤博文对解散议会已经不抱希望，表明了辞职的意图。但是，元老中找不到任何一个人想组建内阁。为此，伊藤博文向天皇推荐了宪政党的领导人大隈重信与板垣退助作为继任候选人。天皇命令大隈重信与板垣退助组建内阁，但是特别提及陆海军大臣除外。随后，天皇亲自命陆军大臣桂太郎与海军大臣西乡从道留任。桂太郎与西乡从道以大隈重信承诺不改变军备扩张政策为条件答应留任。这固然是在山县有朋等人的要求之下而出现的，但必须说是天皇本人破坏了内阁的统一性。首相大隈重信、内务大臣板垣退助领导下的新政府，除了陆海军大臣之外所有内阁成员都是宪政党党员，这是日本国家历史上第一次诞生的政党内阁（宪政党内阁也被称为“隈板内阁”）。

大隈重信内阁中各个部门的次官、局长、地方县长，很多是提拔宪政党党员来担任，在职位安排问题上，以前的自由党系统与进步党系统之间的对立也非常严重。就在这时，文部大臣尾崎行雄引发了“共和演说事件”。八月下旬，尾崎行雄在帝国教育会议上发表演说，抨击了金权政治，说如果日本实行共和政治的话，三井、三菱等大财阀就会成为总统候选人。针对这样的演说，宫中与枢密院的行政官员攻击其犯下不敬之罪，企图推翻内阁。天皇也对尾崎表达了不信任，最终尾崎行雄辞职。在下一任人选问题上，自由党和进步党两派对立更加尖锐，从十月末到十一月初宪政党分裂为宪政党（自由派）和宪政本党（进步派），大隈重信内阁仅仅维持了四个月就集体辞职。

之后藩阀势力再度崛起，山县有朋内阁成立。山县有朋通过给宪政党内大权在握的星亨做工作，与宪政党联手，最终通过了地租增税法案。

（三）一系列重要改革

山县有朋内阁接连推动了一系列重要改革。其中之一是修改《文官任用令》。在此之前，次官、局长以及其他敕任官等高级行政官员职位是自由任命的，这些职位逐渐被执政党的党员占据，政党的力量渗透到了行政官员体系中。为此，山县有朋内阁进行了修改，规定这些职位需要通过考试任用（即获得一定资格方可任用），且只能任命那些从帝国大学毕业并且通过高等文官考试（被简称为“高文”）的人员。这就强化了行政官员体系。同时，修改陆海军省官制，陆海军大臣的任用资格仅限于现役的大将和中将。这种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强化了军队的独立性，成为后来军部独断专行的原因之一。

此外，一九〇〇年三月，为了应对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社会运动的抬头，制定了《治安警察法》。

另外，同样是藩阀领导人的伊藤博文，为了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的政治运营一直尝试与政党联手，并慢慢感到其中的限制，一八九八年（明治三十一年）开始考虑自己创建政党组织。伊藤博文认为，在“远东的危机”状态下为了与列强竞争，有必要让实业家也参与政治；要想形成举国一致的体制，就有必要建立以国家利益为第一的政党。

配合伊藤博文计划的是宪政党，他们从当年还是自由党的时代就开始与伊藤博文内阁联手，希望以伊藤博文为党魁，强化行政官员势力的基础，一举变身为执政党。这一系列活动的结果是，一九〇〇年（明治三十三年）九月宪政党解体重组，形成了新的政党格局。

中日甲午战争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军事冲突，它深刻地影响了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国际关系以及各国的国内政治走向。日本通过这场战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扩张野心，但也面临着国际社会的质疑和国内政治的复杂变革。而中国则在这场战争后陷入了更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沼，开始了艰难的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