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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中世，孩童的成长环境有着独特的风貌。在筑工地边玩耍边工作的孩童，以及那些在河滩投石作战、大玩斗石游戏的孩子们，他们看似无忧无虑地度过着童年时光，但其实也在这个过程中接受着特殊的“教育”。这些孩子通常是看着父母亲工作，或者是在和亲戚、邻居交流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就像曾我兄弟那样，早年失去了父亲，只能辗转于亲戚家中生活。
说到财产继承，在当时可是有严格的规矩呢。财产由父母转让给子女共同继承，无论男女都有继承权，这体现了一种相对平等的思想。不过呢，为了保护土地转让，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有读书写字的能力才有继承权。这就像是给孩子们设置了一个小小的门槛，激励他们去学习文化知识。自己的土地自己守护是社会的一种常规理念。当土地的转让权利受到侵害时，就需要带着能够证明父母转移的土地权利文件向幕府控诉取回，而这些权利转让文件必须亲笔书写，这更加凸显了文字书写能力的重要性。正因为有这样的要求，所以在十三岁至十五岁之间举行元服成人礼是很正常的，这是孩子们走向成年世界的一个重要仪式，意味着他们即将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也拥有了更多的权利保障。
在庄园和公领土地上设立所谓馆的武士被幕府任命为地头后，由于直接侵入庄园领主的领地，导致地头与庄园领主之间纷争不断。一般多为庄园领主控诉地头不缴年贡，因此被移交至幕府裁判所。随着这些问题的产生，幕府的裁判所与法律也日趋完备。北条泰时设立评定众、制定《贞永式目》，之后执权的北条时赖又设立了专门负责诉讼审议的“引付”机构。
然而，在地头和庄园领主的审判中，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地头被认定为违背常理而控诉失败。但是，地头在当地掌握的权力非常大，所以后来改以和解（和与）的方式进行“地头请”，即由地头承担一定数额的年贡，或者是采用“下地中分”，给予地头一定土地，禁止其再侵犯其他土地。结果，地头也开始采用和庄园领主相同的统治方式。
另一方面，不在领地的武士数量不断增加。原因是“承久之乱”以后，东国御家人尽管从西国各地获得了“地头职”的恩赐，但却住在镰仓，很多御家人都改派代官到各地进行统治。新地头要么沿袭没收之前的武士权利，要么按照幕府和朝廷的规定（新补率法），例如每十一町田地免交一町田地的租税，或是每一反田加征五升米。如果选择后者，即使人住在当地也有诸多限制，因此通常都只派遣代官。随着不在领地的武士不断增加，当地的土地渐渐落入村落农民之手，被他们掌控。
在镰仓中期之前，庄民不仅要向庄园领主缴纳田地年贡，而且也要向地头缴纳公事（杂税）等税金。如果庄民拒绝缴纳，就会被地头拘役并课以罚金（过料），如果继续不缴纳罚金则可能会被当作下人卖出。在武士以开发领主的身份统治领地的背景下，武士虽然在农业经营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随着武士不再在当地定居，池塘和用水等灌溉设施改由庄民独自建造与维护，庄民取代武士成为农业经营的中心。不仅如此，对抗庄园和地头等领主的力量也在不断累积，并产生了村落独自的关系与联盟。
例如，一二六二年十月，琵琶湖湖畔附近的近江奥岛庄颁布了一个村内规定（掟）。根据规定，彼此口出恶言者将被驱逐出境，而批评数落村落者，就将其小屋烧毁。这一规定的出台是因为村民与庄官之间曾因设置湖岸的渔具发生矛盾。紧接着，村内也陆陆续续颁布了一些其他规定，例如驱逐背叛者的条款。最初这些规定是由村里的实权人士制定，奥岛庄起初签名者不过十五名，但一二七〇年竟然高达九十四名村民联署，表明村庄已经从以部分实权人士为中心向涵盖村民在内的区域性联盟发展。同样位于近江国的山村葛川也因为当地居民在一三一八年与邻近的伊香立庄发生纷争时制定了规定，并制作“起请文”（誓约文书），向神明发誓遵守规定，当时联署的村民有四十四名。甚至，领主为了赶走新进居民增加新的规定，却惨遭反弹，这也显示出村落的不断成长。
到了镰仓后期，村落内的联盟不断演进。以纪伊国的阿氐河庄为例，一二七五年上村的农民们以片假名记录地头的不法行为，并提出控诉。这里的地头是明惠出身的汤浅氏，一直住在京都，通过代官进行统治，引起了农民严厉的非难。控诉内容总共十三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四条，针对地头要在逃亡农民所留下的土地上播种麦子的命令，百姓一顿挞伐。命令具体内容如下：“汝等如不欲种此麦，则逐妻女，切耳削鼻，切发为尼，绳索缚之，苛责惩之。”这段引文真是生动得让人身临其境。庄民面对这样的暴力威胁，才逐渐发展到抵抗的地步。在此之前的抵抗，大多是反复逃至山林或是躲在家里，然而这次终于发展到共同申诉。上村农民结集的诉求是：“如前述条文所示，如此过度苛刻地逼迫，百姓则无法在此安居乐业。”这个诉求只是要求在自己生活的空间（所）下安堵（安居乐业）而已。此外，在伊予国以盐为年贡的庄园弓削岛庄，农民也于一三一四年控诉庄园领主代官的违法行径，他们打算如果控诉不成，则采取“离开领地”的逃散手段，破釜沉舟。由此可知，他们强烈希求的是能“安堵”的保障。
对于要求“安堵”的农民举动，阿氐河庄的地头谴责道：“这些农民百姓竟然打算通过成群结党，喝神水发誓来终止地头课税。”另外，若狭国的太良庄地头也加入批判行列，他批判道：“农民恶习就是成群结党。”齐心协力谴责地头的诉求是借由一揆联盟的方式提出来的，指在神明前面焚烧写着誓词的请愿书，将烧剩的灰放入水中，轮流喝下发誓的方式。若狭国太良庄于一三三四年八月就有五十九名农民一齐喝神水发誓，揭露地头代官的不法行为，诉请罢免。
其实，像这样一齐喝神水的控诉手段，原本就经常出现在寺院僧众中，但当农民也开始积极运用的时候，我们从中可以发现镰仓后期新动向的萌芽。寺院的僧众以往也是如此，通常采取“一味神水”的强诉形式，且不同于要求判断是非对错的诉讼，他们一般诉求的内容是恩赏与安堵（认定）。换言之，其具有的特性是，如果诉求没有得到回应，则不承认其领主的地位。正因为以神明为后盾，所以这样的诉求颇具公信力，多数农民诉求也都得到了认可。如一三一八年，丹波国的大山庄与身为领主代官的预所博弈后，终于签订了“百姓请”的年贡契约。换言之，此前的贡税额多以地头与领主约定的“地头请”方式缴纳，但从此以后农民也可以自行约定缴纳。根据契约，农民将田地分为上、中、下三类，分别确定年贡率，且不论风灾或水灾损失如何，每年都必须缴纳定额的年贡。在此之前，年贡率虽然较高，但如发生灾害，通常会进行调查再决定年贡量，而日后的年贡根据农民自我努力，由自己的努力来确保。在这份契约书中，村庄农民记录了自己拥有田地的面积和年贡量，并在书面上画押签名。如此，“百姓请”终于根据农民个人主体自我的意识完成，村庄也成为农民管理的地方，而且借由农民的自我能力，年贡终于确保了农民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
从镰仓时代后期开始，人口持续增加。虽然奈良时代曾留下约有四百五十八万人口的记录，但由于这是通过户籍掌握的数据，所以数字大致准确。有关中世的人口，日莲在书信中记载为“四十九亿八万”，不过这里的“亿”并非指现在通称的千万的十倍，而是指十万。因此，按现在的说法，当时日本人口应该是四百九十八万。从数字上看，好像没有特别增加，但实际上有几个证据可以证明人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增加的。
首先如前面所述，村落内的联盟已经很明确了，村民人数也已增加。其次，武士的数量增加，这使武士的分割继承变得困难，即使土地被转让也只不过是采用“一期分”方式，即仅限于一代所有，很多都已采用死后回归“实家”的转让方式。此外，没有领地的武士人口也在增加。无住的《沙石集》中记载了一位丹波武士的故事。由于兄弟较多，所以即使父亲将领地公平转让给儿子，他们还是无法担任公事职务，因此父亲决定将土地转让给其中一个比较有才华的儿子，其余就从担任家长的家督那里取得生活费维持生计。第三，考古学家发掘证实，大量古迹和聚落遗址被挖掘出土是在这个时期以后。第四，发现很多记载民众祈求及供奉在佛像胎内的遗物，当中也记载着很多人的姓名。与此相关，已经证实镰仓佛教开始采取教团的形式。第五是能够制止人口增长的机制未能运作。如《沙石集》中记载，修道圣人通常是通过单身来遵守戒律，发心（发菩提心）坚定，进行严格修行的僧人，其存在会抑制人口增长，但到了镰仓末期，这些具有智慧与才华的圣人变得非常少，一般多随波逐流，随着时代的变迁，甚至不知羞耻，拥有妻小。虽然上述哪一点都无法成为决定性的证据，但如果没有人口增长这些都是无法想象的事。
从市井的热闹景象也可以看出人口增加的情况。《东关纪行》作者眼中的尾张国萱津宿附近的市井如下：“萱津之东，行经萱津宿，彼处众人聚集，村中声响吵杂，听闻今日时值市集，来往之人，手中无不满手礼物。”引文叙述周边的农民及庄民聚集在该市集，人人手带市集买的“伴手礼”（土特产）回家，而从位于这附近的尾张国富田庄的绘图中清楚可见，沿着庄内川附近的东西和南北走向的道路，有不少住家与寺院。由此可见，东边的市集应该是兴建在庄内川的河滩地上，而以富田庄为主的附近庄园，每年以东海道地区的绢作为年贡上缴，附近又紧邻濑户和常滑陶器的产地，所以一般认为这些物产造就了市井的繁华。
同样将市集繁华的景象以视觉艺术的形式描绘出的作品还有《一遍圣绘》。其中所描绘的备前国福冈市集上临时搭建的店家里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商品，人们以米和布交换，绸缎和鱼鸟等也作为商品被摆放出来。另外，这个市集应该也位于河滩地上，当中可以看到把船划到岸边的男子，背着小孩的女人，以及马背上堆满米袋前往市集的男子的身影。不但如此，在市集的临时小屋里，有演奏琵琶、戴着乌帽子的男子，以及乞讨东西的乞丐，真是三教九流、各种各样的人都聚集在市集里。画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大瓶子。这是附近香登庄等地生产的备前烧陶器。这个时期，陶器的需求量非常大，各地都有生产。例如，除了备前烧之外，尾张有濑户烧和知多半岛的常滑烧，而北陆则有能登的珠洲烧等。它们都摆脱了长久以来的订货生产模式，转换成以消费为目标的生产模式。
上图中描绘的场景是武士想将一遍追到市集再砍杀，但被一遍的魅力折服，不久就出家了。诸如此类的事件在市集中经常发生。一过定期的市集日市集就变得很冷清，一遍曾造访的信浓伴野市成了乌鸦的巢穴。据说，一路行脚过来的一遍一行人念着佛号，附近的武士听到后就施斋给他们。之后，他们就在那位武士的宅邸里舞蹈念佛，一遍传播的信仰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庄园和公领的年贡主要根据田地与房屋的数量征收，而且缴纳的物品并不限于米。直接以米作为年贡缴纳的地区仅限于京都和镰仓附近，以及产米量较多的九州岛和北陆地区，其他大部分地区的年贡还是以当地特产为主。例如，濑户内海一带用盐，而东海道地方用丝绸，至于奥州一带则使用马、金或布等。此外，随着钱币的流通，使用钱币缴纳（代钱纳）的情况也变多了。因此，每个庄园要以什么作为年贡缴纳，以及如何决定“和市”以掌握年贡与米的交换比率等事项都是很大的问题，经常发生领主收到米以外的特产想以高价售出，结果引发当地农民抵制的事件。在这种背景下商人的势力发展壮大。
随着商品购买力的增长和人口增加带来的消费扩张，代替领主经营领地等经贸相关的商业活动变得热络，对此绘卷也对商人们的形象做了具体的描绘。《春日权现验记绘》是一部赞扬奈良春日社神威的绘卷，可以看到当时京都发生大火，很多房子被烧毁，然而只有供奉法相宗经典《唯识论》的兴福寺受到春日神的保护，没有被烧毁。不过，看了这部绘卷后会发现，供奉《唯识论》的兴福寺与白壁的仓库都有被烧过的痕迹，前面也有身为仓库主人的僧人及其妻子开始重建家园的场景。这个所谓“仓”的仓库具有耐火性才没有完全被烧毁，而神明所扮演的就像是这种具有耐火性的仓库墙壁的角色。这种仓库正是镰仓后期不断扩大业务的金融业者金库，被称为“土仓”。这些金融业者借收取土地担保出借金钱，以及代替领主经营土地等方法积累财富。据说镰仓末期光在京都就有多达三百五十家的土仓，业主大多与比叡山的僧人有所关联，且多半确是山僧无疑，甚至在前面绘卷中描绘的土仓中也出现了类似僧人装扮的人。另一方面，在经营高利贷的“借上”中也能看到女性的身影。《病草纸》中描写住在京都七条的“借上”女性的长相，“家境富裕，衣食无缺，故心宽体胖”。如此被描写得非常肥胖的债主，应该是靠小额金融成长起来的。其实，这些金融业者的演变正反映了都市社会的发展。
镰仓展现了典型的中世都市发展的真实样貌。据说，在赖朝进入镰仓设立御所时，大仓御所约有三百十一名御家人上朝出仕，在其周围也设立了武士馆。不但如此，当时还修建道路，并将源氏守护神八幡宫迁移至御所附近，在御所南边兴建胜长寿院作为氏寺，并铺设连接鹤冈八幡宫与海边的若宫大道。比镰仓早一步着手具备这种都市形态的是奥州平泉。一般称为平泉馆的柳御所建在中尊寺金色堂的正面，其周围也逐渐形成了相应的城市布局。
总之，从孩童的成长与教育，到村落与武士之间的复杂关系，再到人口的流动、市井的繁华以及商人的活跃，最后到都市的发展，这一系列的现象构成了日本中世社会一幅丰富多彩的画卷。在这个画卷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个阶层的人们都在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努力奋斗，他们的故事充满了艰辛与希望，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结构的变化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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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孩童成长与财产继承
在日本中世，孩童的成长环境有着独特的风貌。在筑工地边玩耍边工作的孩童，以及那些在河滩投石作战、大玩斗石游戏的孩子们，他们看似无忧无虑地度过着童年时光，但其实也在这个过程中接受着特殊的“教育”。这些孩子通常是看着父母亲工作，或者是在和亲戚、邻居交流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就像曾我兄弟那样，早年失去了父亲，只能辗转于亲戚家中生活。
说到财产继承，在当时可是有严格的规矩呢。财产由父母转让给子女共同继承，无论男女都有继承权，这体现了一种相对平等的思想。不过呢，为了保护土地转让，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有读书写字的能力才有继承权。这就像是给孩子们设置了一个小小的门槛，激励他们去学习文化知识。自己的土地自己守护是社会的一种常规理念。当土地的转让权利受到侵害时，就需要带着能够证明父母转移的土地权利文件向幕府控诉取回，而这些权利转让文件必须亲笔书写，这更加凸显了文字书写能力的重要性。正因为有这样的要求，所以在十三岁至十五岁之间举行元服成人礼是很正常的，这是孩子们走向成年世界的一个重要仪式，意味着他们即将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也拥有了更多的权利保障。
二、村落与武士之间的关系
（一）村落和一揆
1. 不在领地的武士带来的影响
在庄园和公领土地上设立所谓馆的武士被幕府任命为地头后，由于直接侵入庄园领主的领地，导致地头与庄园领主之间纷争不断。一般多为庄园领主控诉地头不缴年贡，因此被移交至幕府裁判所。随着这些问题的产生，幕府的裁判所与法律也日趋完备。北条泰时设立评定众、制定《贞永式目》，之后执权的北条时赖又设立了专门负责诉讼审议的“引付”机构。
然而，在地头和庄园领主的审判中，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地头被认定为违背常理而控诉失败。但是，地头在当地掌握的权力非常大，所以后来改以和解（和与）的方式进行“地头请”，即由地头承担一定数额的年贡，或者是采用“下地中分”，给予地头一定土地，禁止其再侵犯其他土地。结果，地头也开始采用和庄园领主相同的统治方式。
另一方面，不在领地的武士数量不断增加。原因是“承久之乱”以后，东国御家人尽管从西国各地获得了“地头职”的恩赐，但却住在镰仓，很多御家人都改派代官到各地进行统治。新地头要么沿袭没收之前的武士权利，要么按照幕府和朝廷的规定（新补率法），例如每十一町田地免交一町田地的租税，或是每一反田加征五升米。如果选择后者，即使人住在当地也有诸多限制，因此通常都只派遣代官。随着不在领地的武士不断增加，当地的土地渐渐落入村落农民之手，被他们掌控。
2. 庄民的负担与反抗
在镰仓中期之前，庄民不仅要向庄园领主缴纳田地年贡，而且也要向地头缴纳公事（杂税）等税金。如果庄民拒绝缴纳，就会被地头拘役并课以罚金（过料），如果继续不缴纳罚金则可能会被当作下人卖出。在武士以开发领主的身份统治领地的背景下，武士虽然在农业经营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随着武士不再在当地定居，池塘和用水等灌溉设施改由庄民独自建造与维护，庄民取代武士成为农业经营的中心。不仅如此，对抗庄园和地头等领主的力量也在不断累积，并产生了村落独自的关系与联盟。
例如，一二六二年十月，琵琶湖湖畔附近的近江奥岛庄颁布了一个村内规定（掟）。根据规定，彼此口出恶言者将被驱逐出境，而批评数落村落者，就将其小屋烧毁。这一规定的出台是因为村民与庄官之间曾因设置湖岸的渔具发生矛盾。紧接着，村内也陆陆续续颁布了一些其他规定，例如驱逐背叛者的条款。最初这些规定是由村里的实权人士制定，奥岛庄起初签名者不过十五名，但一二七〇年竟然高达九十四名村民联署，表明村庄已经从以部分实权人士为中心向涵盖村民在内的区域性联盟发展。同样位于近江国的山村葛川也因为当地居民在一三一八年与邻近的伊香立庄发生纷争时制定了规定，并制作“起请文”（誓约文书），向神明发誓遵守规定，当时联署的村民有四十四名。甚至，领主为了赶走新进居民增加新的规定，却惨遭反弹，这也显示出村落的不断成长。
到了镰仓后期，村落内的联盟不断演进。以纪伊国的阿氐河庄为例，一二七五年上村的农民们以片假名记录地头的不法行为，并提出控诉。这里的地头是明惠出身的汤浅氏，一直住在京都，通过代官进行统治，引起了农民严厉的非难。控诉内容总共十三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四条，针对地头要在逃亡农民所留下的土地上播种麦子的命令，百姓一顿挞伐。命令具体内容如下：“汝等如不欲种此麦，则逐妻女，切耳削鼻，切发为尼，绳索缚之，苛责惩之。”这段引文真是生动得让人身临其境。庄民面对这样的暴力威胁，才逐渐发展到抵抗的地步。在此之前的抵抗，大多是反复逃至山林或是躲在家里，然而这次终于发展到共同申诉。上村农民结集的诉求是：“如前述条文所示，如此过度苛刻地逼迫，百姓则无法在此安居乐业。”这个诉求只是要求在自己生活的空间（所）下安堵（安居乐业）而已。此外，在伊予国以盐为年贡的庄园弓削岛庄，农民也于一三一四年控诉庄园领主代官的违法行径，他们打算如果控诉不成，则采取“离开领地”的逃散手段，破釜沉舟。由此可知，他们强烈希求的是能“安堵”的保障。
对于要求“安堵”的农民举动，阿氐河庄的地头谴责道：“这些农民百姓竟然打算通过成群结党，喝神水发誓来终止地头课税。”另外，若狭国的太良庄地头也加入批判行列，他批判道：“农民恶习就是成群结党。”齐心协力谴责地头的诉求是借由一揆联盟的方式提出来的，指在神明前面焚烧写着誓词的请愿书，将烧剩的灰放入水中，轮流喝下发誓的方式。若狭国太良庄于一三三四年八月就有五十九名农民一齐喝神水发誓，揭露地头代官的不法行为，诉请罢免。
其实，像这样一齐喝神水的控诉手段，原本就经常出现在寺院僧众中，但当农民也开始积极运用的时候，我们从中可以发现镰仓后期新动向的萌芽。寺院的僧众以往也是如此，通常采取“一味神水”的强诉形式，且不同于要求判断是非对错的诉讼，他们一般诉求的内容是恩赏与安堵（认定）。换言之，其具有的特性是，如果诉求没有得到回应，则不承认其领主的地位。正因为以神明为后盾，所以这样的诉求颇具公信力，多数农民诉求也都得到了认可。如一三一八年，丹波国的大山庄与身为领主代官的预所博弈后，终于签订了“百姓请”的年贡契约。换言之，此前的贡税额多以地头与领主约定的“地头请”方式缴纳，但从此以后农民也可以自行约定缴纳。根据契约，农民将田地分为上、中、下三类，分别确定年贡率，且不论风灾或水灾损失如何，每年都必须缴纳定额的年贡。在此之前，年贡率虽然较高，但如发生灾害，通常会进行调查再决定年贡量，而日后的年贡根据农民自我努力，由自己的努力来确保。在这份契约书中，村庄农民记录了自己拥有田地的面积和年贡量，并在书面上画押签名。如此，“百姓请”终于根据农民个人主体自我的意识完成，村庄也成为农民管理的地方，而且借由农民的自我能力，年贡终于确保了农民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
三、人口流动与市井繁华
（一）人口的增加
从镰仓时代后期开始，人口持续增加。虽然奈良时代曾留下约有四百五十八万人口的记录，但由于这是通过户籍掌握的数据，所以数字大致准确。有关中世的人口，日莲在书信中记载为“四十九亿八万”，不过这里的“亿”并非指现在通称的千万的十倍，而是指十万。因此，按现在的说法，当时日本人口应该是四百九十八万。从数字上看，好像没有特别增加，但实际上有几个证据可以证明人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增加的。
首先如前面所述，村落内的联盟已经很明确了，村民人数也已增加。其次，武士的数量增加，这使武士的分割继承变得困难，即使土地被转让也只不过是采用“一期分”方式，即仅限于一代所有，很多都已采用死后回归“实家”的转让方式。此外，没有领地的武士人口也在增加。无住的《沙石集》中记载了一位丹波武士的故事。由于兄弟较多，所以即使父亲将领地公平转让给儿子，他们还是无法担任公事职务，因此父亲决定将土地转让给其中一个比较有才华的儿子，其余就从担任家长的家督那里取得生活费维持生计。第三，考古学家发掘证实，大量古迹和聚落遗址被挖掘出土是在这个时期以后。第四，发现很多记载民众祈求及供奉在佛像胎内的遗物，当中也记载着很多人的姓名。与此相关，已经证实镰仓佛教开始采取教团的形式。第五是能够制止人口增长的机制未能运作。如《沙石集》中记载，修道圣人通常是通过单身来遵守戒律，发心（发菩提心）坚定，进行严格修行的僧人，其存在会抑制人口增长，但到了镰仓末期，这些具有智慧与才华的圣人变得非常少，一般多随波逐流，随着时代的变迁，甚至不知羞耻，拥有妻小。虽然上述哪一点都无法成为决定性的证据，但如果没有人口增长这些都是无法想象的事。
（二）市井的繁华
从市井的热闹景象也可以看出人口增加的情况。《东关纪行》作者眼中的尾张国萱津宿附近的市井如下：“萱津之东，行经萱津宿，彼处众人聚集，村中声响吵杂，听闻今日时值市集，来往之人，手中无不满手礼物。”引文叙述周边的农民及庄民聚集在该市集，人人手带市集买的“伴手礼”（土特产）回家，而从位于这附近的尾张国富田庄的绘图中清楚可见，沿着庄内川附近的东西和南北走向的道路，有不少住家与寺院。由此可见，东边的市集应该是兴建在庄内川的河滩地上，而以富田庄为主的附近庄园，每年以东海道地区的绢作为年贡上缴，附近又紧邻濑户和常滑陶器的产地，所以一般认为这些物产造就了市井的繁华。
同样将市集繁华的景象以视觉艺术的形式描绘出的作品还有《一遍圣绘》。其中所描绘的备前国福冈市集上临时搭建的店家里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商品，人们以米和布交换，绸缎和鱼鸟等也作为商品被摆放出来。另外，这个市集应该也位于河滩地上，当中可以看到把船划到岸边的男子，背着小孩的女人，以及马背上堆满米袋前往市集的男子的身影。不但如此，在市集的临时小屋里，有演奏琵琶、戴着乌帽子的男子，以及乞讨东西的乞丐，真是三教九流、各种各样的人都聚集在市集里。画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大瓶子。这是附近香登庄等地生产的备前烧陶器。这个时期，陶器的需求量非常大，各地都有生产。例如，除了备前烧之外，尾张有濑户烧和知多半岛的常滑烧，而北陆则有能登的珠洲烧等。它们都摆脱了长久以来的订货生产模式，转换成以消费为目标的生产模式。
上图中描绘的场景是武士想将一遍追到市集再砍杀，但被一遍的魅力折服，不久就出家了。诸如此类的事件在市集中经常发生。一过定期的市集日市集就变得很冷清，一遍曾造访的信浓伴野市成了乌鸦的巢穴。据说，一路行脚过来的一遍一行人念着佛号，附近的武士听到后就施斋给他们。之后，他们就在那位武士的宅邸里舞蹈念佛，一遍传播的信仰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四、商人与都市的发展
（一）商人的动向
庄园和公领的年贡主要根据田地与房屋的数量征收，而且缴纳的物品并不限于米。直接以米作为年贡缴纳的地区仅限于京都和镰仓附近，以及产米量较多的九州岛和北陆地区，其他大部分地区的年贡还是以当地特产为主。例如，濑户内海一带用盐，而东海道地方用丝绸，至于奥州一带则使用马、金或布等。此外，随着钱币的流通，使用钱币缴纳（代钱纳）的情况也变多了。因此，每个庄园要以什么作为年贡缴纳，以及如何决定“和市”以掌握年贡与米的交换比率等事项都是很大的问题，经常发生领主收到米以外的特产想以高价售出，结果引发当地农民抵制的事件。在这种背景下商人的势力发展壮大。
随着商品购买力的增长和人口增加带来的消费扩张，代替领主经营领地等经贸相关的商业活动变得热络，对此绘卷也对商人们的形象做了具体的描绘。《春日权现验记绘》是一部赞扬奈良春日社神威的绘卷，可以看到当时京都发生大火，很多房子被烧毁，然而只有供奉法相宗经典《唯识论》的兴福寺受到春日神的保护，没有被烧毁。不过，看了这部绘卷后会发现，供奉《唯识论》的兴福寺与白壁的仓库都有被烧过的痕迹，前面也有身为仓库主人的僧人及其妻子开始重建家园的场景。这个所谓“仓”的仓库具有耐火性才没有完全被烧毁，而神明所扮演的就像是这种具有耐火性的仓库墙壁的角色。这种仓库正是镰仓后期不断扩大业务的金融业者金库，被称为“土仓”。这些金融业者借收取土地担保出借金钱，以及代替领主经营土地等方法积累财富。据说镰仓末期光在京都就有多达三百五十家的土仓，业主大多与比叡山的僧人有所关联，且多半确是山僧无疑，甚至在前面绘卷中描绘的土仓中也出现了类似僧人装扮的人。另一方面，在经营高利贷的“借上”中也能看到女性的身影。《病草纸》中描写住在京都七条的“借上”女性的长相，“家境富裕，衣食无缺，故心宽体胖”。如此被描写得非常肥胖的债主，应该是靠小额金融成长起来的。其实，这些金融业者的演变正反映了都市社会的发展。
（二）镰仓的发展
镰仓展现了典型的中世都市发展的真实样貌。据说，在赖朝进入镰仓设立御所时，大仓御所约有三百十一名御家人上朝出仕，在其周围也设立了武士馆。不但如此，当时还修建道路，并将源氏守护神八幡宫迁移至御所附近，在御所南边兴建胜长寿院作为氏寺，并铺设连接鹤冈八幡宫与海边的若宫大道。比镰仓早一步着手具备这种都市形态的是奥州平泉。一般称为平泉馆的柳御所建在中尊寺金色堂的正面，其周围也逐渐形成了相应的城市布局。
总之，从孩童的成长与教育，到村落与武士之间的复杂关系，再到人口的流动、市井的繁华以及商人的活跃，最后到都市的发展，这一系列的现象构成了日本中世社会一幅丰富多彩的画卷。在这个画卷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个阶层的人们都在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努力奋斗，他们的故事充满了艰辛与希望，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结构的变化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