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末时期的日本政治变革：从幕府到明治政府的转型之路 🌸

一、幕府时期的改革构想

（一）庆应时期的设想

在庆应时期，幕府对于国家体制的改革有了更加具体的规划。这一时期的改革方案可谓是集大成者，融合了多种思想元素。

1. 赤松小三郎的意见书
2. 在1867年（庆应三年）七月，信州上田藩士赤松小三郎提出了一种立足于公武合体论的内阁制和两院制设想。他主张从将军、公家、诸大名、旗本等群体中甄选六名有才能且通晓各种知识的人组成内阁。其中一人担任行政府长，负责行政事务；其他五人分别管理财政、外交、军事、刑法、租税等重要部门。这种“天朝之下的内阁制”体现了对传统权力结构的一种整合与创新。
3. 议政局分为上下两局，上局成员从公家、诸大名、旗本中挑选约三十人，下局则从各藩选拔约一百三十人。议政局负责立法工作，所有国事需要经过上下两局决议后上报朝廷批准执行。这种制度设计试图在传统的封建等级体系内引入一种新的决策机制，让更多的势力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
4. 津田真道的“日本国总制度”方案
5. 同年的九月，洋学者津田真道向幕府提出的方案具有鲜明的近代化色彩。他建议由德川氏担任管辖全国的总政府（行政府）长，掌握军权。立法方面由总政府和法制上下两院分掌，虽然具体分掌方案不明，但这种将立法权与行政权分开的思想是受到了欧洲近代制度的影响。两院的构成人员包括诸大名和全国人民代表（按照十万人中选一人的比例），这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民众的参与性。而且该方案强调全国政权以德川庆喜为核心，这是为了维护德川家族的政治地位。
6. 松平乘谟的方案
7. 十月十八日松平乘谟提出的方案与津田真道的方案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他的方案中，在“全国”和“州郡”设立上下议事院。“全国”上院从诸大名中选出十人，“全国”下院三十席位从大小名中公平选举。“州郡”上院（十名）也从大小名中选出，而“州郡”下院（三十名）则包括藩士在内的广泛人才。这个方案进一步强调了选举的重要性，并且规定一切国政都要经过上下院审议，其决定事项连主上（天皇）也不能有异议。同时，还提出了设置“全国守护之兵”的计划，通过新设海陆军来加强国防力量，军官从大小名、藩士中推举，费用来源较为多元，包括诸大名、寺院缴纳的部分石高以及商税等。这一方案旨在构建一个相对民主的决策体系，同时也注重军事力量的建设，以应对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局势。
8. 西周的“大君”制国家设想
9. 到了十一月，西周起草的《议题草案》中的“大君”制国家设想更为宏大。在这个设想中，大君处于中央权力的顶点，行政机关公府设在大阪，下设五个事务府（将来可能增加到六个），每个事务府都有宰相进行管辖。这种布局体现了对大阪地区经济和政治潜力的重视，意图将其打造成控制全国政治、经济的核心枢纽。
10. 议政院作为立法机关，分为上下两院。上院由一万石高以上的大名组成，下院则由各藩主从本藩中选出的德高望重之人组成。大君不仅拥有行政权，还能横跨公府和议政院，作为元首掌握人事权、赏罚权、法令法度制定权等，同时还是上院议长，有权解散下院。这种权力分配方式赋予了大君极大的权威，几乎涵盖了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各藩虽然保持现有的藩领，但江户由德川氏直辖，军权暂时由各藩掌握，最终会收归大君。天皇被限制在山城国内，主要享有元号、度量衡制定权、封爵权和宗教（佛教）权等象征性的权力，对议政院议定的法律只有钦定权而无否决权，不具备独立的军权。这样的安排实际上是为了将实际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实权都集中在大君手中，使大君成为类似于欧洲君主的角色，如英国国王、土耳其苏丹、俄国沙皇等的高度权威人物。

（二）未发的可能性

这些幕府时期的改革构想虽然未能实现，但它们并非完全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变革时期本身就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就像一条条岔路摆在历史的面前。如果内部条件或者外部环境稍有不同，也许另一种可能就会成为现实，从而改写日本的历史进程。例如，如果德川庆喜能够成功地推行“大君”制国家设想，那么日本可能会走上一条不同于明治维新的发展道路。从遗留下来的史料来看，当时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些未被选择的道路，它们与后来教科书记载的历史有着很大的差异。

• 从幕府的角度看，当大政奉还迫在眉睫时，庆喜仍然希望通过西周的智囊团找到出路。如果将“大君”制国家设想放在当时的时间线中考虑，比如在大政奉还（1867年十月十四日）之后、王政复古（同年十二月九日）之前，庆喜或许有机会利用国际社会对幕府的认可（如幕府向各国使臣宣告对履行条约负责）以及国内部分势力的支持（如老中兼陆军总裁松平乘谟率幕府军上京等情况），逐步推进自己的改革设想。然而，讨幕派深感危机重重，发动了王政复古政变，废除了幕府和摄关制，使得庆喜的计划难以实施。
• 而从整个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这些未发的可能性反映了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它提醒我们不能仅仅以胜利者的角度去看待历史，因为败者一方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和经历。那些被踩踏的一方所承受的痛楚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它们与未发的可能性相结合，构成了更加完整、客观的历史画卷。

二、明治政府的成立

（一）《五条誓文》和相关事件

1. 《五条誓文》的内容及其意义
2. 《五条誓文》发布于1868年（明治元年）三月十四日，是由睦仁天皇在京都御所内的紫宸殿率领众多官员对天地神明宣誓的文书。其内容包括广兴会议、上下一心、官武一途下至庶民各遂其志、破旧来陋习遵天地之公、求知识于世界振皇统之根基等五个方面。
3. 这篇誓文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首先，它明确了天皇作为新政府权力主体的权威性，尽管宣誓的对象并非人民，而是天地神明。其次，誓文每经过一次修改就变得更加抽象，例如福冈版本中的“兴列侯会议”改为“广兴会议”。这种修改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考量。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公议政体派以此为借口召开大名会议发起反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人以尊重公议的印象，吸引各方势力聚集到新政权身边。
4. 与对外形势的关系
5. 当时日本面临着复杂的对外形势，诸如神户事件、堺事件、英国公使帕克斯袭击事件等外国人被杀伤事件不断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新政府如果不展示自己的开明性，就难以获得列强的支持。而没有列强的支持，戊辰战争的前景将会非常暗淡。所以，《五条誓文》采用了开明的文言，以展示新政府愿意接受西方文明的态度。
6. 《五榜揭示》的作用
7. 《五榜揭示》是在《五条誓文》发出的第二天发布的，它正儒教道德之五伦，戒恶业、禁党徒、禁强诉、禁逃散、禁天主教等。这些规定一方面强调了儒家道德规范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进行约束。例如禁止党徒活动是为了防止民间政治势力的过度活跃影响社会稳定；禁止强诉则是为了维护统治秩序。从整体上看，《五榜揭示》与《五条誓文》看似矛盾，但实际上是一个盾牌的两面。《五条誓文》侧重于展示新政府的开明性以获取支持，《五榜揭示》则注重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两者共同服务于新政府的建立和巩固。

（二）明治政府的发展历程

1. 木户孝允与迁都大阪论
2. 在明治初期，木户孝允提出了迁都大阪的论点。这一观点不仅仅是要将首都从京都迁到大阪，更是要打破束缚京都公家的传统观念。通过将天皇带到人民面前，塑造天皇作为“人民的父母”的形象，使其能够带来无上的恩惠。同时，他们认为天皇应该具有强大的权威，只要天皇一下命令，天下都要抖三抖。这种思想是为了建立一个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强大皇威的国家体制，以便与万国对峙。
3. 讨幕派掌握新政府主导权的努力
4. 木户、大久保等讨幕派在如何掌握新政府的主导权方面费尽心思。他们在处理亲征大阪等问题时，既要应对公家的反对意见，又要确保新政权的稳定和发展。例如，为了避免公议政体派利用“列侯会议”等字眼发起反攻，他们将誓文中的相关内容修改得更加抽象。同时，他们积极采取措施展示新政府的开明性，以吸引各方势力的支持，从而逐渐建立起以天皇为核心的明治政府。

总之，从幕府时期的改革构想到明治政府的成立，这一过程充满了曲折与探索。无论是幕府的种种设想，还是明治政府建立初期的各种举措，都是日本在面临国内外巨大变革压力下寻求生存与发展之道的表现。这段历史为我们展示了日本从封建幕府时代向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所经历的艰难抉择和伟大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