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一步网
作者：
在
在1905年3月1日开始的奉天会战，是一场规模宏大的战役。这场战役中，总人数达到32万的俄军和总人数为25万的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厮杀。战场上硝烟弥漫，双方互有攻守，枪炮声震耳欲聋 ☣️🔫。
对于日军来说，他们将这场战役视为如同“日俄战争中的关原之战”般具有重大意义。关原之战是日本历史上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它奠定了德川幕府统治的基础，而奉天会战也被日军寄予了类似的厚望，希望能在这场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从而改变战争局势。
经过数日的激战，在3月10日，俄军整体撤退，日军取得了胜利。然而，这并不是一场完美的胜利。从伤亡数字来看，日军伤亡人数为7万，而俄军伤亡人数则达到了9万，并且还有2万多人被俘。虽然日军在表面上赢得了这场战役，但他们的初衷——歼灭敌人主力的计划却遭到了失败。这意味着日军通过军事手段已经难以再取得更大的战果，满洲军总司令部和参谋本部都意识到除了等待使用政治手段解决以外已经别无他法。
当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经过八个月长途跋涉出现在对马海峡的时候，已经是5月27日。此时，迎头攻击的日本联合舰队（由东乡平八郎担任司令长官，旗舰为“三笠号”）早已严阵以待。
战斗瞬间爆发，猛烈的炮火犹如暴雨般倾泻在俄军舰队上，特别是针对俄军的旗舰“苏沃洛夫”号为首的主力舰艇。这场海战堪称海战史上前所未有的胜利。日本联合舰队凭借着出色的战术指挥和强大的火力，给予俄军毁灭性的打击 🚢💥。这一胜利不仅展示了日本海军的实力，也极大地影响了战争的整体走向。
随着日本海大战之后，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向日本驻美国公使高平小五郎发出了训令，请求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为日俄之间的和谈进行斡旋。这是因为日本已经不具备从军事上彻底战胜俄国的力量。
回顾一下日本国内的情况，尽管已经预见到日俄战争可能是超出日本国家能力范围的战争，但实际结果还是远远超过了此前的预期。战争期间的军费高达17.5亿日元，这个数字是中日甲午战争的7.5倍之多。如此庞大的军费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来源是大规模增加税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两次以非常特别税为名目的大规模增税。增加了地租、所得税、营业税、酒税等传统税种，并且新设了许多新的税种，例如毛织物消费税、石油消费税、通行税、织物消费税等。同时，还实行了烟草专卖和食盐专卖政策。这些举措使得增税总额超过了1.3亿日元，相当于开战之前一年的税收额。其中，大多数是增收的间接税和新设税种，这无疑加重了贫困者的负担 💸💰。
第二个来源就是发行国债。在日本国内发行了5次国债，总计4.35亿日元，还有其他临时事件公债共1.9亿日元。由于之前已经加税，消化国债变得十分困难，所以政府就通过府县—郡、市—町村的行政组织，向每一个国民强制摊派。仅仅依靠在国内增税和发行国债无法满足战争经费的需求，更多的资金不得不依赖发行外债。日本政府派遣日本银行副总裁高桥是清远赴美国，之后又赴英国，在纽约和伦敦募集外债。外债募集共进行了4次，总额达到7亿日元，占到所有战争经费的40%。可以说，日俄战争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从外国借钱来进行的一场战争。俄国也同样如此，他们凭借的是法国金融援助的基础。
在战争期间，人们把自己的父亲、兄弟、儿子送上战场，总人数达到108万。其中有8.8万人战死，受伤者更是多达37万人。除了亲人离散带来的痛苦之外，民众还面临着沉重的经济压力。由于被征收了重税并且强制购买国债，加上物价飞涨，民众的生活遭受着巨大的压迫。为了动员国民参与战争，政府通过报纸和宗教人士、各地的青年团和爱国妇人会（成立于1901年）、地方行政机关等途径，在试图鼓舞士气的同时，强行约束民众节约消费。在这种情况下，国民一面忍耐穷困潦倒的生活状况，一面配合战争，内心的不满也在不断积聚 😞💸。
最终，在八月十日，日俄讲和会议在美国的朴茨茅斯召开。日本方面的全权代表是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和驻美国公使高平小五郎，俄国方面的首席代表是维特。日本设定了一些讲和绝对必要条件，包括自由处置韩国的权利、俄罗斯军队撤离满洲、辽东半岛租借权以及长春至旅顺之间的铁路转让给日本等三项内容。相对必要条件则包括向日本支付战争赔款、割让库页岛全境等四项内容。但是，俄罗斯方面坚决反对支付战争赔款与割让库页岛，导致双方的谈判一度陷入僵局。在罗斯福总统的斡旋下，法国、德国等国也积极参与推动，俄国方面才认可将库页岛北纬50度以南割让给日本，而日本方面因为获得赔偿金无望也只好作罢。九月五日，《日俄讲和条约》（《朴茨茅斯条约》）签署。
在日俄战争爆发期间，日本就开始不断强化对韩国的支配。1904年（明治三十七年）八月，缔结了第一次日韩协约，韩国政府承诺雇佣日本政府推荐的日本财政顾问和外国外交顾问。日俄讲和之前的一九〇五年七月，美国陆军部部长塔夫脱与桂太郎首相协商决定，日本承认美国对菲律宾的控制，作为交换，美国承认日本对韩国的保护与监督。八月进一步改订了日英同盟，将该条约适用范围扩展到印度的同时，也承认了日本对韩国的保护与监督。《日俄讲和条约》中俄国也承认了同样的条款。这样一来，日本以配合西方列强实现在亚洲的殖民地控制为条件，获得了列强对其控制韩国的认可，这是一场典型的帝国主义式交易。
战后的一九〇五年（明治三十八年）十一月，日本派遣伊藤博文为特使前往韩国，以武力为后盾胁迫韩国政府签订了第二次日韩协约，剥夺了韩国的外交权。为了指挥和监理外交事务，专门设置了统监府，任命伊藤博文担任第一任统监。从外交权是国家主权最基本组成部分的角度来看，此时韩国已经丧失了独立地位，沦为日本的保护国。
韩国全境弥漫着反日的氛围，各地以儒生和农民为主纷纷开展反日义兵斗争。1907年六月，韩国皇帝秘密派遣使节参加在荷兰海牙召开的第二次万国和平会议，控诉日本将韩国变为保护国的非法性。知悉这一切的伊藤博文迫使皇帝退位，将第三次日韩协约强加给韩国。根据这一协约，统监不仅总揽外交大权，而且能够将其权力扩展至对内政各个方面的指导及高级官员的人事安排等，并解散了韩国的军队。
反对解散的一部分韩国军人与义兵运动相结合，抵抗实力得到极大的增强。1908年的顶峰时期，义兵的数量据说达到了7万人。这一情况促使日本国内出现了对伊藤博文统监政治的批判，政府内部吞并韩国的声音日益高涨。1909年六月，伊藤博文辞去统监一职，这一年的十月二十六日，伊藤博文在哈尔滨火车站被韩国独立运动领袖安重根射杀。
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五月，桂太郎内阁为了实现吞并韩国的目标，下令陆军大臣寺内正毅兼任统监，同年八月，逼迫韩国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将韩国的名称改为朝鲜，废止统监府，设置朝鲜总督府，寺内正毅就任第一任总督。朝鲜总督由陆海军大将亲自担任，归天皇直接统辖，拥有制定、公布朝鲜法律的权力，以及对驻扎在朝鲜的军队的指挥权。为了维持治安，将宪兵与警察合二为一，采取宪兵警察制度，监视的耳目遍布每一个角落。这种被称为“武断政治”的方式，使得日本对朝鲜的控制极为严密。
日俄战争中，日本获得了南库页岛和辽东半岛租借地（1906年被称为关东州，并设置关东都督府），加上这次吞并朝鲜全境，日本获得了比自己国土面积77%还多的殖民地，成为亚洲乃至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殖民帝国。日本舆论对吞并韩国众口一词加以赞美，国民也沉醉于这种所谓的荣耀之中，自诩为一流国家的骄傲与对朝鲜的蔑视变得根深蒂固。
1906年，日本将从俄国那里转让得来的长春至旅顺铁路作为干线，创建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满铁是一个国家性质的大企业，负责经营铁路沿线两侧附属地和主要车站所在城市，掌握其行政权，同时还要负责经营抚顺煤矿和鞍山钢铁厂等企业。其启动资金为2亿日元，其中政府出资一半，剩余的一半从民间募集而来。同时，在辽东半岛租借地设置了管理关东州的关东都督府，执掌行政的同时也常驻军队，包括负责满铁的保卫工作。这样关东都督府与满铁就成为一体，将南满洲一带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
日俄战争给日本国民带来了巨大牺牲，生活受到压迫，国民对于政府的不满不断郁积。这种不满集中爆发在《日俄讲和条约》签约的一九〇五年九月五日发生的“日比谷纵火打砸事件”。讲和问题同志联合会主办的反对讲和条约的国民大会演变为暴乱。日俄战争以没有赔款的讲和而告终，这让数万民众怒不可遏，他们袭击了内务大臣官邸和与政府相关的国民新闻社等处，而且在日落之后仍接二连三地焚烧警察署和派出所，甚至把数十台电车焚毁殆尽。政府在东京市及其周边发布戒严令，出动军队镇压了大规模的骚乱。因为该事件而被起诉的人数达到311名，其中除了作为领导者的几位议员、律师以及新闻记者之外，大部分都是所谓“工人、木匠、脚夫、车夫、马夫”等城市下层民众。以此事件为标志，反对讲和运动在全国蔓延开来，人们在一道三府四十二县的市、郡以及町村进行集会和举办演讲会。反对讲和运动的确有要求获得赔款和领土等帝国主义性质的一面，但也包含有要求以藩阀为中心的专制政治转变为立宪政治的一面。这次日比谷纵火打砸事件之后，国民政治上的诉求每每以民众骚乱的方式来表达。
针对这样的民众动向，日俄战争结束后面临重重难题的首相桂太郎和议会中占多数的立宪政友会的西园寺公望、原敬之间达成了轮流执政的协议，开始了所谓的“桂园时代”。
对日俄战争之后的政府来说，作为保有殖民地的帝国，巩固实力成为重要的课题。为此，需要进一步扩张军备，为国内产业的发展实现铁路国有化、扩建八幡钢铁厂、发展电信事业、兴修水利，以及进一步经营殖民地等，所有这些，政府必须拿出巨额财政支出。
与国家财政不断膨胀形成对比的是，只在战争期间征收的战时非常特别税在日俄战争之后仍继续征收，1908年还加征酒税、糖消费税，并且新设了石油消费税等名目，地方税、町村税也增加了：和中日甲午战争时期相比，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国民的纳税负担增加了三倍多。为此，税金滞纳者开始增多，市町村自治体逐渐失去活力。
在这样的状况下，政府希望把地方层面的町村变成国家的“细胞”，准备从国家发展的高度进行町村重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日俄战争结束之后，迅速以内务府为中心开始开展地方改良运动。
地方改良运动由第一次西园寺公望内阁的原敬内务大臣发起，此后的一九〇八年（明治四十一年）十月以《戊申诏书》的发布为契机，第二次桂太郎内阁的内务大臣平田东助、次官一木喜德郎全面推行。具体措施形形色色：第一，为了整顿町村的财政，通过统一村落所有的山林田野、设立产业工会、农事改革以提高生产效率，奖励纳税合作社、储蓄合作社等。第二，以一村一社为目标进行神社的合并以及风俗改良等，让町村的乡民至少能摆脱封闭的村落共同体意识，增强国家的归属感。内务省高度重视对运动推进负责人的培养，包括町长村长、地方政府官员和热心参与者，每年都召开地方改良事业讲习会。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尤其关注的组织之一是青年会。江户时代的农村社会中15岁以上到结婚之前的男子都从属于青年组，被委任从事乡村里的祭祀礼仪、戏剧等娱乐活动，负责消防和夜间巡逻等确保村庄安全的事宜，以及管理共有的山林、水利设施等。他们有青年宿舍，通过工作、游戏以及共同生活来培养彼此之间的合作精神，为了能真正成为村庄里的一员而学习掌握工作技能和礼仪。进入明治时代以后，为了给国家培养出有用的青年，政府通过小学义务教育和征兵制来尝试寻找替代江户时期青年组的组织，在农村青年中进行了类似的尝试。
曾经担任广岛县小学临时雇员的山本泷之助，在名为《农村青年》（1896年）的小册子中，反对当时提及青年便只想到大都市学生的风潮，强调没有学历的农村青年同样也是支撑国家的重要力量，呼吁建立以培养年轻人拥有自立与自信精神和与新时代相匹配的修养为目标的青年会。这种趋势，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已经在全国蔓延开来，青年会在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期间的军需物资调配、帮助出征士兵家庭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日俄战争结束后，内务省和文部省在青年会的培养方面用力甚巨，从村落单位到町村，进而到郡的联合体，青年会逐渐被系统化，直到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全国青年大会召开。这次大会通过了内务省当局制定的《青年团规十二则》，其中列举了以下原则：
如此一来，青年会就从中日甲午战争前后自主的活动团体，变成了配合国家以国民的整合和统一化为目标的教养团体，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
日俄战争之后的民众，不甘心自己的命运被国家玩弄于股掌之中。特别是在大城市里，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从农村流入大量人口，工人的数量不断增长。他们在极其恶劣的劳动环境和超低的待遇下痛苦挣扎的同时，也逐渐觉醒。1907年共发生了238起劳资纠纷，大都发生在军工厂、造船厂、矿山、煤矿等国营和大型企业之中。其中如足尾矿毒事件那样由社会主义者竭力组织并形成暴动，最终动用军队进行镇压的例子并不罕见。
不仅仅是劳工，大城市里的中小工商业者也由于深受增税的影响而对政府充满怨恨。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主义思想开始蔓延，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也开始传播各种新思潮，为即将到来的大正民主时代奠定了思想基础。
要发表评论，您必须先登录。
一、日俄战争中的重要战役——奉天会战与对马海战
（一）奉天会战：残酷的陆地对决
在1905年3月1日开始的奉天会战，是一场规模宏大的战役。这场战役中，总人数达到32万的俄军和总人数为25万的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厮杀。战场上硝烟弥漫，双方互有攻守，枪炮声震耳欲聋 ☣️🔫。
对于日军来说，他们将这场战役视为如同“日俄战争中的关原之战”般具有重大意义。关原之战是日本历史上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它奠定了德川幕府统治的基础，而奉天会战也被日军寄予了类似的厚望，希望能在这场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从而改变战争局势。
经过数日的激战，在3月10日，俄军整体撤退，日军取得了胜利。然而，这并不是一场完美的胜利。从伤亡数字来看，日军伤亡人数为7万，而俄军伤亡人数则达到了9万，并且还有2万多人被俘。虽然日军在表面上赢得了这场战役，但他们的初衷——歼灭敌人主力的计划却遭到了失败。这意味着日军通过军事手段已经难以再取得更大的战果，满洲军总司令部和参谋本部都意识到除了等待使用政治手段解决以外已经别无他法。
（二）对马海战：海上力量的巅峰对决
当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经过八个月长途跋涉出现在对马海峡的时候，已经是5月27日。此时，迎头攻击的日本联合舰队（由东乡平八郎担任司令长官，旗舰为“三笠号”）早已严阵以待。
战斗瞬间爆发，猛烈的炮火犹如暴雨般倾泻在俄军舰队上，特别是针对俄军的旗舰“苏沃洛夫”号为首的主力舰艇。这场海战堪称海战史上前所未有的胜利。日本联合舰队凭借着出色的战术指挥和强大的火力，给予俄军毁灭性的打击 🚢💥。这一胜利不仅展示了日本海军的实力，也极大地影响了战争的整体走向。
二、日俄战争后的和平条约与财政压力
（一）《日俄讲和条约》的签订
随着日本海大战之后，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向日本驻美国公使高平小五郎发出了训令，请求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为日俄之间的和谈进行斡旋。这是因为日本已经不具备从军事上彻底战胜俄国的力量。
回顾一下日本国内的情况，尽管已经预见到日俄战争可能是超出日本国家能力范围的战争，但实际结果还是远远超过了此前的预期。战争期间的军费高达17.5亿日元，这个数字是中日甲午战争的7.5倍之多。如此庞大的军费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来源是大规模增加税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两次以非常特别税为名目的大规模增税。增加了地租、所得税、营业税、酒税等传统税种，并且新设了许多新的税种，例如毛织物消费税、石油消费税、通行税、织物消费税等。同时，还实行了烟草专卖和食盐专卖政策。这些举措使得增税总额超过了1.3亿日元，相当于开战之前一年的税收额。其中，大多数是增收的间接税和新设税种，这无疑加重了贫困者的负担 💸💰。
第二个来源就是发行国债。在日本国内发行了5次国债，总计4.35亿日元，还有其他临时事件公债共1.9亿日元。由于之前已经加税，消化国债变得十分困难，所以政府就通过府县—郡、市—町村的行政组织，向每一个国民强制摊派。仅仅依靠在国内增税和发行国债无法满足战争经费的需求，更多的资金不得不依赖发行外债。日本政府派遣日本银行副总裁高桥是清远赴美国，之后又赴英国，在纽约和伦敦募集外债。外债募集共进行了4次，总额达到7亿日元，占到所有战争经费的40%。可以说，日俄战争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从外国借钱来进行的一场战争。俄国也同样如此，他们凭借的是法国金融援助的基础。
（二）民众的生活困境
在战争期间，人们把自己的父亲、兄弟、儿子送上战场，总人数达到108万。其中有8.8万人战死，受伤者更是多达37万人。除了亲人离散带来的痛苦之外，民众还面临着沉重的经济压力。由于被征收了重税并且强制购买国债，加上物价飞涨，民众的生活遭受着巨大的压迫。为了动员国民参与战争，政府通过报纸和宗教人士、各地的青年团和爱国妇人会（成立于1901年）、地方行政机关等途径，在试图鼓舞士气的同时，强行约束民众节约消费。在这种情况下，国民一面忍耐穷困潦倒的生活状况，一面配合战争，内心的不满也在不断积聚 😞💸。
最终，在八月十日，日俄讲和会议在美国的朴茨茅斯召开。日本方面的全权代表是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和驻美国公使高平小五郎，俄国方面的首席代表是维特。日本设定了一些讲和绝对必要条件，包括自由处置韩国的权利、俄罗斯军队撤离满洲、辽东半岛租借权以及长春至旅顺之间的铁路转让给日本等三项内容。相对必要条件则包括向日本支付战争赔款、割让库页岛全境等四项内容。但是，俄罗斯方面坚决反对支付战争赔款与割让库页岛，导致双方的谈判一度陷入僵局。在罗斯福总统的斡旋下，法国、德国等国也积极参与推动，俄国方面才认可将库页岛北纬50度以南割让给日本，而日本方面因为获得赔偿金无望也只好作罢。九月五日，《日俄讲和条约》（《朴茨茅斯条约》）签署。
三、殖民扩张的步伐——兼并韩国与经营满洲
（一）对韩国的控制
在日俄战争爆发期间，日本就开始不断强化对韩国的支配。1904年（明治三十七年）八月，缔结了第一次日韩协约，韩国政府承诺雇佣日本政府推荐的日本财政顾问和外国外交顾问。日俄讲和之前的一九〇五年七月，美国陆军部部长塔夫脱与桂太郎首相协商决定，日本承认美国对菲律宾的控制，作为交换，美国承认日本对韩国的保护与监督。八月进一步改订了日英同盟，将该条约适用范围扩展到印度的同时，也承认了日本对韩国的保护与监督。《日俄讲和条约》中俄国也承认了同样的条款。这样一来，日本以配合西方列强实现在亚洲的殖民地控制为条件，获得了列强对其控制韩国的认可，这是一场典型的帝国主义式交易。
战后的一九〇五年（明治三十八年）十一月，日本派遣伊藤博文为特使前往韩国，以武力为后盾胁迫韩国政府签订了第二次日韩协约，剥夺了韩国的外交权。为了指挥和监理外交事务，专门设置了统监府，任命伊藤博文担任第一任统监。从外交权是国家主权最基本组成部分的角度来看，此时韩国已经丧失了独立地位，沦为日本的保护国。
韩国全境弥漫着反日的氛围，各地以儒生和农民为主纷纷开展反日义兵斗争。1907年六月，韩国皇帝秘密派遣使节参加在荷兰海牙召开的第二次万国和平会议，控诉日本将韩国变为保护国的非法性。知悉这一切的伊藤博文迫使皇帝退位，将第三次日韩协约强加给韩国。根据这一协约，统监不仅总揽外交大权，而且能够将其权力扩展至对内政各个方面的指导及高级官员的人事安排等，并解散了韩国的军队。
反对解散的一部分韩国军人与义兵运动相结合，抵抗实力得到极大的增强。1908年的顶峰时期，义兵的数量据说达到了7万人。这一情况促使日本国内出现了对伊藤博文统监政治的批判，政府内部吞并韩国的声音日益高涨。1909年六月，伊藤博文辞去统监一职，这一年的十月二十六日，伊藤博文在哈尔滨火车站被韩国独立运动领袖安重根射杀。
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五月，桂太郎内阁为了实现吞并韩国的目标，下令陆军大臣寺内正毅兼任统监，同年八月，逼迫韩国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将韩国的名称改为朝鲜，废止统监府，设置朝鲜总督府，寺内正毅就任第一任总督。朝鲜总督由陆海军大将亲自担任，归天皇直接统辖，拥有制定、公布朝鲜法律的权力，以及对驻扎在朝鲜的军队的指挥权。为了维持治安，将宪兵与警察合二为一，采取宪兵警察制度，监视的耳目遍布每一个角落。这种被称为“武断政治”的方式，使得日本对朝鲜的控制极为严密。
（二）经营满洲
日俄战争中，日本获得了南库页岛和辽东半岛租借地（1906年被称为关东州，并设置关东都督府），加上这次吞并朝鲜全境，日本获得了比自己国土面积77%还多的殖民地，成为亚洲乃至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殖民帝国。日本舆论对吞并韩国众口一词加以赞美，国民也沉醉于这种所谓的荣耀之中，自诩为一流国家的骄傲与对朝鲜的蔑视变得根深蒂固。
1906年，日本将从俄国那里转让得来的长春至旅顺铁路作为干线，创建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满铁是一个国家性质的大企业，负责经营铁路沿线两侧附属地和主要车站所在城市，掌握其行政权，同时还要负责经营抚顺煤矿和鞍山钢铁厂等企业。其启动资金为2亿日元，其中政府出资一半，剩余的一半从民间募集而来。同时，在辽东半岛租借地设置了管理关东州的关东都督府，执掌行政的同时也常驻军队，包括负责满铁的保卫工作。这样关东都督府与满铁就成为一体，将南满洲一带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
四、日俄战争后的社会与民众——大正民主时代前夕的动荡
（一）民众对政府的不满爆发
日俄战争给日本国民带来了巨大牺牲，生活受到压迫，国民对于政府的不满不断郁积。这种不满集中爆发在《日俄讲和条约》签约的一九〇五年九月五日发生的“日比谷纵火打砸事件”。讲和问题同志联合会主办的反对讲和条约的国民大会演变为暴乱。日俄战争以没有赔款的讲和而告终，这让数万民众怒不可遏，他们袭击了内务大臣官邸和与政府相关的国民新闻社等处，而且在日落之后仍接二连三地焚烧警察署和派出所，甚至把数十台电车焚毁殆尽。政府在东京市及其周边发布戒严令，出动军队镇压了大规模的骚乱。因为该事件而被起诉的人数达到311名，其中除了作为领导者的几位议员、律师以及新闻记者之外，大部分都是所谓“工人、木匠、脚夫、车夫、马夫”等城市下层民众。以此事件为标志，反对讲和运动在全国蔓延开来，人们在一道三府四十二县的市、郡以及町村进行集会和举办演讲会。反对讲和运动的确有要求获得赔款和领土等帝国主义性质的一面，但也包含有要求以藩阀为中心的专制政治转变为立宪政治的一面。这次日比谷纵火打砸事件之后，国民政治上的诉求每每以民众骚乱的方式来表达。
针对这样的民众动向，日俄战争结束后面临重重难题的首相桂太郎和议会中占多数的立宪政友会的西园寺公望、原敬之间达成了轮流执政的协议，开始了所谓的“桂园时代”。
（二）地方改良运动与民众思想的变化
对日俄战争之后的政府来说，作为保有殖民地的帝国，巩固实力成为重要的课题。为此，需要进一步扩张军备，为国内产业的发展实现铁路国有化、扩建八幡钢铁厂、发展电信事业、兴修水利，以及进一步经营殖民地等，所有这些，政府必须拿出巨额财政支出。
与国家财政不断膨胀形成对比的是，只在战争期间征收的战时非常特别税在日俄战争之后仍继续征收，1908年还加征酒税、糖消费税，并且新设了石油消费税等名目，地方税、町村税也增加了：和中日甲午战争时期相比，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国民的纳税负担增加了三倍多。为此，税金滞纳者开始增多，市町村自治体逐渐失去活力。
在这样的状况下，政府希望把地方层面的町村变成国家的“细胞”，准备从国家发展的高度进行町村重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日俄战争结束之后，迅速以内务府为中心开始开展地方改良运动。
地方改良运动由第一次西园寺公望内阁的原敬内务大臣发起，此后的一九〇八年（明治四十一年）十月以《戊申诏书》的发布为契机，第二次桂太郎内阁的内务大臣平田东助、次官一木喜德郎全面推行。具体措施形形色色：第一，为了整顿町村的财政，通过统一村落所有的山林田野、设立产业工会、农事改革以提高生产效率，奖励纳税合作社、储蓄合作社等。第二，以一村一社为目标进行神社的合并以及风俗改良等，让町村的乡民至少能摆脱封闭的村落共同体意识，增强国家的归属感。内务省高度重视对运动推进负责人的培养，包括町长村长、地方政府官员和热心参与者，每年都召开地方改良事业讲习会。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尤其关注的组织之一是青年会。江户时代的农村社会中15岁以上到结婚之前的男子都从属于青年组，被委任从事乡村里的祭祀礼仪、戏剧等娱乐活动，负责消防和夜间巡逻等确保村庄安全的事宜，以及管理共有的山林、水利设施等。他们有青年宿舍，通过工作、游戏以及共同生活来培养彼此之间的合作精神，为了能真正成为村庄里的一员而学习掌握工作技能和礼仪。进入明治时代以后，为了给国家培养出有用的青年，政府通过小学义务教育和征兵制来尝试寻找替代江户时期青年组的组织，在农村青年中进行了类似的尝试。
曾经担任广岛县小学临时雇员的山本泷之助，在名为《农村青年》（1896年）的小册子中，反对当时提及青年便只想到大都市学生的风潮，强调没有学历的农村青年同样也是支撑国家的重要力量，呼吁建立以培养年轻人拥有自立与自信精神和与新时代相匹配的修养为目标的青年会。这种趋势，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已经在全国蔓延开来，青年会在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期间的军需物资调配、帮助出征士兵家庭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日俄战争结束后，内务省和文部省在青年会的培养方面用力甚巨，从村落单位到町村，进而到郡的联合体，青年会逐渐被系统化，直到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全国青年大会召开。这次大会通过了内务省当局制定的《青年团规十二则》，其中列举了以下原则：
如此一来，青年会就从中日甲午战争前后自主的活动团体，变成了配合国家以国民的整合和统一化为目标的教养团体，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
（三）大城市民众的思想觉醒
日俄战争之后的民众，不甘心自己的命运被国家玩弄于股掌之中。特别是在大城市里，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从农村流入大量人口，工人的数量不断增长。他们在极其恶劣的劳动环境和超低的待遇下痛苦挣扎的同时，也逐渐觉醒。1907年共发生了238起劳资纠纷，大都发生在军工厂、造船厂、矿山、煤矿等国营和大型企业之中。其中如足尾矿毒事件那样由社会主义者竭力组织并形成暴动，最终动用军队进行镇压的例子并不罕见。
不仅仅是劳工，大城市里的中小工商业者也由于深受增税的影响而对政府充满怨恨。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主义思想开始蔓延，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也开始传播各种新思潮，为即将到来的大正民主时代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