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货币战争与G20解决方案：构建全球经济新秩序 New

在全球经济的舞台上，货币战争如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悄然展开。这场战役不仅关乎各国经济利益的争夺，更深刻影响着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发展。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欧亚大陆到南美巴西，每一个角落都弥漫着紧张的气息 😰。

欧元危机与全球合作

欧元作为欧洲统一货币，承载着欧洲一体化的梦想。然而，当性崩溃的阴影笼罩欧元时，其对美元的价值必然受到削弱。这将直接伤害美国在中东、拉美和南亚市场的竞争力，同时也会影响欧洲出口商品在美国市场的表现 🌍。令人惊讶的是，中国和美国这两个看似竞争激烈的经济体，在这一问题上却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它们都希望欧元能够存活，并且相对于美元和人民币升值，以帮助各自的出口产业。这种表面上的团结一致，实则反映了各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复杂关系。尽管它们动机各不相同，并且在其他领域可能存在着对抗趋势，但在避免欧元崩溃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 👥。

如果欧元真的崩溃，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中国将在债券收益上遭受巨大损失，人民币升值和出口损失也将同时发生。因此，中国仍然可能在一系列问题上与欧洲对峙，但它的西部战线目前一切平静。这种平衡能否继续，以及中国的魅力攻势在欧洲能否保持，尚有待观察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一致的目的意味着欧元有可能克服当前的危机，并在可预见的将来保持完好，尽管有潜在的债务重组和紧缩计划。然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各方能够在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平衡点。

巴西的货币困境

除了欧元区的危机之外，巴西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例子。巴西的命运充满了戏剧性和挑战。1994年底之前，巴西一直保持其货币雷亚尔与美元挂钩。然而，墨西哥的“龙舌兰危机”于1994年12月开始在全世界蔓延，对雷亚尔施压从而迫使巴西捍卫其货币。结果是雷亚尔计划，由巴西实施的一系列有控制的雷亚尔对美元的贬值。从1995年到1997年，雷亚尔贬值约30%。这一系列措施虽然暂时缓解了压力，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成功控制雷亚尔的美元价值到更可持续的水平后，巴西再次成为金融瘟疫的受害者。这次危机并非起源于拉丁美洲，而是来自远东。这场新的金融危机于1997年爆发，并在全世界蔓延：从泰国到印度尼西亚、韩国和俄罗斯，最后止于巴西。在那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紧急资金建立了货币防火墙，美联储则大幅降低利率以提供全球流动性。在金融风暴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推动下，巴西转向汇率自由浮动和更开放的资本账户，但仍然承受着周期性的收支平衡危机，并于2002年再次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援助 💡。

2002年的总统选举成为巴西命运的一个决定性转机，新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卢拉）上台后，巴西实现了自然资源出口能力的巨大提升，以及技术和制造业基础的重大进步。其安博威飞机具有世界水平，这使得巴西跃升为世界第三大飞机制造者。巨大的内部市场也成为吸引全球流动资本获取更高收益的磁石，特别是在美国和欧洲市场经历了2008年的恐慌之后。然而，好景不长，2009年～2010年间，雷亚尔大幅升值，从2.4雷亚尔兑换1美元变为1.69雷亚尔兑换1美元。在仅仅两年内雷亚尔相对美元升值了40%，对巴西的出口部门来说这是非常痛苦的。两年中，巴西与美国的双边贸易从大约150亿美元的盈余转变为60亿美元的赤字。这种对美国贸易顺差的崩溃，使得巴西财政部长吉多·曼泰加于2010年9月下旬宣布全球货币战争已经爆发。因为人民币与美元挂钩，雷亚尔对美元升值40%，也意味着雷亚尔对人民币升值40%。巴西的出口不仅在高端与美国技术竞争，也在低端与中国的组装品和纺织品对抗。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巴西通过央行干预货币以进行反击，要求任何做空美元的地方银行必须提高存款储备金率，并施行了其他形式的资本管制。

二十国集团的角色与作用

在全球经济面临诸多挑战的背景下，二十国集团（G20）应运而生，成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重要平台。G20是一个混合体，包括了曾是世界上最大的七个经济体组成的七国集团（G7），以及一些快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如巴西、中国、韩国、墨西哥、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同时，它还包括了其他一些国家，更多是基于其自然资源或地缘政治，而不是经济活力，例如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此外，又基于地理上的平衡加入了一些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G20额外邀约欧盟，虽然它不是一个国家，但其央行发行的货币是世界储备货币之一。其他一些经济大国，如西班牙、荷兰和挪威并未正式列入，但因其经济重要性，有时也会被邀请参加二十国集团会议。因此，二十国集团及其朋友们可能是一个更贴切的称呼 😊。

二十国集团会议是多层次运作的。每年有几次，各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开会讨论技术问题，并试图在具体目标及实施上达成共识。当然，最重要的会议是首脑峰会，出席者有各国的总统、总理和国王，他们定期会晤，讨论全球金融问题，重点在于国际货币体系结构以及防止货币战争的需求。正是在这些首脑峰会中，既在正式会议上，又在酒店套房的非正式会晤中，达成了塑造全球金融体系的实际交易。在这些总统和总理会议上穿梭的是独一无二的国际官僚——首脑幕僚，也称为夏尔巴人。夏尔巴人是国际金融技术专家，他们协助领导人制订议程、进行研究并起草会谈后晦涩难懂的公报。所有可能解决隐约逼近的货币战争的方法，都会在二十国集团会议这个主要平台上进行讨论。

对二十国集团而言，中国的加入显然好处多多。中国在双边会谈中经常拒绝妥协，因为它会把索求优惠看成是欺凌，从而一口回绝。但在二十国集团会议上，这不再是个问题，因为有多个议程同时议决。参会的较小国家对有机会在二十国集团会议上发声尤其感到高兴，因为它们缺乏自行推动市场的影响力。美国则受益于它的盟友们同在，从而避免了受到采取单方面行动的指责。所以，二十国集团对各方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G20的召集权与再平衡战略

1999年开始时，二十国集团会议只是一个财长会议，但是自2008年以来，演变为首脑峰会，对此，美国的小布什总统和法国的尼古拉·萨科齐总统作出了贡献。在雷曼兄弟和AIG于2008年9月崩溃之后，世界立即把注意力集中到此前预定在11月召开的二十国集团财长会议。2008年的恐慌是历史上最大的金融灾难之一，而中国作为世界最大投资者和潜在救援资金来源之一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当时，七国集团会议是引领经济协调的平台，但中国却不在其列。萨科齐和小布什实际上重演了电影《大白鲨》中的场景，片中罗伊·施奈德在首次看到鲨鱼后对罗伯特·肖说，“我们需要一艘更大的船”，而二十国集团，就是一艘在政治上和金融上都比七国集团大得多的船 🚢。

盖特纳的召集权概念指出，在危机中，一种合适参与者的组合可以在临时通知下聚集在一起开会应对问题。他们设定议程、分配任务和工作人员，并经过一段合适的时间（视情况的紧迫性而定，可以是一天或一个月）后重新召开会议，报告进展并设置新的目标，避免已然成习的官僚主义或刚性治理等常见的官场毛病。这个过程是盖特纳于1997年亚洲深陷金融危机时学到的。他再次看到它是1998年，对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救市成功。在那次危机中，“十四大家族”（当时的主要银行）的负责人，聚集一堂，在七十二小时内筹集了36亿美元现金救市，使得资金市场免于崩溃。2008年3月到7月，时任纽约联储主席的盖特纳，在美国政府采取临时救助手段以挽救贝尔斯登、房利美和房地美时，有效地使用了召集权。当2008年的恐慌于9月全力施虐时，主要参与者们都在实践着召集权。2008年11月的第一次二十国集团首脑峰会，可以被看成是盖特纳刺激下行使的召集权。

正是在二十国集团中，美国选择推动其对全球大贸易的愿景，盖特纳则以之“再平衡”的名义。要理解再平衡以及为什么它一直是美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只需回顾一下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2011年初，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至约14.9万亿美元。其构成分解如下：消费占71%；投资占12%；政府支出占20%；净出口-3%。这仅仅略高于美国经济在2007年衰退前达到的水平，经济增长并未足够快速到能显著减少2009年初非常高的失业水平。美国对经济疲软的传统疗法总是消费。政府支出和企业投资可能起作用，但占有70%或更多国内生产总值份额的美国消费者，一直是复苏的关键。低利率，更容易的借贷条款，不断上升的股市和信用卡债务的财富效应的某种组合，总是足以让消费者脱离恐惧而使经济再次复苏。但是这次传统疗法不起作用了。消费者过度举债。资产净值蒸发，事实上，许多美国人所欠的抵押贷款高于他们房屋的价值。随着失业率提高，退休迫在眉睫和子女的大学账单待付，消费者捉襟见肘。这种情况看起来将会持续很多年。

在全球货币战争的大背景下，各国需要更加紧密的合作，通过G20这样的平台来寻找共赢的解决方案。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应对各种经济挑战，实现全球经济的稳定与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