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
在中世纪早期的欧洲，法兰克王国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实体。随着历史的发展，法兰克人的统治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从最初的墨洛温王朝到后来的加洛林时期，每个阶段都展现出独特的政治和社会特征。本文将深入探讨法兰克王国的政治结构、法律体系、贵族阶层以及宗教与政治的互动关系。
墨洛温王朝的开端与萨利克法 💡
中叶，卢瓦尔河以北的所有人似乎都已被认为是法兰克人。从那以后，「罗马人」实际上指的就是阿基坦的居民了。法兰克人对立法的热衷程度比不上罗马人，他们的法律叫作「萨利克法」，其名来自西北方的「萨利」（Salian）法兰克部族。
最初的萨利克法是克洛维时期制定的，名为《萨利克法律公约》（Pactus Legis salicae）。这部法典中没有提到国王，而是把制定法律的功劳算在了四位神话传说中的先贤身上，这在所有的「蛮族」法典中是独一无二的。此外，地方社群中还设有「宣法者」（rachineburgii），负责在出现争端时「宣讲法律」，这种原生态的立法方式也保留在萨利克法中。实际上，在有文献记录的判例之中，绝大多数判决所援引的「萨利克法」条文在《萨利克法律公约》中根本查不到出处。
立法传统的缺失与王室的低调 😓
克洛维的继承者们也立过法，但只是偶尔为之。511—614年间的所有法律条文合编在一起也只有23页。由此可见，罗马帝国晚期和罗马-日耳曼时期的各项政治传统之中，立法方面的传统并没有太多保留到法兰克时期。总而言之，墨洛温王朝的历任国王在意识形态方面都比较低调。
教会的会议仍然在举行（同样也是6世纪多于7世纪），但是从流传下来的会议记录来看，这些会议主要都用来解决教会的内部冲突了，只有克洛塔尔二世和他的直接继承者在位的时期不是这样。王室的道德形象与他们能否为公众主持正义有关（如达戈贝尔特就因此得到正面评价，而希尔佩里克则因没能主持正义而遭到了图尔的格雷戈里的恶评），这是肯定的，但似乎与他们是否改变了国民的行为无关。
贵族阶层的财富与权力斗争 🏰
贵族的巨额财富与私人武装卫队 💸
国王身边围满了想为自己谋取好处的贵族，而这些贵族本身的富裕程度已经很惊人了。我们的史料中有几篇墨洛温时期的遗嘱，其中几篇的主人，如勒芒主教贝特朗（Bertram，616年后去世）、卡奥尔主教德西德里乌斯（Desiderius，650年去世），以及普罗旺斯贵族阿博（Abbo，约750年去世）等，都拥有超过75处房产。
在中世纪早期法兰克王国之外的世界里，我们还没有发现谁能拥有这么多财产，只有罗马帝国晚期最有钱的元老院议员才能与之匹敌。丕平家族的财富比上述这些人只多不少。当然，最富有的还要数阿吉洛尔芬家族。这个家族是7世纪早期权力最大、势力范围最广的贵族集团，在巴黎以东的莫（Meaux）拥有土地并建立了修道院［680年去世的鲁昂主教、权倾一时的奥多因（Audoin）与该家族有密切联系］，在莱茵兰也有地，还统治着巴伐利亚，甚至在653—712年间把意大利伦巴第的国王之位也揽了过来。
地产归属引发的政治紧张局势 🔥
圣但尼教堂保存的7世纪土地包租契约显示，在纽斯特里亚国王的根据地巴黎地区，除了国王拥有大量地产之外，他手下的大贵族们同样拥有很多地产。由地产归属引发的矛盾可能就是纽斯特里亚政治气氛紧张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在埃布罗恩当权的时期，而其最初的发端可能要追溯到一个世纪前的希尔佩里克时期。
在整个法兰克王国，仅仅是大贵族可能拥有巨额的财富这一个事实，就意味着这里的政治活动中充满了暴力，因为此时所有的世俗贵族都有军事背景——即使是朝廷内的专职行政官吏，也被认为有义务服兵役，并且要像军人那样着装，在工作时系一条精致的腰带。而且，土地财富所能买来的东西之中，最紧要的就是私人武装卫队。这是一个人体现自己野心的最明确的标志。
政治与宗教的互动 🙏
修道院与贵族庇护的关系 🏯
这些私人武装的存在是派系斗争的基础，尤其是7世纪晚期，不过其出现的时间最早可追溯至劳钦和乌尔西奥的时期，甚至更早。这些贵族拥有财富的情况在格雷戈里的记述和7世纪的各种档案中得到了清楚印证。在高卢南部，贵族拥有大量财富的现象在罗马帝国晚期就已经出现了，而且当时一些大家族的势力一直维持到7世纪，甚至有一家（皇帝阿维图斯以及希多尼乌斯·阿波黎纳里斯的后代）维持到了公元700年以后。
在高卢北部，罗马帝国晚期的情况不是很清楚，但是从各种观点的争论来看，不管是法兰克贵族还是罗马贵族（二者之间的界限在北方始终是模糊的），至少有一些大家族安然度过了克洛维上台前的混战和他上台后统一全国过程中的杀戮，持续生存到了格雷戈里所记载的时代。我们在第8章讨论贵族生活的更多细节，但是墨洛温时期的史料中所显现出的激烈政治派系斗争还说明了其他几个问题。
政治追求与贵族特权 👑
第一，政治追求从很早开始就被视为贵族的特权。格雷戈里还遇到过几位出身低微的伯爵的挑战，例如图尔的柳达斯特（Leudast of Tours，583年去世）。这个人是希尔佩里克的支持者，也是格雷戈里的反对者。但是，到了7世纪中期，出身低微的政治家就销声匿迹了。主教行列里还有一些出身相对贫寒的人，例如努瓦永的安利日（Eligius of Noyon，660年去世）和克莱蒙的柏莱日多，但贵族出身的人还是占绝大多数。
而且，这些主教中有越来越多的人过起了军人的生活，有些人还当上了军事领袖。第二，7世纪时，政治和宗教间的互动在影响贵族阶层的同时，自己也在发生变化。科伦巴努是墨洛温王朝北方中心地区第一个有重要影响的修道主义者。克洛塔尔重新完成统一后，国王、王后和贵族都开始资助修道院。
这些修道院大多沿袭了科伦巴努在勃艮第和吕克瑟伊设立的大修道院的传统。巴黎郊外的圣但尼堂也得到了达戈贝尔特的大笔资金支持。他和他的大多数继承者死后都葬在这里。高卢境内的其他宗教祭祀中心也都在660年左右被巴尔蒂尔德改造成了修道院。
教会与政治派系的争夺 🛡️
修道院与它们的建立者及其家族关系紧密，而较少依附其所在教区的主教。这表明政治和宗教间的互动已经越来越明显地与贵族和王室，以及家族的势力范围挂钩，而后者打破了原有的教区边界。这样，教会在7世纪逐渐变成了各个政治派系争夺的资源。这也有助于我们了解派系斗争，因为墨洛温王朝的现存文件和圣徒生平绝大多数来自修道院的存档以及宗教纪念文稿。
贵族对修道院的庇护还助长了一种观念，即贵族在宗教意义上有某种特殊性。即使到了今天，宗教的神圣往往也带有些许贵族色彩。与此相呼应的是，虽然主教和修道院经常发生矛盾，但占据主教职位的贵族还是越来越多。
最后一个关键点是，绝大多数贵族非常忠诚于墨洛温王朝的政治体系。他们大多住在乡间别墅里，也拥有乡间的地区宗教中心，但是这些地方并非真正的权力中心，贵族们也并不想借此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当土皇帝。确实，那些保留到现在的遗嘱表明，当时绝大部分地区出现了贵族地产集中化的趋势。
例如，卡奥尔的德西德里乌斯拥有的土地都在卡奥尔周边和邻近的阿尔比。但是，这些地区也都还有属于别人的土地，而且大多数大地主的土地不只局限在一处，有些人的土地离自己的根据地有数百千米之遥。这和10世纪及以后贵族们盘踞在各自的城堡里占山为王的情况大不相同（见第21章）。实际上，我们已经讲过，乌尔西奥的主根据地甚至连城堡之类的防御工事都没有。
可惜的是，这一时期的贵族居住地还几乎没有被考古学家们发掘过，但是我们拥有的其他文字史料仍可以证明上述论断。权力不是地方性的，也不需要用城墙去守卫，因为人们认为权力属于王室。也就是说，权力属于那些在朝廷有官职或者拥有「近王权」的人，两者兼具者当然权力更大。
所有大地主都希望得到这种权力或在宗教系统中获得类似地位。他们组织武装力量也是为了夺取这些，而不是地方自治。我们最多只能说，在7世纪晚期王权衰落的阶段里，有一些官员选择了其他的路径。例如，我们提到过，一些位于偏远地区的公爵以及普罗旺斯的贵族各自形成了地方割据势力。
在法兰克王国的核心地区，拥有类似地位的可能还有阿尔萨斯公爵，因为阿尔萨斯8世纪前期的文字史料一直没有提到国王，直到740年公爵家族后嗣无人或被剥夺爵位，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主教们的政治影响力主要集中在自己的教区，因此也有一些教区形成了地方自治体［按欧根·埃维希（Eugen Ewig）的话说就是「主教共和国」］。
这些自治主教后来成为查理·马特和他的儿子们打击的对象，例如奥尔良的尤奇里乌斯（Eucherius of Orléans，738年去世）。但是这些人还是少数，至少在法兰克王国的核心地区是少数。大多数贵族还是像埃布罗恩、丕平二世和查理·马特等人曾经做过的那样，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宫廷政治上。
地方政治与中央政治的平衡 🎯
地方政治的重要性与王室意志的体现 🏛️
这并不意味着地方政治一点都不重要。图尔的格雷戈里和7世纪的一些圣徒生平中所描述的城市，尤其是高卢南部的城市，似乎都有很活跃的政治派系活动。这些派系的争夺对象包括地方的主教职位和爵位。克莱蒙的城市政治活动得到了特别详尽的文字记录。在那里，伯爵都是由王室任命的，但多数是当地人。
他们掌控着城市领地内的军队和法庭。主教之中的本地人更多，外来的主教还会因此遇到麻烦——就像格雷戈里在图尔的遭遇那样，尽管他是继承了自己叔叔的职位，但是由于他是在克莱蒙长大的，有一些人还是认为他是外地人。主教的任命和希多尼乌斯时期差不多，一般都是由地方精英和邻近教区的主教来完成的，但是从格雷戈里的时代开始，国王拥有对主教人选的最终决定权，并且有权选择自己的候选人（例如格雷戈里）：
主教需要在政治上代表自己的城市，因此主教的具体人选对国王来说是有意义的。不过，最需对国王负责的恐怕还是伯爵，而主教们主要是对自己的教区负责。那些太热衷于在中央政府搞政治活动的主教可能会因此不受欢迎。梅斯的阿努尔夫就因为在王宫待的时间太长而差点被自己的教民们革职，而欧坦的路德加尔在676—678年被埃布罗恩彻底击败的过程中，也明显没有得到欧坦当地人的支持。
无论如何，这些地方社群还是与宫廷政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血缘、婚姻和庇护把一个社群和其他的社群联系在一起，也和更大的权力追求联系在一起；所有的主教和伯爵都要定期到朝廷去参与宫廷政治。那些「主教共和国」则因为被上述体系隔绝在外而势单力薄。
这种中央政治和地方政治的平衡，在卡奥尔的德西德里乌斯的身上体现得最为清楚，因为我们不仅有他的圣徒生平，还有他的书信集。他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映射出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克洛塔尔二世和达戈贝尔特一世在位期间，中央政府有一批受过良好教育和训练的行政官员，其中包括德西德里乌斯，也包括鲁昂的奥多因，后者曾是达戈贝尔特的咨询官，后于641年当了主教。
同一年当上主教的还有努瓦永的安利日，他此前是达戈贝尔特手下主要的财政官员（我们甚至发现了一些印有他头像的钱币）。德西德里乌斯的年龄稍微大一些，他曾经是克洛塔尔的财务官，后来又成为普罗旺斯贵族，最后于630年回到卡奥尔担任主教。这些才干出众的官员在朝廷为官时彼此都是朋友，而且从德西德里乌斯的信件中可以看出，他们在各自改任主教后也仍然维持着朋友的关系。
奥多因和安利日的教区都离纽斯特里亚王宫不远，而德西德里乌斯所在的卡奥尔却在巴黎和梅斯南方600多千米远的地方。他有时会在书信中表达出对朝廷的思念，似乎是感到自己远离了政治活动的中心。不过，他实际上并不是特别与世隔绝。他在7世纪40年代曾写信给奥斯特拉西亚的宫相格里摩尔德，以及梅斯的阿努尔夫的儿子，向他们推荐一些寻求庇护的人。
西吉贝尔特三世也曾写信给他，同意他的一些请求。事实上，在整个法兰克人的高卢地区，主教的任免都体现出了朝廷的意志和文化。这一现象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特别多的文字记载，在之前和之后的时期也有大量例证。达戈贝尔特对此肯定深有体会。德西德里乌斯收到的信件里有情报人员提供的国王动向，信息十分精确，比如国王刚从凡尔登去了兰斯，然后他会去拉昂，再返回莱茵兰，或者是国王正在美因茨。
主教需要随时掌握数百千米外国王的一举一动，以此了解最新的政治动态。德西德里乌斯出身于卡奥尔的几个大家族之一（继承了自己兄弟的主教职位），在当地富甲一方，后半生致力于家乡的城市建设，包括维修供水系统、修建大型石质建筑、守护自己的教区不受其他主教侵犯、帮助市民。但是，即便如此，他仍然要安排情报人员时刻汇报国王的动态。正是因为他的心仍在朝廷，他才可以更好地履行主教职责，而正是因为他的财富和官职都在南方，他才可以更好地成为中央王室在南方的使节。
这些就是墨洛温王朝的政治范式，它将法兰克诸王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已经讲过，7世纪后期的政治危机动摇了上述健康的政治模式。在约655—675年之间，墨洛温王室失去了在政治舞台上的中心地位。尽管他们仍然是政治活动的焦点，但一些距离遥远的公国得到了实质性的自治地位，其他一些公爵和主教也不再像以前那样重视墨洛温或丕平家族的庇护。
687年的泰尔特里之战给这段动荡时期画上了句号。但是，在随后的丕平二世掌权时期，王权（或者说相权）的地位降到了最低点。从7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马尔库夫范例集》中收录的王室或相府文件不再像以前那样丰富多样，只剩下了对权利的批准和司法意见。也没有任何675—742年间的教会会议记录留存下来。丕平似乎并不像埃布罗恩和希尔德里克二世等人那样雄心勃勃，这可能促使一些政治领袖更专注于地方或区域事务，而不再像以前那样关心朝廷政治，甚至还没有内战时期上心。
但是，在查理·马特重新统一全国之前，这种地方化的趋势并没有太大的发展。查理·马特没有扭转中央政府逐渐丧失活力的进程——这个任务要由加洛林王朝的下一代来完成——但是他消灭了很多旧体制下的成员，然后又要求贵族们每年都聚集在一起，在他的率领下南征北战。这个举动尤为重要，它是自6世纪以来法兰克土地上最坚决、最一致的军事动员，彻底扭转了地方化的趋势。
而且，查理·马特的破坏性并不是特别大，法兰克政治体系虽然数次摇摇欲坠，但到此时仍然保持着良好的状态。
结语 🌈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法兰克王国从墨洛温王朝到加洛林时期的复杂政治与社会变迁。无论是法律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还是贵族阶层的崛起与权力斗争，亦或是宗教与政治的相互作用，都构成了法兰克王国独特的历史画卷。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中世纪早期欧洲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