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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长河中，镰仓与京都的五山制度于足利义满的时代得以确立。相国寺被列为了第二位，并且南禅寺被破例升格到了五山之上，这是一项特别的调整寺格举措。这一制度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当时，禅宗在日本兴盛发展，众多禅宗寺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佛教界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在这个禅宗蓬勃发展的时期，有一位名叫春屋妙葩的僧人对义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春屋妙葩是梦窗的侄子，他师从梦窗，前往京都向竺仙梵仙等来自大陆的禅学高僧学习。春屋妙葩不仅参与了天龙寺的重建工作，还积极投身于五山版[1]相关的出版活动。这些活动都展现出他旺盛的活力和卓越的能力。在将军义诠的时代，他还为幕府给要求取缔倭寇的高丽回信，显示了他在外交事务上的能力。
然而，春屋妙葩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在一三六九年，他因为南禅寺山门的兴建问题与管领细川赖之发生了冲突，一度离开了京都。但当细川赖之下台后，他又回到了京都，并深得义满的信任。他被任命为统管五山禅寺及僧众的首位僧录[2]，同时还担任义满的外交顾问，参与到外交政策的拟定之中。这种信任关系使得春屋妙葩能够在五山文化和政治领域发挥巨大的影响力。
随着五山制度的发展，五山文学和禅宗美术也逐渐盛行起来。早在之前，就有一山一宁和竺仙梵仙等来朝僧[3]以及龙山德见、中岩圆月等入元僧带来的文艺基础，打开了汉诗文的新世界。而在义满的时代，更是出现了被誉为“五山文学双璧”的义堂周信与绝海中津两人，他们进一步推动了五山文学的兴盛。
义堂周信作为梦窗的弟子，应镰仓公方足利基氏的邀请来到镰仓，后来奉义满之命上京成为南禅寺的住持。他的著作《空华集》是一部优秀的汉诗文集。此外，他还致力于协调幕府和镰仓府之间的关系，成功地调解了水火不容的基氏之子氏满与义满的关系。绝海中津从明朝返回后，也曾流浪于各藩国，但他最终与义满和解，被任命为僧录。他们的作品和事迹都成为了五山文学繁荣的重要标志。
禅宗强调佛法从师父传承给弟子，书和画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弟子的修行达到一定阶段时，师父会帮忙取法号并写诗阐述其含义，还会描绘顶相（肖像画）。这种传统促使禅宗美术随着水墨画的引进而兴盛起来。
义满作为五山的后盾君临天下，在艺术领域，得到他认可并经过千锤百炼至炉火纯青的艺术形式就是猿乐能剧。猿乐能剧起源于兼具滑稽模仿和口辩艺术的猿乐以及配合乐器籈舞蹈的田乐。这些表演形式在院政时代由寺院组织，最初是由被称为“法师们”的艺人进行演出，主要供大寺院法会和实力派神社祭典使用。到了镰仓末期，形成了“座”的组织后，他们开始前往各地寺院和神社演出，广泛地占据了戏剧场域。
例如，《天狗草纸》描述了一位手持籈跳舞的禅宗系艺人，这与一遍的舞蹈念佛有相似之处，都是带有批评意味的描述。同时，田乐出现了风流田乐，猿乐则产生了“猿乐三番”等形式。位于京都千本的大报恩寺的释迦念佛以及嵯峨清凉寺的嵯峨狂言等具有戏剧效果的文艺形式也在镰仓末期诞生。这些流行艺术与奢华习俗有关，深受民众喜爱。当时的人们喜欢追求奢华的生活方式，穿着华丽的衣服，甚至出现了像近江守护佐佐木道誉这样的婆娑罗大名。
佐佐木道誉在他的宅邸会所收集唐物，举办饮茶聚会和连歌会等活动，展示了“寄合”这种团体艺术的风行。在茶寄合中，人们会进行辨识茶叶种类的斗茶活动；在连歌寄合中，则进行和歌上下句接龙吟咏，有时还会拿出物品进行赌注竞赛。摄关家的二条良基通过收集优秀的连歌作品编纂成《菟玖波集》，提高了连歌的整体地位。道誉还以装饰华丽的唐物举行七夕游兴活动，义满受此启发，模仿道誉举办了七夕繁花游兴和斗花会等活动，最后演变成立花艺能。
演剧这项艺能还被用于募化活动。通过建造看台吸引观众，用募集到的钱财修建桥梁和寺院。例如，一三四九年在京都四条河原举行的劝进田乐就是为了募化兴建四条桥费用而举办的。这次活动吸引了大量观众，但由于看台倒塌导致了严重的伤亡事件。这也表明当时已经形成了戏剧的剧场和募化演出的模式。
观阿弥与世阿弥父子隶属于结崎座，这是侍奉春日社、兴福寺、多武峰寺等寺院的大和猿乐四座之一。他们在劝进猿乐的演出中得到了义满的赏识。义满在欣赏了他们的表演后，高度评价了观阿弥，并让他成为自己的专属能剧演员。观阿弥确立了猿乐能剧的表演形式，他的儿子世阿弥继承了这种形式，奠定了能剧的发展基础。世阿弥在与其他对手竞争的同时，创作出了《风姿花传》等许多优秀的作品。
义满在国内政治与文化上完成了统合之后，外交关系成为了最大的议题。在东亚世界的动荡局势下，明朝建立，朝鲜半岛李氏消灭高丽建立了新的王朝，双方都要求日本取缔倭寇。
明朝洪武帝禁止中国人出国，并要求日本国王对倭寇进行取缔。然而，明朝最初的使者在日本遭遇不幸，直到第四次派来的使者才被送到京都，开启了与幕府的接触。但是，由于当时的管领细川赖之对日明邦交抱消极态度，丹后春屋妙葩主动与使者联络。虽然丹后春屋妙葩带来了义满的书信，但交涉并不顺利。这是因为义满的身份不适合称呼“国王”，而且幕府也没有足够的实力取缔倭寇。
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朝永乐皇帝积极推动对外政策，加上义满统一南北朝后的自信以及肥富的劝说，义满终于派遣祖阿为使者前往明朝，正式开启日明两国邦交。中国只认可传统的册封朝贡关系，这意味着各国必须向中国臣服，接受册封才能获得国王地位的承认。对于日本来说，获得“日本国王”的称号是为了在权力方面超越朝廷。尽管义满的实力凌驾于朝廷之上，但他的权力仍然依附于朝廷。通过被封为“日本国王”，他试图实现权力的超越。
建交的最大原因还是贸易利益。根据中国的“厚往薄来”原则，进贡国能够获得丰厚的贸易利益。中国给予回赠物的价值往往高于进贡物。为了与民间商船区别开来，明朝发放了“勘合”证明文件，只允许持有“勘合”的人进行贸易，从而开启了勘合贸易。这种贸易给日本带来了相当多的利益。以义满为首的将军们希望通过引进唐物装饰御所会所来提高将军权威，这也是日明贸易的重要意义所在。
与此同时，义满完成南北朝统一的当年，李成桂统一朝鲜半岛登上王位，并与明朝建交，要求幕府取缔倭寇。倭寇在当时频繁侵袭朝鲜半岛沿海地区。义满以绝海中津的书信回应朝鲜的要求，并约定进行取缔。随着日明之间建立邦交，日朝两国也于一四〇五年正式建立邦交关系。
不过，这种邦交无法采取国王垄断外交权的形式。朝鲜以庆尚道观察使作为单一窗口，而日本方面除了国王外，还有守护大名和各藩国的武士、商人等自行参与交流。这是因为朝鲜沿袭了高丽时代的交流模式，旨在有效防止倭寇，而幕府方面没有垄断交易的要求。
日本方面特别希望引进《大藏经》，随着以禅宗寺院为首的佛教寺院的建立，这种需求日益增长。各地武士纷纷派遣使者前往朝鲜获取高丽版《大藏经》，由于朝鲜以儒家思想立国，所以欣然接受了日本的要求，结果在一百五十年间，超过一百五十部的《大藏经》传到了日本。
义满猝死于一四〇八年，据说他曾考虑让弟弟义嗣继任将军之位，但由于没有留下遗言，最终按照斯波义将的安排，由义持继任。义持拒绝了朝廷授予义满太上法皇称号的提议，并以屈辱为由断绝了与明朝的外交关系。他改变了义满的政策，支持将幕府从北山第移到三条坊门，恢复了以管领辅佐和重臣会议为中心的武家政治。这种转变使得政治变得稳定，同时也摆脱了义满的强权统治。
义持非常喜欢禅宗，与不偏向单一派别的禅僧交往密切，并与管领细川满元等大名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们经常举行风雅聚会活动，过着趣味风雅的生活。在这一时期，世阿弥的能剧受到禅宗的影响，其艺术性更加突出。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被义满压制的势力开始反扑，社会逐渐走向分权化。南朝的最后一位天皇后龟山逃到吉野，飞弹国司姉小路和伊势国司北畠氏举起反旗。在关东地区，满兼之子持氏成为镰仓公方，表现出与幕府保持距离的独立姿态。这种紧张关系引发了一系列的事件，如“上杉禅秀之乱”。
一四一九年发生的“应永外寇”事件加剧了社会动荡。朝鲜军船袭击对马倭寇根据地，这一事件牵扯到多种因素，包括倭寇袭击朝鲜半岛以及对马与朝鲜贸易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各种信息的传播造成了社会的不安定。
一四二三年，关于镰仓公方足利持氏事件的评议会上，众多大名聚集在一起。他们通过将军顾问醍醐寺三宝院的满济传达义持的质疑并提出意见。大名们经常通过协商向将军表达自己的观点。当义持辞去将军职务后，他的儿子义量很快就去世了。义持被迫以出家人身份执行政务，但在一四二八年他未确定继承人的情况下去世。面对重臣们要求指定继承人的压力，义持只留下了希望管领以下的所有重臣群聚商讨的遗言。最终，管领、斯波、细川、山名等人进行了“协商”，通过抽签决定让义持的弟弟义圆还俗继任将军。幕府的政务大纲由大名协商制定，管领则以大名首领的身份代表大名集团进行利益协商，辅佐将军。
就在义持的继承人成为将军的一四二九年，位于冲绳本岛的中山王尚巴志实现了琉球的统一。他消灭了山北王（北山王）与山南王（南山王）等人，结束了长达一百多年的纷争局面。尚巴志是山南王统治下的佐敷古斯库佐敷城城主思绍之子。他攻破了浦添古斯库（浦添城），立其父为国王，随后又消灭了今归仁古斯库（今归仁城）的山北王和岛尻大里古斯库（岛尻大里城）的山南王等势力，最终完成了统一大业。
琉球中山王加入明朝册封体系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在明朝建国四年后的一三七二年，明朝派来了使者要求进贡。中山王察度迅速响应，其他两王也紧随其后与明朝建立册封关系，这为三山统一奠定了基础。
琉球的统一使其被纳入东亚世界体系，成为一个独特的存在。从十二世纪开始，按司首长以各地古斯库为据点不断扩张势力，这个时代被称为古斯库时代。不过此时的古斯库城与后来不同，它们伴随着坟墓和聚落，而不是坚固的石墙包围的城堡。考古研究表明，这个时期是龟烧窑与石锅广泛流通的时代。
在琉球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三山分立的局面。各个按司成立联合组织后，进入了三国鼎立互相牵制的三山时代。每个山都有自己的古斯库城，如中山王的浦添古斯库、山北王的今归仁古斯库和山南王的岛尻大里古斯库等。这些古斯库城不仅是军事防御设施，也是当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在三山分立时期，各方势力相互角逐，争夺对琉球地区的控制权。然而，随着明朝册封体系的影响以及内部力量的变化，最终走向了统一的道路。琉球的统一不仅改变了其自身的政治格局，也影响了整个东亚地区的政治生态。
以上内容通过对室町幕府时期多个方面的阐述，详细展现了义满时代在五山文化、能剧发展、外交贸易以及琉球等方面的历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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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山制度的确立与五山文化的兴起
（一）五山制度的形成背景
在历史的长河中，镰仓与京都的五山制度于足利义满的时代得以确立。相国寺被列为了第二位，并且南禅寺被破例升格到了五山之上，这是一项特别的调整寺格举措。这一制度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当时，禅宗在日本兴盛发展，众多禅宗寺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佛教界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二）春屋妙葩对义满的影响
在这个禅宗蓬勃发展的时期，有一位名叫春屋妙葩的僧人对义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春屋妙葩是梦窗的侄子，他师从梦窗，前往京都向竺仙梵仙等来自大陆的禅学高僧学习。春屋妙葩不仅参与了天龙寺的重建工作，还积极投身于五山版[1]相关的出版活动。这些活动都展现出他旺盛的活力和卓越的能力。在将军义诠的时代，他还为幕府给要求取缔倭寇的高丽回信，显示了他在外交事务上的能力。
然而，春屋妙葩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在一三六九年，他因为南禅寺山门的兴建问题与管领细川赖之发生了冲突，一度离开了京都。但当细川赖之下台后，他又回到了京都，并深得义满的信任。他被任命为统管五山禅寺及僧众的首位僧录[2]，同时还担任义满的外交顾问，参与到外交政策的拟定之中。这种信任关系使得春屋妙葩能够在五山文化和政治领域发挥巨大的影响力。
（三）五山文学与禅宗美术的繁荣
随着五山制度的发展，五山文学和禅宗美术也逐渐盛行起来。早在之前，就有一山一宁和竺仙梵仙等来朝僧[3]以及龙山德见、中岩圆月等入元僧带来的文艺基础，打开了汉诗文的新世界。而在义满的时代，更是出现了被誉为“五山文学双璧”的义堂周信与绝海中津两人，他们进一步推动了五山文学的兴盛。
义堂周信作为梦窗的弟子，应镰仓公方足利基氏的邀请来到镰仓，后来奉义满之命上京成为南禅寺的住持。他的著作《空华集》是一部优秀的汉诗文集。此外，他还致力于协调幕府和镰仓府之间的关系，成功地调解了水火不容的基氏之子氏满与义满的关系。绝海中津从明朝返回后，也曾流浪于各藩国，但他最终与义满和解，被任命为僧录。他们的作品和事迹都成为了五山文学繁荣的重要标志。
禅宗强调佛法从师父传承给弟子，书和画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弟子的修行达到一定阶段时，师父会帮忙取法号并写诗阐述其含义，还会描绘顶相（肖像画）。这种传统促使禅宗美术随着水墨画的引进而兴盛起来。
二、能剧的蓬勃发展
（一）能剧的起源与发展
义满作为五山的后盾君临天下，在艺术领域，得到他认可并经过千锤百炼至炉火纯青的艺术形式就是猿乐能剧。猿乐能剧起源于兼具滑稽模仿和口辩艺术的猿乐以及配合乐器籈舞蹈的田乐。这些表演形式在院政时代由寺院组织，最初是由被称为“法师们”的艺人进行演出，主要供大寺院法会和实力派神社祭典使用。到了镰仓末期，形成了“座”的组织后，他们开始前往各地寺院和神社演出，广泛地占据了戏剧场域。
例如，《天狗草纸》描述了一位手持籈跳舞的禅宗系艺人，这与一遍的舞蹈念佛有相似之处，都是带有批评意味的描述。同时，田乐出现了风流田乐，猿乐则产生了“猿乐三番”等形式。位于京都千本的大报恩寺的释迦念佛以及嵯峨清凉寺的嵯峨狂言等具有戏剧效果的文艺形式也在镰仓末期诞生。这些流行艺术与奢华习俗有关，深受民众喜爱。当时的人们喜欢追求奢华的生活方式，穿着华丽的衣服，甚至出现了像近江守护佐佐木道誉这样的婆娑罗大名。
（二）能剧在幕府中的发展
佐佐木道誉在他的宅邸会所收集唐物，举办饮茶聚会和连歌会等活动，展示了“寄合”这种团体艺术的风行。在茶寄合中，人们会进行辨识茶叶种类的斗茶活动；在连歌寄合中，则进行和歌上下句接龙吟咏，有时还会拿出物品进行赌注竞赛。摄关家的二条良基通过收集优秀的连歌作品编纂成《菟玖波集》，提高了连歌的整体地位。道誉还以装饰华丽的唐物举行七夕游兴活动，义满受此启发，模仿道誉举办了七夕繁花游兴和斗花会等活动，最后演变成立花艺能。
演剧这项艺能还被用于募化活动。通过建造看台吸引观众，用募集到的钱财修建桥梁和寺院。例如，一三四九年在京都四条河原举行的劝进田乐就是为了募化兴建四条桥费用而举办的。这次活动吸引了大量观众，但由于看台倒塌导致了严重的伤亡事件。这也表明当时已经形成了戏剧的剧场和募化演出的模式。
观阿弥与世阿弥父子隶属于结崎座，这是侍奉春日社、兴福寺、多武峰寺等寺院的大和猿乐四座之一。他们在劝进猿乐的演出中得到了义满的赏识。义满在欣赏了他们的表演后，高度评价了观阿弥，并让他成为自己的专属能剧演员。观阿弥确立了猿乐能剧的表演形式，他的儿子世阿弥继承了这种形式，奠定了能剧的发展基础。世阿弥在与其他对手竞争的同时，创作出了《风姿花传》等许多优秀的作品。
三、日明贸易与日本国王
（一）外交关系的建立
义满在国内政治与文化上完成了统合之后，外交关系成为了最大的议题。在东亚世界的动荡局势下，明朝建立，朝鲜半岛李氏消灭高丽建立了新的王朝，双方都要求日本取缔倭寇。
明朝洪武帝禁止中国人出国，并要求日本国王对倭寇进行取缔。然而，明朝最初的使者在日本遭遇不幸，直到第四次派来的使者才被送到京都，开启了与幕府的接触。但是，由于当时的管领细川赖之对日明邦交抱消极态度，丹后春屋妙葩主动与使者联络。虽然丹后春屋妙葩带来了义满的书信，但交涉并不顺利。这是因为义满的身份不适合称呼“国王”，而且幕府也没有足够的实力取缔倭寇。
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朝永乐皇帝积极推动对外政策，加上义满统一南北朝后的自信以及肥富的劝说，义满终于派遣祖阿为使者前往明朝，正式开启日明两国邦交。中国只认可传统的册封朝贡关系，这意味着各国必须向中国臣服，接受册封才能获得国王地位的承认。对于日本来说，获得“日本国王”的称号是为了在权力方面超越朝廷。尽管义满的实力凌驾于朝廷之上，但他的权力仍然依附于朝廷。通过被封为“日本国王”，他试图实现权力的超越。
（二）贸易利益
建交的最大原因还是贸易利益。根据中国的“厚往薄来”原则，进贡国能够获得丰厚的贸易利益。中国给予回赠物的价值往往高于进贡物。为了与民间商船区别开来，明朝发放了“勘合”证明文件，只允许持有“勘合”的人进行贸易，从而开启了勘合贸易。这种贸易给日本带来了相当多的利益。以义满为首的将军们希望通过引进唐物装饰御所会所来提高将军权威，这也是日明贸易的重要意义所在。
与此同时，义满完成南北朝统一的当年，李成桂统一朝鲜半岛登上王位，并与明朝建交，要求幕府取缔倭寇。倭寇在当时频繁侵袭朝鲜半岛沿海地区。义满以绝海中津的书信回应朝鲜的要求，并约定进行取缔。随着日明之间建立邦交，日朝两国也于一四〇五年正式建立邦交关系。
不过，这种邦交无法采取国王垄断外交权的形式。朝鲜以庆尚道观察使作为单一窗口，而日本方面除了国王外，还有守护大名和各藩国的武士、商人等自行参与交流。这是因为朝鲜沿袭了高丽时代的交流模式，旨在有效防止倭寇，而幕府方面没有垄断交易的要求。
日本方面特别希望引进《大藏经》，随着以禅宗寺院为首的佛教寺院的建立，这种需求日益增长。各地武士纷纷派遣使者前往朝鲜获取高丽版《大藏经》，由于朝鲜以儒家思想立国，所以欣然接受了日本的要求，结果在一百五十年间，超过一百五十部的《大藏经》传到了日本。
四、管领、大名和将军的关系演变
（一）义满去世后的权力格局
义满猝死于一四〇八年，据说他曾考虑让弟弟义嗣继任将军之位，但由于没有留下遗言，最终按照斯波义将的安排，由义持继任。义持拒绝了朝廷授予义满太上法皇称号的提议，并以屈辱为由断绝了与明朝的外交关系。他改变了义满的政策，支持将幕府从北山第移到三条坊门，恢复了以管领辅佐和重臣会议为中心的武家政治。这种转变使得政治变得稳定，同时也摆脱了义满的强权统治。
义持非常喜欢禅宗，与不偏向单一派别的禅僧交往密切，并与管领细川满元等大名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们经常举行风雅聚会活动，过着趣味风雅的生活。在这一时期，世阿弥的能剧受到禅宗的影响，其艺术性更加突出。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被义满压制的势力开始反扑，社会逐渐走向分权化。南朝的最后一位天皇后龟山逃到吉野，飞弹国司姉小路和伊势国司北畠氏举起反旗。在关东地区，满兼之子持氏成为镰仓公方，表现出与幕府保持距离的独立姿态。这种紧张关系引发了一系列的事件，如“上杉禅秀之乱”。
（二）大名协商机制的形成
一四一九年发生的“应永外寇”事件加剧了社会动荡。朝鲜军船袭击对马倭寇根据地，这一事件牵扯到多种因素，包括倭寇袭击朝鲜半岛以及对马与朝鲜贸易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各种信息的传播造成了社会的不安定。
一四二三年，关于镰仓公方足利持氏事件的评议会上，众多大名聚集在一起。他们通过将军顾问醍醐寺三宝院的满济传达义持的质疑并提出意见。大名们经常通过协商向将军表达自己的观点。当义持辞去将军职务后，他的儿子义量很快就去世了。义持被迫以出家人身份执行政务，但在一四二八年他未确定继承人的情况下去世。面对重臣们要求指定继承人的压力，义持只留下了希望管领以下的所有重臣群聚商讨的遗言。最终，管领、斯波、细川、山名等人进行了“协商”，通过抽签决定让义持的弟弟义圆还俗继任将军。幕府的政务大纲由大名协商制定，管领则以大名首领的身份代表大名集团进行利益协商，辅佐将军。
五、琉球、虾夷岛与日本列岛的关系
（一）琉球王国的成立
就在义持的继承人成为将军的一四二九年，位于冲绳本岛的中山王尚巴志实现了琉球的统一。他消灭了山北王（北山王）与山南王（南山王）等人，结束了长达一百多年的纷争局面。尚巴志是山南王统治下的佐敷古斯库佐敷城城主思绍之子。他攻破了浦添古斯库（浦添城），立其父为国王，随后又消灭了今归仁古斯库（今归仁城）的山北王和岛尻大里古斯库（岛尻大里城）的山南王等势力，最终完成了统一大业。
琉球中山王加入明朝册封体系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在明朝建国四年后的一三七二年，明朝派来了使者要求进贡。中山王察度迅速响应，其他两王也紧随其后与明朝建立册封关系，这为三山统一奠定了基础。
琉球的统一使其被纳入东亚世界体系，成为一个独特的存在。从十二世纪开始，按司首长以各地古斯库为据点不断扩张势力，这个时代被称为古斯库时代。不过此时的古斯库城与后来不同，它们伴随着坟墓和聚落，而不是坚固的石墙包围的城堡。考古研究表明，这个时期是龟烧窑与石锅广泛流通的时代。
（二）琉球三山分立的情况
在琉球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三山分立的局面。各个按司成立联合组织后，进入了三国鼎立互相牵制的三山时代。每个山都有自己的古斯库城，如中山王的浦添古斯库、山北王的今归仁古斯库和山南王的岛尻大里古斯库等。这些古斯库城不仅是军事防御设施，也是当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在三山分立时期，各方势力相互角逐，争夺对琉球地区的控制权。然而，随着明朝册封体系的影响以及内部力量的变化，最终走向了统一的道路。琉球的统一不仅改变了其自身的政治格局，也影响了整个东亚地区的政治生态。
以上内容通过对室町幕府时期多个方面的阐述，详细展现了义满时代在五山文化、能剧发展、外交贸易以及琉球等方面的历史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