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原合战与德川家康的统治之路：从乱世到治世的伟大变革

一、石田三成的困境

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石田三成可谓是命运多舛。他一心想要惩治那些不忠不义之人，这些人辜负了秀吉的恩典。于是，他将反对家康的力量集结起来，试图为自己的理想而战。然而，作为拥有十九万石的佐和山城主，他在攻城之战中的失败记录却成了他军事威信的一大硬伤。这就如同一个武功高强之人，却总是败在关键时刻的比武场上，难以服众。更有甚者，传闻他与茶道宗匠千利休的不敬事件以及秀次谋反事件有关联，这就像在他本就有些污渍的名声上又泼了一盆脏水，使他的声名进一步受损，遭受追究。这种种情况都大大削弱了他作为军队统领的威信。

二、东西决战之野战形式

公元一五七二年（元龟三年），那场三方原之战是东西决战的一个缩影。在这场战斗中，家康组织军队一路向西进发，却被甲斐国（山梨县）的武田信玄击败，不得不狼狈逃回滨松城。这一败仗就像是给家康上了一堂生动的野战课，让他深刻地领悟到了野战的要领，从而逐渐成长为一位长于野战的武将。到了关原合战时，面对两个攻击方案——攻打敌将所在的大坂城或者攻击西军将领聚集的大垣城，家康选择了前者。这个决策就像是一颗巧妙的诱饵，成功地把西军引诱出来，将他们卷进了大垣西面关原的野战之中。这场激战虽然是一进一退，充满变数，但却只用了半天的时间就定出了胜负，足以证明这场野战的成功之处。相比之下，攻城战则充满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一旦展开攻城战，城内的大名们可能会避战、背叛或者呼应敌方，如果长期处于攻城和守城的状态，家康还担心东军中那些曾受过秀吉恩惠的大名会背叛自己，这就像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定时炸弹，威胁着整个战局。

三、大名的选择

在参战的大名们中间，有的武将是出于对信念的忠诚而选择加入东军或西军的，但大多数大名都是以延续家族声望为首要目标，在一番举棋不定之后才做出决定。家康深知这一点，所以从江户出发西上的途中，不断地向各地大名传递书简，呼吁他们加入自己的阵营。他就像是一位精明的商人，用各种手段去拉拢这些摇摆不定的大名，让他们成为自己夺取天下的助力。

德川秀忠的迟到与真田家族的命运

本来应该担任德川家主力军的德川秀忠所率领的“谱代”大军有三万八千余名，却因为被真田昌幸及其次子幸村在上田城（修筑于天正年间）阻击而耽误了战机，迟迟未能赶到主战场关原。不过有趣的是，昌幸的长子信之却属于东军。战后，信之请求家康赦免父亲及弟弟的死罪，并得到了允许。这就像是黑暗中的一丝曙光，让真田家族松代十万石大名的地位得以延续下去。在幕府末期，真田家族还有人担任了老中这样的重要职务呢。

四、关原合战后的格局

延续家族门第成为了武将决定去向的第一要素。在乱世之中，其实隐藏着人们对于治世的渴望。那些受过秀吉恩惠的大名们，对于丰臣家族的延续并没有什么异议。但是，在丰臣秀吉去世之后，谁有实力适合统领天下就成了笼罩在整个时代的担忧。据说家康在桃配山的大本营中树立着“厌离秽土，欣求净土”的旗帜，这就好像是一个暗喻，暗示着他希望从乱世走向治世，实现太平的愿望。关原合战结束后，家康继续西进，向大坂进军。在这个过程中，他下令军队行军中禁止对那些已经不是交战对手的残余势力所在村落施暴、放火、强行收割庄稼等行为。这一举措就像是给饱受战争之苦的百姓们送上了一份珍贵的礼物，保障了当地居民能够专心耕作，回应了人们对于和平的渴望。这也说明家康在以武力夺取天下的过程中，非常重视迎合民意的形象塑造。

西军的石田三成最终在京都六条河原被斩首，他所领有的佐和山城分配给了“赤备队”的猛将井伊直政，井伊直政将城池迁移并改建为彦根城。在整个江户时代，井伊家族作为“谱代”的巨头，有五人当上了大老，这无疑是家族荣耀的象征。而西军的统帅毛利辉元则被削去了安艺、石见等五处封地，只剩下周防、长门两处，俸禄也减为三十六万九千石。辉元只能剃发隐居，并辅助幼主，从广岛迁移到山口，在叫作萩的地方筑城，建立了长州藩，一直延续至幕府末期。这样看来，西军各将领都受到了严厉的处分，而东军各将领与家康的关系也从联盟变成了上下级的从属关系。然而，家康的继承人秀忠因为参战迟到，第二代将军的威望一下子就被削弱了。由于家康依赖福岛正则、加藤清正等秀吉麾下的大名而取得胜利，在论功行赏之际，不得不加封一部分原属丰臣系的大名，让他们拥有一国之领地。从西军大名手中没收所得的六百二十二万石领地中的八成，都被加封给了他们。这一举动就像是在德川家族专制力量周围设置了一道防护墙，牵制住了它的过度扩张，同时也成为了大名（藩主）继续保持自律性（处于下级的小国家性质）的条件。

五、德川家康成为征夷大将军

1603年（庆长八年）二月十二日，六十二岁的德川家康在京都伏见城迎接敕使，拜领了“征夷大将军”这一职位。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时刻，就像是一座里程碑，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启。家康将敕封将军的宣旨公布于天下的仪式定在三月二十七日，在刚落成的京都二条城内举行。住在大坂城中的是丰臣秀吉的儿子秀赖，虽然他被减封为六十五万七千石的大名，但仍然是受过秀吉恩惠的大名的中心，是那些不顺从家康的大名的势力据点。在这种背景下，家康取得武家栋梁的领袖名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不失良机地回应了天下万民的夙愿，这是他获得民心的关键一步。

安民告示的内容及其意义

在三月二十七日庆祝将军就职的典礼上，德川家的幕府正式成为中央政府，与担任关东总奉行的内藤清成、青山忠成联名，向直辖领的代官、“谱代”大名、“旗本”统治的所有地区发出了一份名为“觉书”的文件，共有七条规定。第一条提到，因领主或代官的“非分”行为而离开村庄的农民，即便是颁布了“逃亡报告”，也不得对其实行遣返报复。这就像是一把保护伞，为那些受到压迫的农民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安全保障。第二条规定，如农民有未缴纳的年贡，应在幕府官员的见证下，按照邻村的年贡率核算，年贡缴纳完毕之后，该农民可到任何地方居住。这一规定有助于解决农民在年贡方面的纠纷，让他们能够更加自由地生活。第三条规定，农民直接上诉，向领主（德川家康）控告领主时，要有离开村庄的思想准备。这表明农民有了向上控诉的权利，但也需要承担相应的风险。第四条规定，围绕年贡发生争议时，应参照邻村标准以求解决。有关年贡率的高低问题，农民不可单方面提出控诉。第五条规定，原则上禁止使用直接上告的诉讼状告状。但如果农民的妻儿被领主捉拿当作人质不得已之时，首先应向幕府的代官、奉行提交诉讼状。如无结果，才可向幕府直接提交诉讼状，不依照规定之人将会受罚。第六条规定，当幕府代官有“非分”行为时，可向幕府直诉。第七条规定，禁止杀害无辜农民。即便农民被捕是因作奸犯科，也得在官府做出申辩之后，方可处罚。

这些规定的出台有着深刻的背景原因。它们说明当时所涉及的事件屡屡发生，比如官员横行霸道，领主或代官追踪并抓回逃离乡村的农民。领主仍然以战乱时代军队的性质存在，农民们不会忍气吞声，总会设法寻找机会向更高的权力机关直接告状来走出困境。对于小领主将农民的妻儿扣押为人质以强征年贡的行为，也需要有一个公正的标准由官府进行决断。领主经常直接面对来自农民的压力，也希望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出现。随着乱世的结束，有必要重新梳理农民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

六、建立统治天下的架构

家康在安抚农民的同时，也开始着手建立统治天下的幕府权力架构。为了应对时势与各方面的要求，德川家的野心与家康的个人好恶相结合，幕府权力架构逐渐形成和完善。经过好几个阶段的修订，幕藩体制终于完成，不过家康发现它与自己的初心相距甚远。这是因为德川氏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安定天下，但贯彻始终的还是家康治理天下的政治架构。第二年（1604年），家康把将军之位让给德川秀忠，以此表明将军一职乃世袭之位，并敦促丰臣秀赖前往京都，以证明他对德川氏的臣服。但是这遭到了秀赖生母淀殿的拒绝，双方曾一度出现开战的危机，不过不久便平息了。

对外关系的处理

在家康的领导下，日本积极处理对外关系。在朝鲜方面，由于明朝军队撤退，朝鲜得以自主地与日本进行外交活动。家康成为将军后，日朝外交迅速推进。日本率先向朝鲜递交了国书，答应了朝鲜的要求，于1606年（庆长十一年）向朝鲜引渡破坏朝鲜国王陵墓的犯人。翌年，朝鲜使节来到日本，在对马藩（在今长崎县境内的海岛）与朝鲜缔结条约，以保障釜山倭馆的垄断贸易，这里从此成了日朝外交的窗口。对马藩因对朝贸易而获利，才得以生存下来，因此对开展贸易的愿望十分强烈。

在琉球国（今冲绳县）方面，六十万五千石的萨摩藩（今鹿儿岛县）藩主岛津家久以琉球对岛津氏的督促不理睬为由，提出出兵请求，并得到许可。1609年（庆长十四年），萨摩藩出兵攻打琉球，占领首里城，将琉球国王与三司官押送到萨摩藩。琉球国接受了萨摩藩丈量土地并缴纳贡租、在琉球设置藩驻守官署等一系列服从归顺的条约。翌年，琉球国王在岛津家久的陪同下，前往骏府城谒见家康，在江户城问候秀忠。这成了此后琉球使节在江户城仪礼的原型。

至于虾夷地（今北海道），家康以征夷大将军身份，于1604年（庆长九年）在秀吉朱印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颁发了三项条款的黑印状，将其授予蛎崎庆广，命其改姓松前，成立松前藩，并排除其他的大名及商人，让松前氏垄断了通商权。

家康一直在谋求与明朝复交，但由于利用与朝鲜及琉球的关系等策略均不奏效，他扩大朱印船贸易规模的同时，还构想出一种“邂逅式贸易”方式来打破自己定下的锁国政策的限制。这样，用可搭乘四百人的二三百吨的大型贸易船来实现与明朝以及东南亚各国的贸易。吸收了欧洲航海技术的朱印船变得更加活跃，在东南亚出现了几处“日本街”。船主是长崎、京都的商人，在岛津、加藤等日本西国大名、长崎奉行的官署之中，还出现了女性的身影。

其中有一位商人叫茶屋四郎次郎，早年是德川家的御用商人。“本能寺之变”时，向恰在畿内的家康报信，助其脱险，而成了家康的亲信，为朝廷及丰臣氏收集情报。茶屋的第二代当上了京都的总町头役；第三代在长崎管理御用蚕丝的贸易，派遣朱印船前往交趾（今越南中部），并受命管理京都与大坂之间的动脉淀川上来往的客货船，成为官僚式富商。与此同时，也有像大名伊达政宗那样，派遣家臣支仓常长远赴欧洲，成为策划国际贸易的东国大名。

朱印船的贸易商中，也有中国人、荷兰人、英国人等外国人。英国人三浦按针（William.Adams）远赴荷兰，担任东洋远征船队的领航员。由五艘船组成的船队在海上被大浪冲散，只有他所乘的“丽芙迪号”于1600年（庆长五年）漂流到丰后国的臼杵湾（今大分县臼杵湾）。按针前往大坂取得家康批准后，把船开回东京湾上的浦贺。家康赐予他房屋及领地，用作外交据点。三浦按针娶了一位日本女子，这从侧面促进了荷兰、英国与日本通商。他也驾驶着朱印船前往东南亚进行贸易。

七、宗教政策

家康把势力逐渐增强的基督教视为危险因素。他认为基督教排斥其他宗教、否定偶像的做法会削弱尊崇幕府的意识。家康致书菲律宾、墨西哥的西班牙总督，指出在日本这个“神国”，君臣与各藩会对当地诸神立下信义与盟约。这时，偶然有人揭发了本多正纯的家臣冈本大八与有马晴信的贿赂事件。由于两人都是基督徒，加上骏府城的“旗本”和侍女中也出现了基督徒，于是家康决定颁布禁教令。秀吉驱逐传教士的同时，宣布信仰可以“随心”，而家康连信仰也要禁止，却没有禁止朱印船。当时的日本，压制外国船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外国船的竭力反对和禁教令的生效，对外贸易渐渐陷入困境，贸易船只所剩无几。搭乘过角仓船和荷兰贸易家耶扬子之船的德兵卫的经历，后来被写成基督教故事《天竺德兵卫物语》而流传于世。

八、强化幕府权威

为了树立以德川氏为中心的幕府权威，保障盟约体系免受外部势力的影响，幕府通过禁止基督教的方法来确保信义。除此之外，协调国内新旧统治势力也非常重要。面对武家的势力，德川氏的霸权由于就任将军一职而提升至王权的高度，同时也显示出其世袭的意义。对于丰臣氏方面，丰臣系的大名及臣属的大名以军团形态继续存在，这对德川氏专权构成威胁。虽然幕府仍让大名保留自行执法的权力，但会以新赐领地、加封、减封、取消封地等方式来彰显将军的权威。此外，还要求各地的大名以誓约书的形式承诺永不背叛公方（将军）。同时在建立政权的都市江户，把日比谷海湾填为平地，并进行城市规划，以日本桥为全国主要交通网的起点，在江户城建筑最大的天守阁，在港口的腹地大幅改造利根川的河道。以上所有工程幕府都强制大名来协助完成，以增强幕府的威信。

天皇被称为主上、禁里、天子、天王。天皇赐予德川氏象征着朝廷最高等级爵位的金冠（代表权威），还宣布为了天下安宁，改用显示吉兆的元号，闭门斋戒，披戴甲胄，在神前祈祷，天皇成了和歌及皇室典章制度等日本王朝文化的传承者。家康更是剥夺了天皇及贵族鹰猎（利用猎鹰狩猎）的权利，要求朝廷取消武家官位人数的限额，由将军推举即可。家康还通过拥立后水尾天皇，干涉天皇的去留。在这种情形下，家康要求大名立下誓盟书，利用朝廷来强化德川氏的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