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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织田信长的时代，织田军队的先锋队伍中有着像丰臣秀吉这样的人物。他在与毛利军交战后选择议和，这一决策为后来的历史走向埋下了伏笔。毛利辉元由于没有追击撤退的秀吉兵队，在秀吉取得天下后得到了信任。毛利家族的实力逐渐壮大，成为征服四国、九州的先头部队。到了毛利辉元四十八岁时，他已经领有一百一十万石，实力仅次于德川家康。毛利辉元将自己的军队派往关原，自己却以总大将的身份进入大坂城，守护着秀吉的儿子丰臣秀赖。
组织及指挥西军举兵的是石田三成。石田三成出身于近江国（滋贺县）坂田郡石田村，他自幼被秀吉看中并精心培养。石田三成一心想要惩治那些不忠不义的人，他集结了反对德川家康的势力。然而，他在军事方面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作为十九万石的佐和山城主，在攻城之战中的失败记录使他在军事方面难以服众。而且他还卷入了一些负面事件，如传闻说他与茶道宗匠千利休的不敬事件以及秀次谋反事件有关，这进一步损害了他的声名，削弱了他作为军队统领的威信。
东军这边，德川家康是一位长于野战的武将。早在公元一五七二年（元龟三年）的三方原之战中，他就从失败中学得了野战的要领。在关原合战时，家康面临着两个攻击方案的选择：攻击敌将所在的大坂城或者攻击西军将领聚集的大垣城。家康选择了前者，这个消息成功地把西军诱骗出来，将他们卷进了大垣西面关原的野战。
在这场大战中，参战的大名们做出抉择的因素十分复杂。大部分大名是以延续家族声望为最重要目标，经过一番犹豫才做出了决定。家康在从江户出发西上的途中，向各地大名传递书简，呼吁他们加入自己的阵营。
本该担任德川家主力军的德川秀忠所率领的“谱代”大军三万八千余名，因受到真田昌幸及其儿子幸村在上田城的阻击而未能及时赶到主战场关原。尽管如此，关原合战依然是一场激战。虽然只用了半天时间就定出了胜负，但这场一边倒的胜利并非毫无悬念。战局瞬息万变，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不断出现，使得战争进程充满不确定性。
西军中有部分大名始终未曾参战，也有背叛投敌的大名。相比之下，一旦展开攻城战，城内的大名可能会避战、背叛或者呼应敌方，所以家康选择野战也是出于对这些情况的考虑。而且如果进行长期的攻城守城战，家康担心东军中受过秀吉恩惠的大名会背叛自己。
关原合战结束后，胜利者德川家康继续西进，向大坂进军。他在行军过程中下令禁止对已经不是交战对手的残余势力所在的村落施暴、放火、强行收割庄稼等行为。这一举措是为了保障当地居民能够专心耕作，满足人们对和平的渴望。这也表明家康深知迎合民意的重要性，即使是在以武力夺取天下的过程中。
西军的石田三成在京都六条河原被斩首，他的佐和山城被分配给了井伊直政，井伊直政将城池迁移改建为彦根城。整个江户时代，井伊家族作为“谱代”的巨头，有五人当上了大老。西军的统帅毛利辉元则被削去了安艺、石见等五处封地，俸禄减为三十六万九千石。毛利辉元剃发隐居，并辅助幼主，从广岛迁移到山口，在萩这个地方筑城，建立了长州藩，一直延续至幕府末期。
东军各将领与家康的关系也从联盟变成了上下级的从属关系。不过，德川秀忠因为参战迟到，第二代将军的威望受到了一定的削弱。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家康不得不加封一部分原属丰臣系的大名，让他们拥有一国之领地。从西军大名手中没收所得的六百二十二万石领地中的八成都被用来加封这些大名。这种做法既牵制了德川家族的专制力量，又成为了大名（藩主）继续保持自律性（处于下级的小国家性质）的条件。
1603年（庆长八年）二月十二日，德川家康在京都伏见城迎接敕使，拜领了“征夷大将军”一职。这一职位的获得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标志着德川家康正式成为日本的统治者。在庆祝将军就职的典礼上，德川家的幕府正式成为中央政府。随后，幕府向直辖领的代官、“谱代”大名、“旗本”统治的所有地区发出了一份包含七条规定内容的“觉书”。
这份“觉书”的第一条明确规定，因领主或代官的“非分”行为而离开村庄的农民，即便是颁布了“逃亡报告”，也不得对其实行遣返报复。这反映了当时官员横行霸道的现象比较严重，农民不堪压迫而逃离乡村。第二条规定了农民如果有未缴纳的年贡，应该按照邻村的年贡率核算，在缴纳完毕之后可以到任何地方居住。第三条则指出农民直接上诉控告领主时要有离开村庄的思想准备，这意味着农民在维护自身权益时可能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第四条围绕年贡争议解决的问题，要求参照邻村标准。第五条原则上禁止使用直接上告的诉讼状，但在特殊情况下允许农民向上诉。第六条允许农民在幕府代官有“非分”行为时向幕府直诉。第七条禁止杀害无辜农民，即便农民被捕是因作奸犯科，也要在官府做出申辩之后才能处罚。
这些规定表明当时的农村社会存在着诸多矛盾，领主和代官经常侵犯农民的权益，农民渴望得到公正的对待。同时，小领主也会将农民的妻儿扣押为人质来强征年贡，因此农民希望能够有更高级别的权力机关来保护他们的利益。虽然这些规定并不是家康个人智慧的产物，而是源于战国时期无数纷争中农民的期望，但它们确实朝着改善农民处境的方向迈出了一步。
家康在建立新的统治秩序的同时，积极拓展对外交往。对于朝鲜，随着明朝军队的撤退，朝鲜得以自主地与日本进行外交活动。家康成为将军后，日朝外交迅速推进。日本率先向朝鲜递交国书，答应朝鲜的要求引渡破坏朝鲜国王陵墓的犯人。朝鲜使节来到日本，在对马藩与朝鲜缔结条约，保障釜山倭馆的垄断贸易，这对对马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生存手段，因为它依赖于对朝贸易获利。
在琉球国方面，萨摩藩藩主岛津家久出兵攻打琉球，迫使琉球国接受了一系列服从归顺的条约。琉球国王前往骏府城谒见家康，在江户城问候秀忠，这成为了此后琉球使节在江户城仪礼的原型。
至于虾夷地（今北海道），家康颁发了黑印状，授予蛎崎庆广改姓松前，成立松前藩，并让其垄断通商权。
在家康谋求与明朝复交的过程中，他利用与朝鲜和琉球的关系等策略并未奏效。于是他扩大朱印船贸易规模，构想出一种“邂逅式贸易”方式来突破锁国政策的限制。朱印船的贸易商包括中国人、荷兰人、英国人等外国人。其中有一位名叫三浦按针（William Adams）的英国人，他远赴荷兰担任东洋远征船队的领航员，漂流到日本后得到家康的赏识，成为家康的亲信之一，促进了荷兰、英国与日本的通商。
面对基督教在日本的发展，家康认为基督教排斥其他宗教、否定偶像的做法会削弱尊崇幕府的意识。因此，他决定颁布禁教令。这一举措虽然没有完全禁止朱印船贸易，但还是给对外贸易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家康通过禁止基督教的方法来确保幕府权威不受外部势力的影响，同时也致力于协调国内的新旧统治势力。他一方面提升德川氏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通过新赐领地、加封、减封、取消封地等方式彰显将军的权威。此外，还要求各地的大名以誓约书的形式承诺永不背叛公方（将军）。在城市建设方面，家康对江户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规划，填平日比谷海湾，以日本桥为全国主要交通网的起点，在江户城建筑最大的天守阁，改造利根川的河道等工程，为德川幕府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德川家康从关原合战的胜利开始，逐步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他都在努力适应时代的需求，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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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原合战的背景与局势
（一）秀吉时代的余波
在织田信长的时代，织田军队的先锋队伍中有着像丰臣秀吉这样的人物。他在与毛利军交战后选择议和，这一决策为后来的历史走向埋下了伏笔。毛利辉元由于没有追击撤退的秀吉兵队，在秀吉取得天下后得到了信任。毛利家族的实力逐渐壮大，成为征服四国、九州的先头部队。到了毛利辉元四十八岁时，他已经领有一百一十万石，实力仅次于德川家康。毛利辉元将自己的军队派往关原，自己却以总大将的身份进入大坂城，守护着秀吉的儿子丰臣秀赖。
（二）东西军的对立
组织及指挥西军举兵的是石田三成。石田三成出身于近江国（滋贺县）坂田郡石田村，他自幼被秀吉看中并精心培养。石田三成一心想要惩治那些不忠不义的人，他集结了反对德川家康的势力。然而，他在军事方面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作为十九万石的佐和山城主，在攻城之战中的失败记录使他在军事方面难以服众。而且他还卷入了一些负面事件，如传闻说他与茶道宗匠千利休的不敬事件以及秀次谋反事件有关，这进一步损害了他的声名，削弱了他作为军队统领的威信。
东军这边，德川家康是一位长于野战的武将。早在公元一五七二年（元龟三年）的三方原之战中，他就从失败中学得了野战的要领。在关原合战时，家康面临着两个攻击方案的选择：攻击敌将所在的大坂城或者攻击西军将领聚集的大垣城。家康选择了前者，这个消息成功地把西军诱骗出来，将他们卷进了大垣西面关原的野战。
在这场大战中，参战的大名们做出抉择的因素十分复杂。大部分大名是以延续家族声望为最重要目标，经过一番犹豫才做出了决定。家康在从江户出发西上的途中，向各地大名传递书简，呼吁他们加入自己的阵营。
二、关原合战的过程与影响
（一）战斗过程
本该担任德川家主力军的德川秀忠所率领的“谱代”大军三万八千余名，因受到真田昌幸及其儿子幸村在上田城的阻击而未能及时赶到主战场关原。尽管如此，关原合战依然是一场激战。虽然只用了半天时间就定出了胜负，但这场一边倒的胜利并非毫无悬念。战局瞬息万变，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不断出现，使得战争进程充满不确定性。
西军中有部分大名始终未曾参战，也有背叛投敌的大名。相比之下，一旦展开攻城战，城内的大名可能会避战、背叛或者呼应敌方，所以家康选择野战也是出于对这些情况的考虑。而且如果进行长期的攻城守城战，家康担心东军中受过秀吉恩惠的大名会背叛自己。
（二）战后的格局变化
关原合战结束后，胜利者德川家康继续西进，向大坂进军。他在行军过程中下令禁止对已经不是交战对手的残余势力所在的村落施暴、放火、强行收割庄稼等行为。这一举措是为了保障当地居民能够专心耕作，满足人们对和平的渴望。这也表明家康深知迎合民意的重要性，即使是在以武力夺取天下的过程中。
西军的石田三成在京都六条河原被斩首，他的佐和山城被分配给了井伊直政，井伊直政将城池迁移改建为彦根城。整个江户时代，井伊家族作为“谱代”的巨头，有五人当上了大老。西军的统帅毛利辉元则被削去了安艺、石见等五处封地，俸禄减为三十六万九千石。毛利辉元剃发隐居，并辅助幼主，从广岛迁移到山口，在萩这个地方筑城，建立了长州藩，一直延续至幕府末期。
东军各将领与家康的关系也从联盟变成了上下级的从属关系。不过，德川秀忠因为参战迟到，第二代将军的威望受到了一定的削弱。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家康不得不加封一部分原属丰臣系的大名，让他们拥有一国之领地。从西军大名手中没收所得的六百二十二万石领地中的八成都被用来加封这些大名。这种做法既牵制了德川家族的专制力量，又成为了大名（藩主）继续保持自律性（处于下级的小国家性质）的条件。
三、德川家康建立新秩序的努力
（一）敕封将军与安民政策
1603年（庆长八年）二月十二日，德川家康在京都伏见城迎接敕使，拜领了“征夷大将军”一职。这一职位的获得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标志着德川家康正式成为日本的统治者。在庆祝将军就职的典礼上，德川家的幕府正式成为中央政府。随后，幕府向直辖领的代官、“谱代”大名、“旗本”统治的所有地区发出了一份包含七条规定内容的“觉书”。
这份“觉书”的第一条明确规定，因领主或代官的“非分”行为而离开村庄的农民，即便是颁布了“逃亡报告”，也不得对其实行遣返报复。这反映了当时官员横行霸道的现象比较严重，农民不堪压迫而逃离乡村。第二条规定了农民如果有未缴纳的年贡，应该按照邻村的年贡率核算，在缴纳完毕之后可以到任何地方居住。第三条则指出农民直接上诉控告领主时要有离开村庄的思想准备，这意味着农民在维护自身权益时可能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第四条围绕年贡争议解决的问题，要求参照邻村标准。第五条原则上禁止使用直接上告的诉讼状，但在特殊情况下允许农民向上诉。第六条允许农民在幕府代官有“非分”行为时向幕府直诉。第七条禁止杀害无辜农民，即便农民被捕是因作奸犯科，也要在官府做出申辩之后才能处罚。
这些规定表明当时的农村社会存在着诸多矛盾，领主和代官经常侵犯农民的权益，农民渴望得到公正的对待。同时，小领主也会将农民的妻儿扣押为人质来强征年贡，因此农民希望能够有更高级别的权力机关来保护他们的利益。虽然这些规定并不是家康个人智慧的产物，而是源于战国时期无数纷争中农民的期望，但它们确实朝着改善农民处境的方向迈出了一步。
（二）对外交往与国内治理
家康在建立新的统治秩序的同时，积极拓展对外交往。对于朝鲜，随着明朝军队的撤退，朝鲜得以自主地与日本进行外交活动。家康成为将军后，日朝外交迅速推进。日本率先向朝鲜递交国书，答应朝鲜的要求引渡破坏朝鲜国王陵墓的犯人。朝鲜使节来到日本，在对马藩与朝鲜缔结条约，保障釜山倭馆的垄断贸易，这对对马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生存手段，因为它依赖于对朝贸易获利。
在琉球国方面，萨摩藩藩主岛津家久出兵攻打琉球，迫使琉球国接受了一系列服从归顺的条约。琉球国王前往骏府城谒见家康，在江户城问候秀忠，这成为了此后琉球使节在江户城仪礼的原型。
至于虾夷地（今北海道），家康颁发了黑印状，授予蛎崎庆广改姓松前，成立松前藩，并让其垄断通商权。
在家康谋求与明朝复交的过程中，他利用与朝鲜和琉球的关系等策略并未奏效。于是他扩大朱印船贸易规模，构想出一种“邂逅式贸易”方式来突破锁国政策的限制。朱印船的贸易商包括中国人、荷兰人、英国人等外国人。其中有一位名叫三浦按针（William Adams）的英国人，他远赴荷兰担任东洋远征船队的领航员，漂流到日本后得到家康的赏识，成为家康的亲信之一，促进了荷兰、英国与日本的通商。
（三）宗教政策与内部协调
面对基督教在日本的发展，家康认为基督教排斥其他宗教、否定偶像的做法会削弱尊崇幕府的意识。因此，他决定颁布禁教令。这一举措虽然没有完全禁止朱印船贸易，但还是给对外贸易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家康通过禁止基督教的方法来确保幕府权威不受外部势力的影响，同时也致力于协调国内的新旧统治势力。他一方面提升德川氏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通过新赐领地、加封、减封、取消封地等方式彰显将军的权威。此外，还要求各地的大名以誓约书的形式承诺永不背叛公方（将军）。在城市建设方面，家康对江户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规划，填平日比谷海湾，以日本桥为全国主要交通网的起点，在江户城建筑最大的天守阁，改造利根川的河道等工程，为德川幕府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德川家康从关原合战的胜利开始，逐步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他都在努力适应时代的需求，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