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20世纪初期，法西斯主义像一股暗流，在欧洲大陆悄然涌动。它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思潮，更是一场试图重塑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的运动。这种思想体系的核心在于实现民众对民族集体意志的完全服从，要求全身心的投入。它豪言要创造「新人」，打造新社会，建立自己民族的理想国 😈。
法西斯主义的本质与特征
全面控制与社会动员
法西斯主义的这种对全身心的要求是决定其革命性质的最重要因素，使其有别于其他右翼运动。虽然这些运动也相信专制与民族主义，但它们实质上仍要保存现有的社会秩序。法西斯主义则不同，它旨在彻底打破旧有的社会框架，重新构建一个以民族为核心的新社会 🚀。
无论是极右派的受害者，还是坚决反对极右运动的左翼人士，他们都不在意用语的学术性精准。的确，追求定义的清晰不应模糊大萧条时期欧洲向右转这个大趋势，尽管不同国家右转的表现形式不同。国家无论是转向保守右倾还是激进右倾，都被宣传为保护与振兴民族之必需。
社会基础与群众动员
随着阶级冲突加剧（此时，阶级冲突已经从主要是经济性质的冲突变成了政治和意识形态性质的冲突），民族团结被鼓吹为抵御社会主义威胁的坚固堡垒。在英国这种社会主义威胁较小、较轻或较遥远的国家，决心捍卫现存政治与社会秩序的保守主义占了上风，激进右派几乎没有任何活动空间。
德国则是另一个极端，那里的社会主义威胁较大，保守派也想推翻现存的政治与社会秩序，却又四分五裂，支持者大多被法西斯右派吸收了过去。其他欧洲国家大致位于这两个极端之间。法西斯主义的诱惑从未如此之大。它发出民族重兴的呼声，把忧惧与希望强有力地连为一体，这样的呼吁似乎无所不包，足以超越社会界限。
民族主义与暴力动员
法西斯主义以充满蛊惑性的言辞描绘民族的未来，声称要维护不同社会群体的既得物质利益，它引起了感觉受到社会现代化变革威胁者的共鸣。它渲染内部敌人的危害，尤其是社会主义及发动社会革命号召的祸患，以此动员那些害怕自己将因此失去地位、财产、权力或文化传统者。
然而，它把这些利益集合起来，提出要建立一个新社会，那个社会属于强者、适者、有功者——简言之，（他们自己眼中的）配得者。鉴于法西斯主义的号召鼓动刻意要超越（由于危机加剧了政治的碎片化而进一步深化的）常规利益政治的部门界限，它的社会基础相当庞杂应在意料之中。
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
中产阶级的支持
的确，有些社会群体更容易受法西斯主义的吸引。法西斯主义激情浪漫、理想主义的一面，以及它暴力冒进的激进主义尤其吸引中产阶级的年轻男性，如果他们尚未被吸收入左翼或天主教的青年组织的话。反建制的「代际反叛」（generational revolt）极易被导向法西斯极端民族主义、准军事组织从事的种族主义及反左派暴力行为。
法西斯党的党员绝大多数是男性，虽然德国一些地区收集的数据表明，纳粹党即将掌权时，投票给纳粹党的妇女也越来越多，也许是出于和男人同样的原因。对现状心怀不满的中产阶级成员通常超乎比例地支持法西斯主义。白领、生意人、专业人士、退役军官、国家机关雇员、店主、手工业者、小工厂主、农庄主和（通常出身中产阶级的）学生占了法西斯运动群众基础的很大部分。
工人阶级的参与
但是，虽然纳粹党的干部和领导人物绝大多数来自中产阶级，但是法西斯主义不能（像过去那样）被简单地界定为中产阶级的运动，甚至根本不能从阶级的角度来界定。无论是技术工人还是非技术工人都支持法西斯主义，人数远超原先人们能想到的。1925年到1932年之间，大约40%新入党的纳粹党员来自工人群体。
投票支持纳粹党的选民中1/4是工人，如果把投票人全家都计算在内的话，甚至可能高达30%~40%。1932年，工人中投票支持纳粹党的可能多于支持社会党或共产党的。在冲锋队这个崇尚勇武的准军事组织里，青年工人占了多数，1925年到1932年间占一半以上，纳粹党掌权后比例更高。这些工人中没有多少是从社会党或共产党那里争取来的。
国家权威的缺失
的确，有人改变了原来的左倾立场，但是其大多数过去从未加入过左翼工人阶级政党。纳粹党在许多方面不是典型的极右派组织，特别是它的巨大规模（1933年初纳粹党规模之大，已经超过了意大利法西斯党在11年前墨索里尼组织「进军罗马」规模的3倍）。不过，规模较小的法西斯运动在群众基础的组成方面与纳粹党大同小异：中产阶级是核心，但也包括相当多从未与左翼政党有过关系的工人。
法国、西班牙、奥地利、瑞士和英国（以及墨索里尼「夺权」之前的意大利）的情况均是如此。大萧条与极右派成功的机会没有直接关联。的确，大萧条导致了希特勒的胜利。但是，墨索里尼比希特勒早将近10年在意大利上台时，大萧条尚未发生，其他一些国家的法西斯运动则是到了大萧条得到缓解后才初露头角。
西欧国家的反应
英国的稳定与民主
还有的国家（特别是英国，还有欧洲以外的美国）尽管同样在大萧条中严重受创，却没有产生像样的法西斯运动。除了大萧条造成的社会与政治矛盾，还需要别的重要因素，例如对丧失领土的愤怒、对左派的偏执恐惧、对犹太人和其他「外人」的本能敌意、对分裂的政党政治「拨乱反正」能力的缺乏信心等。
只有当这些因素互相作用的时候，才会造成制度的坍塌，为法西斯主义铺平道路。实际上，只有在意大利和德国，土生土长的法西斯运动利用保守派精英的软弱掌握了政权后，力量强大到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确定国家的走向。更加常见的情况是，法西斯运动要么受到镇压性专制政权的遏制（在东欧），要么能够剧烈破坏公共秩序，却无力威胁国家的权威（在西北欧）。
西欧的右派：顽强的民主。英国的情况清楚表明，它的政治制度中没有任何使激进右翼得以兴起的空间。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与政治价值观以君主制、国家、帝国、议会制政府和法治为支撑，得到英国人民的普遍接受。即使在英国陷入大萧条时，基于议会民主的立宪君主制也未曾遇到挑战。
保守主义的力量
没有大型马克思主义政党对政治秩序构成实际的或想象中的威胁。（20世纪20年代取代自由党成为保守党主要对手的）工党意在改良，不赞成革命。工党的骨干力量工会也是一样。英国保守党与一些其他欧洲国家的保守派不同，它在维护现存秩序一事上有既得利益。1931年的银行危机导致工党政府下台，当年10月27日举行的大选中，保守党赢得了英国议会史上最大的压倒性胜利。
国民政府获得了60%以上的选票，拿到了521个议会席位，其中470个席位是保守党的。「国民政府」这个称号听来似乎代表全体国民，其实是保守党政府。在经济危机水深火热之时，英国的议会制度不仅维持住了，而且更加稳固。国家没有遭遇危机。左派不构成威胁。工党是反对党，但支持国家。极端政党只能游走于政治边缘。
北欧国家的稳定性
大萧条期间，英国议会中自始至终没有一个属于共产党或法西斯党的议员。保守主义的强大力量使极右派无机可乘。奥斯瓦尔德·莫斯利于1932年创立的英国法西斯联盟（British Union of Fascists，简称BUF）从未有过出头的机会。英国法西斯联盟在其巅峰时期有5万成员，支持它的各色人等包括不满现状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退役军人、小企业主、店主、职员，还有英国不景气地区及穷人聚居的伦敦东区（它是传统的移民居住区，英国1/3的犹太人口都住在那里）的非技术工人。
英国法西斯联盟的风格一贯是拙劣抄袭外国的做法。法西斯式的黑衫制服及游行、法西斯的政治风格与形象，特别是针对犹太人和政敌的可憎的公开暴力，这些都与英国的政治文化格格不入。英国法西斯联盟与反法西斯左派的冲突严重扰乱了公共秩序。1934年6月，英国法西斯联盟在伦敦举行了一次1.5万人的大型集会，几百名反对莫斯利的人混进了集会，结果遭到惨不忍睹的群殴，此事使得包括大报《每日邮报》的老板罗瑟米尔勋爵（Lord Rothermere）在内的许多人撤回了对英国法西斯联盟的支持。
南欧国家的困境
1935年举行大选时，莫斯利很清楚英国法西斯联盟一定会惨遭败绩，所以干脆没有参加。1935年10月，英国法西斯联盟的成员人数骤降至5,000，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才逐渐恢复到约2.25万。「二战」开始时，莫斯利和英国法西斯联盟的其他领导人被拘留，他们的党也被解散。英国法西斯联盟对被它视为种族与政治敌人的人是威胁，也是破坏公共秩序的捣乱者，令人头痛，但它对英国主流政治的影响微乎其微。
其他西北欧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要么是战胜国，要么是中立国。人民没有感到自己的国家在大战中受到了屈辱，也没有收复领土的野心。在这些国家中，激进右派同样无望掌权，因为现存的政治结构牢固坚强。法西斯运动在丹麦、冰岛、瑞典和挪威获得的民众支持少得可怜，在芬兰得到的支持稍大一些，但它在那里最好的选举成绩也不过是1936年的8.3%。
在瑞士德语区的一些地方，信奉法西斯主义的民族阵线党在1933年至1936年间获得的选票高达27%，但之后即直线下滑；在瑞士的其他地方，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者为数寥寥，反对者却声势浩大。爱尔兰蓝衫党（Blueshirts）成立于1932年，正式名称是陆军同志协会（Army Comrades Association），1933年更名为国民警卫队（National Guard）。
结论
这个组织仅仅是昙花一现，领导人是性格无常、政治观点极端的约恩·奥达菲（Eoin O』Duffy）。此人曾任爱尔兰共和军（IRA）参谋长，被解除爱尔兰警察局长的职务后成了蓝衫党的领袖。到1934年，蓝衫党的成员达到了约5万人，主要来自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的西南部。但是，在政府宣布了对蓝衫党的禁令，又和英国解决了一起严重损害爱尔兰农业的贸易争端之后，对蓝衫党的支持迅速瓦解。
蓝衫党人放弃了他们激进的法西斯思想和特点，并入了新成立的主流政党——爱尔兰统一党（Fine Gael）。到1935年，蓝衫党完全消失了。与此同时，奥达菲退出了爱尔兰统一党（他成了该党的一大难堪），后来在西班牙内战中带领一支爱尔兰部队在佛朗哥（Franco）将军麾下作战。
尽管荷兰的失业率在1936年高达35%，但是它的政治结构仍然牢牢地植根于新教、天主教和社会民主等次级文化中，使激进右派无法寸进。政府换届定期进行，但实际上人事安排具有相当强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执政党经常务实地调整路线，或与其他政党达成妥协。对纳粹德国日益增长的警惕也加强了民族团结，维护了现存议会制度的完整。
在民众眼中，法西斯主义既是「外来的」，也对国家构成了威胁。荷兰主要的法西斯运动「国家社会主义运动」（Nationaal Socialistische Beweging）在1935年达到高峰，赢得了接近8%的选票。然而，两年内，它的支持率就下降到了4%。在「二战」爆发之前的年月里，极右派的支持度一直低迷。
在一段短暂的时间内，一个与法西斯主义有些相似的天主教专制社团主义运动曾经在比利时大受支持。1936年，国王党［Rex Party，该党得名自一家天主教出版社「圣王基督」（Christus Rex），而那家出版社的名字又来自确立不久的「圣王基督节」（Feast of Christ the King）］赢得了11.5%的选票，这主要是因为，比利时东南部工业区讲法语的中产阶级认为体制内的政党腐败不堪，于是用选票表示自己的抗议。
不过，对国王党的支持很快萎缩，只剩了一点儿残余。跟荷兰一样，由天主教、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组成的现行社会与政治环境排除了极右运动的活动空间。比利时还有一个不利于极右派的条件，那就是没有真正的比利时民族主义。佛兰德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和早期法西斯主义运动各据一方（虽然得不到主流社会的支持），但国王党在那里的支持度较低。
通过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并非偶然，而是多种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每个国家根据自身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结构，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在这一过程中，民主制度的稳定性和民众的理性选择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正如历史所证明的，只有在一个健康、包容的社会环境中，才能有效防止极端主义的滋生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