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黑时代的序幕：尼德兰的动荡局势
在那个悲惨的年代，行者描述了沟渠里发现的30具赤裸尸体，这些受害者都是被乞丐伏击杀害的。这一幕比土耳其人统治下的生活还要令人绝望 😢。腓力二世面对这样的局面，认为必须以击败叛军来收场，但他也意识到政治的重要性不亚于武力的力量 💪。
阿尔瓦公爵虽然理解武力的重要性，却对政治策略一知半解，因此腓力撤下了他，换上了西属伦巴第总督堂路易斯·德·雷克森斯。1573年11月，雷克森斯带着6万人的军队来到佛兰德斯，他的计划是决堤放水以迅速夺取北区。然而，腓力二世拒绝了这个残酷的提议，理由是「我们会因此背上残暴的骂名」 😫。但雷克森斯最终还是被欠饷引发的哗变大潮淹没。
哗变与灾难的连锁反应
战争双方都面临哗变的问题，尤其是佛兰德斯军规模更大，影响也更为严重。哗变起源于老兵聚会宣传不满，随后发展为扣押居民作为人质。1575年11月，腓力二世决定暂停支付债务利息，这无疑加剧了财政危机。雷克森斯知道自己命不久矣，他在1576年3月5日去世，灾难随即爆发。
1576年7月25日，哗变的西班牙士兵洗劫了阿尔斯特镇，并与其他部队勾结在一起。同年11月4日，接替雷克森斯的奥地利的堂胡安来到卢森堡，腓力二世授权他带领军队回国，允许他为议和做出任何让步。就在同一天，西班牙军队打进了叛军把守的安特卫普城，在数日的焚烧和掠夺中，1,000多座房屋被毁，7,000多人丧生 😱。
如同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一样，关于这一事件的雕版画和新闻信广为流传，使「西班牙之怒」成了反对西班牙的「黑暗传说」的一部分。四天之后（11月8日），尼德兰国会同意了根特和谈和驱逐占领军。然而，如果他们没有推迟讨论宗教分歧，尼德兰起义可能就此结束。但三年后宗教分歧打破了和平的局面。
宗教与权力的博弈：加尔文宗的崛起
奥兰治亲王与荷兰、泽兰诸城的合作协议中，宗教和平是一个重要特点。尽管1573年2月荷兰议会禁止公开的天主教敬拜，但实际上天主教徒、路德派、重洗派和其他教派仍然可以私下按自己的方式敬拜。然而，新秩序下的「官方教会」只有加尔文宗。归正教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取代了原本的教会结构，把组织交到牧师、执事和长老手中。
然而，加尔文宗实际上的地位并不牢固。宗教法庭发往伦敦的信件揭示了另一种现实：传道人短缺，战乱使集会无法进行，会众数量少得可怜。「荷兰和泽兰属于加尔文宗」的程度就和「今天西欧部分地区信仰基督教」差不多。1576年荷兰议会的教会法令明确说明，官员对牧师人选、布道内容和教会结构有最终决定权。不仅是加尔文宗社区的教派成员，所有人都可以接受洗礼，教堂和墓地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市民空间。
根特革命与南方再天主教化
1577年，尼德兰南部城市亲奥兰治势力崛起的动力与这种「市民加尔文主义」无关。人民的生活一团糟，这种幻灭感推高了奥兰治亲王的人望。1577年10月28日，根特的两个加尔文宗官员抓捕了阿尔斯霍特公爵和他的仆人，发起了一场城市革命，权力被交给工匠组成的特别的「十八人委员会」。
1578年2月，根特的加尔文宗向外输出革命，朝奥德纳尔德进发，并且在科特赖克、布鲁日和伊普尔策划了几起小型革命。在他们成功的地方，原有的官员被加尔文宗信徒取代，天主教徒被迅速驱逐，圣像也被摔得粉碎。最重大的事件发生在1578年5月26日，阿姆斯特丹的加尔文宗发动政变，拘捕并驱逐了天主教官员和教士。
法尔内塞的战略开始成形：沿斯海尔德河收复城镇（梅赫伦、安特卫普、根特），打造一条守卫佛兰德斯省和布拉班特省的防线。帕尔马公爵最大胆的行动是攻打安特卫普。1576年的劫掠让这座城市愤恨难平，光靠让步是无法挽回它的。
帕尔马公爵的围城持续了一年多（1584年7月至1585年8月），他在斯海尔德河上建了一座浮桥（730米长），在桥的两端修起土垒。尼德兰人想用火船和一种叫「止战者」的战舰撞毁这座桥，但是没有成功。西班牙部队破城后军纪严明，容许新教徒在两年内离开。仅仅是安特卫普就有数万人远走他乡，统计数字虽有出入，但是从尼德兰南部迁往北部的远超10万人。
西班牙帝国的辉煌与困境
腓力二世于1556年登上西班牙王位，继承了欧洲和海外的广大领地。他从小到大没有学过别的，就是以做一个理想的西班牙国王来调整自己，憧憬着这个帝国可以带给他的机遇。1543年，他成为西班牙摄政，身为米兰公爵（1540年起）、西西里和那不勒斯国王（1554年起），他对实务有充分了解。
腓力决定把王室放在卡斯蒂利亚，这样可以巩固他父亲的帝国的资源组织工作，但它造成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更多，因为他继承的领地中还有那么多在西班牙半岛之外。卡斯蒂利亚的人文主义者吸纳了基督教共和国相互义务的观念，不过他们不清楚这种观念怎样在如此庞大的规模上付诸实际。卡斯蒂利亚的法学家则重视王权作为法的来源的重要性，这为腓力二世以「国王的绝对权力」发布敕令提供了理论基础。
腓力二世在不同王国推行同一种法律的能力赋予了西班牙王国概念框架及合法性。为国王打造形象的人用挂毯、版画、雕像、巡幸、建筑和音乐丰富它们的细节。它们的主题包括王朝的延续性和遗产，以西班牙天主教国王的传统包装起来，再加上一些哈布斯堡的神话。
埃斯科里亚尔：神圣与世俗的结合
埃斯科里亚尔蕴含了一种结合了神圣权力与世俗权力、等级权力与祭司权力的理念。难怪埃斯科里亚尔这个缩影所代表的帝国形象成了新教徒恐惧的焦点，也难怪埃斯科里亚尔的权力观变成了一个牢笼。悖论在于，尽管腓力二世承载的帝国理念有非常浓厚的西班牙色彩，但是他的帝国并非如此。他的帝国是一个复合型企业，因为西班牙缺乏建造帝国所需的人力和自然资源。
为帝国提供专业技能和服务的人往往来自意大利——会计、制图师、地理学家、装备制造商、造船商、引航员和工程师。1585年围攻安特卫普时法尔内塞想要在斯海尔德河上建造的浮桥如果没有吉安巴蒂斯塔·皮亚蒂和普罗佩尔齐奥·博拉奇两位意大利工程师的技术专长是不可能实现的。帝国的金融纽带也掌握在非西班牙人（主要是热那亚人）手里。
距离仍然是西班牙帝国的大敌，因为它的地域太辽阔、太多元了，根本没有任何人可以解决这个难题。需要以帝国之名管理的承诺和交涉越多，帝国的理念就变得越强。军人、外交官、教士和行政官越是频繁地来往于各个领地，他们对这个理念投入得也就越多。西班牙帝国在美洲是作为行政国家运行的，得到的信息越多，筛选、分析和决策就越难，解决办法就是拖延。
那些想象力丰富、能向西班牙拿出复杂的计划的人的机会来了，他们逐渐成了帝国的一大谣言工坊。宗教分歧引发的怀疑加剧了本已激烈的国际矛盾，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博取了人们的信任。大使经常遭到撤回或立即解雇，常规的外交渠道时常中断。有的人想要为自己的利益扩张帝国的疆界，这种压力很难控制。
智利与墨西哥：殖民地的挑战
智利可一点也不温顺。1550年，佩德罗·德·巴尔迪维亚和他的手下在比奥比奥河的北岸建立了一座要塞，后来发展为康塞普西翁。从这里出发，他们一路向南打击当地人民，将其分割为各个领地。圣地亚哥的探矿者和矿工接踵而来找寻金矿。图卡佩尔的印第安人不为所动，他们设计诱杀了巴尔迪维亚并且吃了它，随后印第安人爆发起义，起义的第一阶段持续四年，几乎把西班牙人逐出了智利。
1598年，智利总督也被阿劳卡尼亚的印第安人伏击、擒获和吃掉了，接着智利南部已经臣服的印第安人自行叛乱，摧毁了所有西班牙城镇。1600年时智利大约一半的西班牙人口都已被杀。就在这一年，西班牙上尉阿隆索·冈萨雷斯·德·纳赫拉来到智利，报告阿劳卡尼亚冲突的情况。他的解决方案是：一连串堡垒，一支常设军队，消灭当地印第安人，代之以安静的非洲人。
维持普世王国的重负需要一个共同事业作为理由。在现实中，大部分时候帝国依靠的都是卡斯蒂利亚及其海外领地的资源，这种挖东墙补西墙的把戏被人误以为是「大战略」。张力源于在地中海保护帝国抵御奥斯曼土耳其的需求。1560年夏，西西里总督派往北非杰尔巴岛的哈布斯堡舰队遭到奥斯曼舰队的偷袭。西班牙的情报人员指出，奥斯曼势力对地中海西部交通造成了严重威胁。
于是西班牙开始了超大规模的桨帆船建设，桨帆船数从1562年的55艘上升到1574年的166艘。16世纪70年代，桨帆船舰队的成本与整个佛兰德斯军的成本相当，两条战线同时开战是不可持续的，结果就是1575年9月腓力二世宣布停薪（破产）。1580年吞并葡萄牙领地后，西班牙帝国的「资源包」变得更大了。
结语：历史的反思与启示
回顾这段充满血泪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尼德兰的动荡还是西班牙帝国的兴衰，都充满了复杂的政治、宗教和军事因素。这些历史事件不仅塑造了当时的社会格局，也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正如我们今天所见，和平与发展才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