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战争与和平的反差
在历史的长河中，欧洲经历了从频繁战乱到相对和平的巨大转变。兵连祸结的现象曾是欧洲大陆的常态，特别是在17和18世纪，战争频发且旷日持久。例如，「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期间，德意志地区的人口损失惨重，据估计有将近1/3的人直接或间接死于这场浩劫。而到了18世纪，欧洲依然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下，先后爆发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以及「七年战争」（1756—1763年）。这些战争不仅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还对各国经济和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从维也纳会议（1814—1815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的一百年间，欧洲只发生了几次规模较小、持续时间较短的战争。相比之前的血腥岁月，这一时期的阵亡人数仅为前一个世纪的1/7。这种巨大的反差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原因呢？最合理的解释在于，欧洲国家逐渐摒弃了传统的均势政策，转而采用了一套更为合作的机制来维护和平。
均势与合作机制
均势学说的核心思想是不允许任何一国强大到足以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然而，在19世纪初期，欧洲主要大国开始意识到，通过建立一种新的合作机制——即所谓的「欧洲协调」，可以更好地维护和平。这一理念的根本宗旨是通过定期召开会议、讨论分歧并采取一致行动来防止冲突的发生。尽管各国之间仍然存在利益冲突，但它们学会了如何在关键时刻携手合作，以避免战争的爆发。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合作并非完全出于善意，而是源于对革命和社会大变动的恐惧。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法国大革命及其引发的拿破仑战争给整个欧洲带来了深刻的震动。革命浪潮席卷了多个国家，引发了广泛的动荡和冲突。因此，从19世纪20年代一直到40年代，欧洲各大国彼此合作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镇压各种形式的自由主义革命。尽管如此，均势思想并未完全消失，它仍然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2. 主权观念的演变
法国大革命不仅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格局，还深刻影响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在此之前，欧洲各国的主权基础主要依赖于君主个人及其家族，君权神授的思想深入人心。然而，随着大革命的到来，主权的基础逐渐从个人转向民族和国家。这一转变标志着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也为后来的国际合作奠定了基础。
主权性质的变化
在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往往是由于君主去世后引发的王位继承之争。例如，「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和「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都是典型的例子。然而，1815年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尽管一些君主仍然坚持君权神授的观点，但主权的基础已经从个人和家族转向了民族和国家。如今缔结条约的是国家，而不是君主，条约的有效性也不再取决于新君主的签署与否。
此外，军队的忠诚对象也发生了变化。过去，雇佣军制度盛行，士兵往往待价而沽，效忠于出价最高者。但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军队开始效忠于国家，而不是某一位君主。复位的君主们要么学会适应这一变化，要么自取灭亡。从19世纪20年代的情况来看，许多君主未能及时调整自己的统治方式，最终导致了政权的不稳定。
3. 法国复辟王朝的困境
路易十八复位后，面临着如何重建旧制度的难题。尽管他试图恢复王室的权威，但现实情况迫使他不得不做出妥协。首先，他同意不将大革命时期没收的土地退还给教会、贵族或王室，因为这样做在政治上并不现实。其次，《拿破仑法典》继续适用，贵族在军队和政府内的特权也没有恢复。宗教信仰自由依然有效，天主教虽然被定为国教，但其他宗教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宽容。
路易十八的改革尝试
为了扩大社会基础，路易十八成立了一个两院制立法机构，由贵族院和众议院组成。一切赋税的征收都必须得到议会的同意，但国王仍握有立法动议权。然而，由于国王随时可以解散众议院，举行新的选举，不受每年改选1/5议员规定的限制，因此新的立宪政体实际上被大大削弱了。只有国王一人拥有宣战权，并有权任命大臣，而大臣则对国王负责，而非对议会负责。
更为重要的是，国王有权「为了国家安全发布敕令」，这实际上赋予了他废除宪法的权力。因此，路易十八统治下的法国并不是真正的立宪君主制，而是绝对君主制。任何时候，他都可以将限制他的宪法一脚踢开。贵族院的议员由国王指定，而众议院则由40岁以上、每年交纳赋税不少于300法郎的男子选举产生。这意味着选民人数非常有限，法国总人口2,800万，仅有9万名选民。
自由派的崛起与反对
面对极端保王党的高压统治，自由派人士开始通过报章杂志和政治宣传活动表达自己的观点。邦雅曼·贡斯当、拉法耶特侯爵等自由主义思想家纷纷发声，批评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与此同时，一些银行家如雅克·拉菲特和卡西米尔·佩里耶等人也加入了反对阵营，他们深感自己被复辟后的贵族排斥，无法获得应有的社会和政治权力。
在这种背景下，秘密社团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成为反对派的重要力量。这些组织有的伪装成饮酒俱乐部，有的打着共济会分会的旗号，还有的取了含义明确的名字，比如「烧炭党」。这些秘密社团遍布欧洲各地，形成了某种超越政治界限的激进自由国际。最激进的当属受意大利烧炭党启发的同名团体，该团体聚集了失业的拿破仑政府文官、失意的大学生以及帝国军队的军官和军士。他们试图煽动军营里的军人起义，挑起了多次武装暴动，但均以失败告终。
4. 德意志的保守与变革
与法国类似，德意志邦联的大多数邦国也没有全面复辟旧制度。1815—1819年，一大批德意志南部邦国颁布了宪法，建立了代议制议会，意在给自己披上合法外衣，以便对和平协议确立的边界做出有利于自己、不利于竞争对手的修改。然而，此类争端使德意志南部诸邦国无法有效联合起来对抗奥地利和普鲁士对邦联的控制。
学生运动与民族主义
志愿参加反拿破仑战争的人从战场返回家乡后，看到德意志邦联被一些君主玩弄于股掌之中，不禁大失所望。他们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不只是为了把普鲁士、黑森或萨克森从法国统治下解放出来，也是为了解放全德意志，甚至是为了实现更广泛的民族团结。少数人认为，德意志邦联或许可以为更强大的国家体制奠定基础，但大多数人则认为，只有彻底扫除邦联中的专制邦国，用单一的国家体制取而代之，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团结。
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是一位著名的作家，他提出了基于语言的强烈德意志民族意识，并呼吁用立宪君主制统一德意志。他的观点激励了学生协会的学生，他们身穿昔日志愿军穿过的黑、红、金三色服装，积极参与各种民族主义活动。1817年10月，学生在瓦尔特堡集会，纪念马丁·路德宗教改革300周年，这次活动因焚烧了数十本书和杂志而臭名远扬。
镇压与反动
面对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梅特涅不失时机地实施了一系列严厉镇压措施。1819年8月，来自10个德意志邦国的代表在卡尔斯巴德制定了这些措施，次月在法兰克福的德意志议会上获得通过。新措施规定各邦国有义务严密监视大学，开除宣传有害学说的老师，并确保他们不被其他高等学府再次聘用。一切刊物出版前都必须接受中央政府机构的审查，一个特别委员会也建立起来，专门负责调查和打击革命运动。
这些措施有效地遏制了有组织的民族主义活动，使得德意志各邦国的治理更加依赖于官僚机构，而不是代议制议会。尽管如此，19世纪20年代，大多数德意志邦国确实有了代议制机构，尽管这类机构的权力极为有限，也受到种种限制。正如青年时代的奥托·冯·俾斯麦所说，「一个人若想从政，就必须是领取薪俸、依附于国家的仆人」。
结语
从18世纪到19世纪，欧洲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政治变革。通过放弃传统的均势政策，采用新的合作机制，欧洲成功实现了从频繁战乱到相对和平的转型。同时，主权观念的演变也标志着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为后来的国际合作奠定了基础。然而，无论是法国还是德意志，复辟王朝的统治都面临着诸多挑战，自由派和民族主义者不断崛起，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这些变革将继续塑造欧洲乃至世界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