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核心公理与历史转折
在探讨欧洲历史时，有一条核心公理：「在我看来，我政策的主要目的，也是所有政治、财政甚至军事当局都应该多加注意的，是人口。也就是说，保持和增加臣民的数量。国家的一切优势都源自尽可能多的臣民数量。」这一观点深刻揭示了人口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然而，在欧洲各地，周期性的生存危机却支持了马尔萨斯的悲观预测。特别是法国大革命前夕的歉收，让整个欧洲陷入了一种紧张的氛围之中 😰。
如果马尔萨斯能够活到「饥饿的四十年代」，他也许会看到爱尔兰因马铃薯饥荒导致的人口锐减，从840万下降到660万的悲惨状况，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规模移民潮 🚶♂️✈️。这种矛盾暗示着18世纪晚期正处于新旧时代的交替点上。尽管在很多方面，1648—1815年这一时段更接近15世纪而非20世纪，但它同样具备许多现代特点。
人口统计学的争议与挑战
不难认识到为什么人口统计学是这么有争议的历史研究分支。一方面，人口统计学家有机会将数字计算到小数点后几位，造成数据精确的假象；另一方面，在19世纪和20世纪实行人口普查之前的任何时段，证据都相当零散，所以在描述结果时，「估计」甚至「猜测」之类的词好像都精确过头了。学者们要么得做出关于国家总人口数的大胆陈述，要么得对小型社区人口状况进行微观「重建」，然后在这样的微观基础上，靠想象建立宏观结构。
特别是在缺乏通信手段、识字率极低、几乎或完全没有日常行政管理的地区，如17世纪晚期被哈布斯堡王朝「再征服」之后的匈牙利，我们对于事实上的人口规模一无所知。然而，对理解这一（或者别的任何）历史时期来说，人口发展相当重要，所以必须努力尝试搭建某种结构，尽管用来搭建结构的稻草和砖都很不充足。
欧洲各国人口统计数据
我们可以从总结概括一些欧洲国家自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晚期最可靠的人口估算数值开始。这些统计数据虽然都是近似值，但也有粗略程度之分。例如，1650年英格兰的数据要比俄国的准确得多，后者可能完全是错误的。以国家为单位的数据一定程度上也存在误导，原因是任何国家都存在很大的区域差异。
例如在西班牙，边缘省份，特别是加泰罗尼亚、巴伦西亚、加利西亚，其人口增长比卡斯蒂利亚的中部省份快得多。在法国，埃诺、弗朗什—孔泰和贝里等省份的人口增速最快，巴黎盆地、布列塔尼、中央高原、西南部和南部地区增速中等，诺曼底则最慢。在德意志，人口稀疏的东部的人口增长率要比人口相对稠密的西部高得多，这不足为怪，事实上我们将会看到，德意志内部移民的数量相当大。
尽管有种种限制条件，我们还是能看出总体状况。表2按年代顺序展现了一个过程：先是停滞或缓慢的增长（1650—1700），然后是普遍而适度的增长（1700—1750），再然后是更加迅速的膨胀（1750—1800）。可是只有放到更宏观的时间框架里，它的真正意义才能够凸显。
地理分布的变化
欧洲人口重心的转移至关重要。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代，掌控着欧洲的是地中海区域。然而到18世纪时，在欧洲北部人的眼里，南部俨然成了博物馆，他们欣赏这一区域过去的成就，但更轻视那里的现状。一名英国观光者在1778年表示，罗马曾经属于「一个充满了英雄和爱国者的国度，然而现在它落到了宇宙中最缺乏阳刚之气、最迷信的人们手里」。
婚姻与生育的影响
关于欧洲世俗人口的增长，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女性的婚龄提前导致其生育力上升。女性平均婚龄下降五六岁，就可能意味着生育子女的数量增加50%。实际上，托尼·里格利（Tony Wrigley）曾经提出，1750—1800年英格兰3/4的人口增长都是婚龄下降造成的。然而在英格兰，实际婚龄往往在性成熟之后很久，人们的平均婚龄是24.5岁到26.5岁。
婚外生育没能抵消晚婚的影响。按照21世纪的标准，婚外生育率低得惊人：在大部分欧洲国家，婚外生育率都不到5%，通常在2%以下，英格兰就是如此（现在联合王国的婚外生育率超过30%）。然而毫无疑问，在18世纪的进程中，婚外生育率上升了。到1789年，在人口超过4,000的法国城镇里，婚外生育率达到了4%，在发展程度更高的城市里达到了12%～17%，在巴黎则达到了20%。同一时期在德意志，婚外生育率也出现了上升，从2.5%增长到11.9%。
晚婚与独身现象
在那些教堂、行业工会或庄园主能够实行强有力的社会控制的欧洲地区，晚婚的决定通常是由上而下强加给人们的。然而在北欧、西欧和中欧，它通常是人们对经济状况做出的自愿反应。人们似乎普遍认为，要是一对夫妇不能独立养家糊口，就不应该结婚，也正是在这些区域，终身未婚的女性数量最多。在欧洲西北部，10%～15%（有些区域甚至达到25%）的女性保持独身，这对人口增长的抑制效果比晚婚更加显著。
避孕技术与观念
由于任何形式的避孕都遭到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强烈谴责，所以相关技术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证据。在售的草药和（或）巫术方子有很多，然而它们的效果很可疑。避孕套更加可靠，但绝非不出差错。据说它是由一位名叫孔东（Condom）的医生发明的，意在限制查理二世私生子女的数量，虽然这个词更可能源自condus（拉丁语，意为「容器」）。
避孕的唯一可靠方法是禁欲，更确切地说，是避免在阴道内射精。人口统计史学家很容易赞同这一点：人们用到的技术中，最有效、最流行的是性交中断法。可惜它招来了棘手的神学争议。不以生育为目的，完全为享乐而交欢，这是可以接受的吗？男人提前将阴茎抽出，这难道不是俄南的罪过吗？
死亡：饥荒与战争的影响
饥荒的冲击
近代早期家庭最大的单项开支是食品，最大的焦虑也源自歉收。在蒸汽动力将北美大平原的无限生产力开发出来之前，大部分食品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我们在第一章里已经提到，在交通要依靠四足动物的时代，运输主要作物——谷物——十分困难，运输超过几千米，利润就没了。
雪上加霜的是，人们对谷物和天气依赖到了危险的程度。1648—1815年，对天气的过度依赖导致了两种问题。第一种是宏观的：大量证据表明，17世纪晚期属于约一个世纪前开始的漫长「新冰期」。若将1920—1960年这段时间当作比较的基准，则17世纪下半叶的平均气温要低0.9°C. 而17世纪90年代要低1.5°C。这听起来可能并不多，然而对农业生产力似乎造成了严重的抑制。✅
第二种气象问题是短期的，多雨的冬季或春季，甚至收获时节突然出现的冰雹，会给农作物产量带来毁灭性的影响。要知道，近代早期的耕作者并不选种，只是将前一茬农作物的种子留一部分用来播种，所以他们栽培的品种适应性并不好，无法充分利用土壤和生长条件，甚至在不错的年成，收成也可能低到只有种子的四五倍，他们没有用于收获、打谷或晾干的机械设备，通常也不具备防水的仓储条件。
所以在欧洲，特别是在北欧、西欧和中欧，生产食物的农民们清楚，饥馑之年不是「会不会来」，而是「什么时候来」。歉收之年的秋季到来时，一大批人会发现自己被排除在市场以外，这批人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为了活下去，他们以恶劣的食物维生，消耗掉自家的谷种，乞讨，犯罪，无所不为。
战争的破坏
17世纪前50年里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糟糕、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些流血事件。在国内，派系争斗变成大规模的内战，如英国的清教徒革命和法国的投石党运动。这些冲突不仅摧毁了大量的生命财产，还使得社会秩序陷入混乱之中 😱。
战争带来的不仅仅是直接的伤亡，还有间接的损害。军队的掠夺和破坏使得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进一步加剧了粮食短缺的问题。同时，战争期间的疾病传播也增加了死亡率。例如，在三十年战争期间，瘟疫和其他传染病肆虐欧洲大陆，造成了无数无辜生命的丧失 💀。
结论
通过对欧洲人口变迁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人口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无论是核心公理的提出，还是人口统计学的研究，亦或是婚姻生育、避孕技术以及饥荒战争的影响，都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未来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挖掘这些数据背后的故事，以便更好地理解欧洲乃至世界的发展脉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