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与奥斯曼帝国的复杂关系及欧洲局势

在16世纪的欧洲,各国之间的纷争不断。法国德意志新教联盟之间有着复杂的利益交换。教联盟提供一笔24万埃居的资助,以后每个月再提供6万埃居,作为回报,德意志新教联盟承认法国对一些说法语的帝国自由市的权利,如康布雷、梅斯、图勒和凡尔登等城市。这就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交易,双方都在其中看到了对自己有利的因素🧐。

法国的外交家们有着更加宏大的构想,他们希望打造一个以查理曼遗产为基础的新帝国(new imperium)。这个新帝国涵盖了古代墨洛温王朝的土地,还包括低地国家和莱茵兰。他们期望德意志诸侯能自愿加入这个新帝国,而法国国王则成为他们的「保护者」(protector)😎。这种设想充满了野心,但也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下有其合理性。

法国的军事行动

1522年,法国开始了对哈布斯堡的总攻。他们在意大利、德意志和尼德兰都展开了入侵行动,并且在地中海和大西洋发动了海军攻势💪。国王亲自率领大军跨过默兹河,不费一枪就夺取了图勒。同年4月17日,梅斯也陷落了。法军继续转往莱茵河上的阿戈诺,斯特拉斯堡看起来岌岌可危。然而,查理五世并没有坐视不管,他被迫在短时间内召集15万人保卫帝国。帝国大军在冬季围攻梅斯,围城持续了三个月,从1552年10月到1553年1月。最终,皇帝不得不宣布撤军。吉斯公爵领导下的法军将帝国之鹰和赫拉克勒斯之柱捆在一起,加上一句铭文:「Non ultra Metas」(「止于此限」——也可以理解为「止于梅斯」)。这次撤军让查理的弟弟斐迪南意识到,为了预先避免帝国的解体,他必须与异端达成妥协🤝。

与此同时,法军在其他地区也有动作。1553年,他们侵入科西嘉,引发了一场内战。另一支远征军为了援助锡耶纳共和国南下托斯卡纳。锡耶纳城赶走了查理五世强设的驻军,查理五世派遣他的将军吉安·加科莫·德·美第奇围攻锡耶纳。但在1554年8月2日的马尔恰诺之战中,皮埃特罗·斯特罗齐率领的法军惨败。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围城战后,锡耶纳终于投降,被形成中的托斯卡纳公国吞并😭。

皮卡第地区的争夺

皮卡第是法国的软肋。查理决定在那里发起反击,他让在梅斯战败的部队向皮卡第方向转移,想要攻克法国在佛兰德斯的前哨站——泰鲁阿讷。尽管泰鲁阿讷补给充足且近期得到翻修,但一场奇袭让它陷落了。一个月后,埃丹也被攻陷。1554年,法国组织了三支军队去扭转局势,它们把尼德兰南部化为焦土,也夺取了几座要塞。然而,随着查理五世宣布退位,双方实现了短暂的休战和喘息。尽管国库空虚的迹象已经越来越显著,亨利二世还是决定全力进攻意大利,领兵的是冉冉升起的吉斯公爵弗朗索瓦。次年,西班牙大军在年轻的腓力二世带领下出现在法国的皮卡第边境。法军数量处于严重劣势,在防守圣康坦时被打得落花流水。骑士统帅本人被俘,巴黎门户大开😱。

吉斯公爵的崛起

从这个局势中受益最多的是吉斯公爵。他以扭转乾坤的形象登场,谋划在隆冬时节突袭加来。两天的轰击后,城堡的围墙破裂了,英格兰守军举白旗求和。加来的占领给了亨利二世勒索赎金和要求释放骑士统帅的筹码。法国王太子弗朗索瓦的婚姻也成为政治工具,他迎娶了玛丽·斯图亚特,这桩婚事得到了吉斯公爵的极力支持。玛丽·斯图亚特不仅继承了苏格兰王位,而且在英格兰王位的继承顺位中也有重要地位。这一系列事件使得法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了更多的筹码👍。

复杂的谈判

为了给这场漫长惨烈而耗资巨大的哈布斯堡—瓦卢瓦冲突划出一条界线,各方开始了复杂的谈判。西班牙和法国——后来还有英格兰——的全权代表开始拿出诚意进行谈判。双重联姻起到了加固王朝和解的作用。萨伏依公爵埃马纽埃尔–菲利贝尔娶了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的妹妹玛格丽特,这使得法国国王把萨伏依—皮埃蒙特奉还给萨伏依家族显得没那么难堪。另一桩联姻是亨利的长姐伊丽莎白嫁给腓力二世本人。谈判的关键障碍在于怎么处置加来,最终双方同意法国占领加来八年,然后还给英格兰。法国会提交50万埃居的抵押金证明自己的诚意,双方承认任何破坏和约的行为都会导致条款无效💼。

法国在洛林保留了三个讲法语的帝国主教辖区(梅斯、图勒、凡尔登),因为腓力不是皇帝,所以他只对这种侵犯帝国的行为做了象征性的抗议。法国还收回了圣康坦,并用占领的四座堡垒换取了三座尼德兰南部的堡垒。但法国放弃了对意大利的王朝主张,萨伏依公爵得回了公国。大规模王朝冲突并没有怎么改变基督教世界的国界线,但是它制造了促进新教发展的政治分裂,而且如山一样的债务加剧了参战国的不稳定💸。

奥斯曼帝国的扩张与影响

16世纪上半叶,奥斯曼土耳其的扩张令人胆寒。他们先后夺取了贝尔格莱德和布达,并且包围维也纳。匈牙利东部已经落入奥斯曼土耳其手中,名义上独立的属国特兰西瓦尼亚看来也要不保。哈布斯堡家族和雅盖隆家族被推到了基督教世界的前线🛡️。

同时,奥斯曼土耳其扩大了它在地中海的势力。他们征服叙利亚和埃及后,获得了地中海东部的漫长海岸线和许多港口。这些港口成为了他们与巴巴里诸国协同作战的基地。威尼斯失去了海洋帝国的大部分疆域,只有塞浦路斯、克里特和亚得里亚海的几个基地还在威尼斯手里,但它们也经常遭到袭扰。基督教世界有理由畏惧奥斯曼土耳其😨。

奥斯曼土耳其的宣传助长了这种情绪。他们的征服促进了一种帝国意识形态的发展和扩散,这种意识形态既为他们的征服提供了依据,又宣扬了他们对统治世界的野心。苏丹利用伊斯兰教义中的「圣战」原则,一心想要让全世界改信伊斯兰教。自穆罕默德二世起,奥斯曼朴特就在培育一种征服君士坦丁堡时植根的帝国雄心。苏莱曼一世继承了这些传统,他在接见大使时坐在镶嵌宝石的王座上,大维齐尔易卜拉欣帕夏命威尼斯的金匠打造了一顶仪式用的战盔,它的用意就在于让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帝国主张黯然失色。奥斯曼的占卜师与绘图师把苏莱曼表现成穆斯林救世主,苏莱曼的统治意味着伊斯兰的千禧年即将到来,这进一步加剧了基督教世界的恐惧程度👻。

奥斯曼土耳其的扩张坐实了这些焦虑。每次看到奥斯曼舰队或听到巴巴里海盗上岸来袭,地中海沿岸基督教社区的危机感都在加剧。出于对土耳其人兵临城下的恐惧和对近期城市遭到劫掠的反应,教皇保罗三世命安东尼奥·达·桑加罗围绕罗马城修建一座巨型城墙。查理五世在那不勒斯的总督佩德罗·德·托莱多开始沿海岸修建瞭望塔和防御炮台。费兰特·贡扎加在西西里沿海监督建造了137座防御塔。担忧奥斯曼土耳其进犯的情绪通过印刷品、征兵令、布道、图画和流行歌曲在意大利半岛和东欧广泛传播。在克罗地亚这样的边境社会,当地贵族把他们的焦虑感传给了背后的哈布斯堡帝国。即使远离危险的地方,人们也对土耳其人充满恐惧,那些大概从来没有见过土耳其人的人也在滔滔不绝地表达他们的恐惧😢。

基督教世界关于「土耳其人」的固有印象坚定了以十字军东征反对穆斯林的想法。这种印象在公众和精英的话语中大为流行,也反映在国际外交和政治分析中,而且进一步助长了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对抗性逻辑。土耳其人是基督的敌人,正如教皇利奥十世在他的诏书中指出的那样。他号召基督教世界的统治者们放下内部纠纷,抗击土耳其人和其他异教徒。这种集体焦虑经常通过世界末日的话语表达出来。意大利北部各城的激进派牧师呼唤基督教世界的道德改革和社会改革,呼唤一个勇猛的君主的出现,希望他能发起十字军东征,在「宇宙之战」中痛击土耳其人。谈论噩兆和预言的流行文学大行其道,让土耳其之祸的普遍焦虑有了一层紧迫感。基督教世界政治领袖和属灵领袖没能保护基督教世界,他们的失败从一开始就激化了对奥斯曼扩张的恐惧,助长了末世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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