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贵族的血统、婚姻与生活：权力与荣耀的交织》

血统：贵族身份的核心基石

在欧洲的历史长河中，血统的重要性犹如一座巍峨的山峰，始终屹立不倒。它不仅仅是关于谁来继承爵位这样的简单问题，更是关乎继承权与合法性理论的关键所在。就像一条无形的锁链，将家族的命运紧紧相连。

欧洲习惯法中的血统观念

欧洲所有的习惯法都极其重视血统的延续问题。在这个充满封建气息的时代，人们通过各种方式确保血统得到传承。血统成为合法性最有力的依据，仿佛是一把打开特权大门的金钥匙。祖先崇拜在这种背景下蓬勃发展，它不仅提供了维持现状的正当理由，还激励着人们为不负祖先之名而努力奋斗。

以德文郡一个家境一般的贵族家族——萨克比奇家族为例，他们虽然姓氏听起来有些奇特（Suckbitch），但深知自己肩负着保留这个姓氏的使命。正如16世纪后期一位家族成员所说：“在千千万万个姓氏中保留一个姓氏（他们这个姓氏），在一个地方世代相传，是蒙神喜悦的。”基于这种对血统的执着信仰，他们甚至有资格鄙视比他们有钱得多的邻居考特尼家族（Courtneys）。这看似荒谬的现象背后，其实隐藏着血统至上的价值观。

记述祖先：血统延续的重要手段

记述祖先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17世纪早期的古物研究者乔治·欧文·哈里就提议威尔士所有“下层”绅士将自己的家族血统抄录一份送给他。如果一个绅士无法完整地记录自己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双亲姓名，那他肯定“连自己也不爱”。这种对祖先记忆的珍视程度令人惊叹！

士瓦本贵族克里斯托夫·冯·齐默恩为了家族的荣誉，苦心孤诣地编纂了一本充满色彩鲜艳纹章的家族编年史。血统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在财产纠纷和特权争议中占据着关键地位。祖先能够为你争取到贵族扈从的职位，能在家族的教堂或墓地中为你保留一席之地，还能助你进入学院或大学。人文主义作家试图宣扬真正的高贵在于美德与教育，然而现实中血统的力量更为强大，这也促使人们不断宣扬和证明自己的血统。

血统的物质体现

游行、油画、徽章和文件等不同形式都在展示着血统的存在。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在1515年的庆典中进入里昂城时，迎接他的是一幅以耶西之树表现瓦卢瓦王朝的油画。大公夫人伊莎贝拉1615年进入布鲁塞尔城时，随她一同进城的是一顶镌刻有她祖先形象的熟铁华盖。这些象征性的物品无不在诉说着家族的荣耀与辉煌。

从祭坛到中殿再到壁炉，慈善组织为系谱的自我展示提供了许多舞台。欧洲建筑和物质财富中随处可见盾徽与纹章。菱形丧徽和纪念碑、彩色玻璃和陶瓷、银器和家具，贵族们在身边各处打上自己的印记，这是一种对过往价值的建设性重估，这些器物的流传也是为了维系贵族的现状。

有时候，这些流传的东西充满了创意，甚至是凭空发明的。古老家族的旧瓶子里装了新贵的酒，例如拉塞尔、霍华德、塞西尔、西德尼或霍利斯家族积极声张自己的高贵身份，尽管他们的主张可能站不住脚，有些只是凭证言。托马斯·温特沃思爵士深得国王查理一世的宠幸，他的家族高贵祖先的证明也显得颇为牵强。然而，随着书面记录越来越受到重视，贵族必须适应新的现实。英格兰设立了专门的“纹章院”，执行登记贵族的任务。托马斯·贝诺尔特作为第一位实施地区性普查的纹章官，要求所有声称自己有盾徽的士绅提交书面证据。

在海峡对岸的法国，身为贵族意味着免于税赋，所以冒充贵族的行为遭人痛恨。为此，法国统治者任命专员调查贵族爵位，家族必须证明他们的爵位可以追溯至三代祖先。类似的调查在欧洲其他地方也有进行，但严谨程度各异。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甚至单方面否认了四分之三的贵族的地位，理由是他们太穷了。血统狂热促使贵族们委任专门的古物研究者去研究他们的血统并把成果刊印出来，约翰·兰伯特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声称自己是征服者威廉战友雷纳夫·德·兰伯特的后裔，并印刷了一些假凭证。

到了17世纪初，贵族作为一个精英阶层已经越来越等级明确、边界清晰，他们的血统构成了所有权和统治权的基石。

婚姻：贵族延续与利益结合的纽带

对于贵族来说，打造一场完美的婚姻如同与一个不靠谱的搭档打定约桥牌一样复杂且充满挑战。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考量众多变量，如女方的年纪、产下继承人的可能性、亲属人脉、地产互补性以及女方成为娘家继承人的可能性等。爱情在这场婚姻游戏中往往被忽视，尽管有不少证据表明婚姻可以产生爱情。

婚姻市场的复杂性

宫廷是上层贵族最好的婚姻市场，外交官、地方官和财务顾问是最精明的媒人。然而，君主可能会出手干涉，法国国王时不时就会阻止一场婚姻或是强迫不情愿的家庭联姻。英格兰的王室监护法院建于1540年，王室利用它获取贵族孤儿继承人的监护权，从而影响他们的婚姻。急剧攀升的嫁妆成本让中下层贵族更难跟上婚姻市场的步伐。

系谱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既要反映血统又要反映血亲关系。罗马法学家有一种画法可以表现血亲，但它完全忽视了血统，只强调与其他家族的横向联系。德意志的系谱树有时会从女性的腹部画出新的线条，而英格兰系谱则把婚姻画成两个菱形的握手，父母的后代从握紧的双手中延伸出来。这两种画法突出的都是婚姻关系。

贵族婚姻的独特之处

贵族婚姻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一种个人情感的结合，更是一种家族利益的联盟。在意大利北部的一些地区，每代人里只有一名男性可以结婚，以避免横向联系过于泛滥。这种做法虽然有些极端，但却反映了当时贵族对家族利益的高度重视。

贵族婚姻的成功与否往往取决于双方家族的实力对比。强大的家族可以通过婚姻巩固自身的地位，扩大势力范围；而弱小的家族则希望通过婚姻攀附上强大的家族，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因此，在贵族婚姻市场上，实力雄厚的家族总是备受追捧，而那些经济状况不佳的家族则很难找到合适的联姻对象。

此外，贵族婚姻还需要考虑政治因素的影响。君主有时会利用婚姻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例如通过安排联姻来加强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友好关系，或者通过阻止某些婚姻来削弱敌对势力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贵族个人的情感和意愿往往被置于次要地位，服从于家族和国家的利益。

贵族生活：特权与挑战并存

有序社会的核心在于贵族特权，这是“贵族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贵族特权在欧洲不同地区差异巨大，而且常常与平民的某些权利相重叠。此外，特别是在欧洲西部政权强大的地方，贵族特权遭到了国家权力的侵蚀。

携带武器权：贵族身份的象征

几乎普遍存在的一项特权是携带武器权，这里的武器通常是指剑。细长的夹钢轻剑的问世生动地记录了基督教世界面临的挑战。这种轻便的武器用皮带就可以系在腰上，它的用武之地在于操场而非战场。想要与同样使用轻剑的对手决斗，需要大量的技巧和练习。优秀的击剑教练备受贵族青睐，据说最好的教练来自意大利。

在欧洲一些地区，决斗成了贵族意识的一种表达形式。自古以来决斗就是比武审判的一部分，当事人请求上帝通过战斗的结果施行裁决。历史上最后几次比武审判之一发生在1547年7月10日的巴黎，这场备受瞩目的决斗一方是拉沙泰涅尔领主弗朗索瓦·德·维沃纳，另一方是雅尔纳克男爵盖伊·夏博。另一方面，绝大部分决斗都是私人决斗，这在欧洲一些地区极为流行。尽管流行，但是这种决斗遭到了统治者的强烈反对。特伦托会议禁止私人决斗，法国国王亨利三世宣布私人决斗可判死罪，詹姆士一世同样把它定为非法行为。据估计，过去20年有七八千名法国贵族在决斗中丧命。

实际上，决斗折射出贵族的荣誉守则已经发展得多么深奥微妙、根深蒂固。决斗爱好者认为决斗是公开捍卫荣誉的表现，耶稣会士也为决斗辩护，理由是荣誉同财产一样宝贵，人有权为保卫荣誉而战。讨论贵族荣誉以及如何捍卫荣誉的文章汗牛充栋，大部分都像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中“试金石”讽刺的那样枯燥晦涩、难以卒读。实际上意大利的大多数决斗都没有拼个你死我活，而是巧妙地走个过场，为体面的和解留出余地。

免税权：贵族特权的重要标志

传统上，免税权是贵族的重要标志。但实际上从来不是只有贵族才有免税权，许多平民也享受免税权。例如，当三十年战争中瑞典国王想要鼓励芬兰农民或波罗的海海滨的波美拉尼亚农民参军入伍时，他就对后者的土地给予了世袭免税权。而且，也不是所有的贵族都有免税权。托斯卡纳、威尼斯、东普鲁士和不列颠群岛的贵族是需要纳税的，但他们无疑仍是贵族。

免税权往往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打折扣。随着国家有了更多的资源来征收间接税，贵族会发现他们难免还是交了税。萨克森贵族多次被要求缴纳地产税，贵族不能领兵出征时必须纳税替代兵役，此外他们也可能作为总佃户被要求缴纳封建税费。很多情况下，免税权从属于具体的贵族财产而不是贵族本人。活跃的土地交易和贵族代际继承的影响导致贵族身份与免税权不相匹配的状况变得十分普遍。

凭借军事和行政能力为君主效力的人也会被赋予贵族免税权，这意味着法律和医学专家也能成为贵族。在西班牙，免税权是对宗教裁判所世俗成员的奖励。在法国，免税权是对王室官员的奖励，而且随着法国国家机器的体量在这一时期不断增长，行政人员的数量也不断增加。官职是可以买卖的，所以从属于官职的直接税豁免权同样可以买卖。法国王室官职的一大好处就是它不受地产习惯法的管辖，在法律上被视为“动产”。因此官职可以被当作嫁妆或贷款的担保金，或者被用来偿还债务，或者送给无权继承遗产的幼子让他心里感到平衡。除此之外，如果一个人可以证明他的家族连续三代都是享受免税权的贵族，那么他的直接税豁免权就可以成为世袭特权。一个新生的统治集团正在冉冉升起，这群人能言善辩，口才了得，17世纪早期他们有时被称作“穿袍贵族”。

由于各国都面临新的需求，欧洲各地纷纷出现了类似的动向。西班牙哈布斯堡帝国的各个委员会与法庭开始大量聘用上过大学的文士。同英格兰的情况一样，随着公职人员队伍的膨胀，公职人员越发受到人们的尊重，因为他们与权力和影响力的关系有如近水楼台。许多西班牙的高级文士都被授予了贵族爵位。堂迭戈·拉米雷斯·德·普拉多1641年在给他的一个兄弟的信中写道：“如果说以前是贵族的地位高于文士，那么现在文士都变成贵族了。”

文士家族的崛起挑战了对贵族的传统认识。文士认为他们的高贵在于正直而非勇武，人文主义教育教会了他们自律自制，这比拔剑自卫更加重要。而这种教育面向所有的有才之士开放，并不局限于贵族出身。

贵族的数量：地域差异与历史变迁

统计1650年之前的贵族数量并不容易，各地数量差异巨大且原因复杂。法国阿朗松周边地区贵族密度相对高，但在法国和其他基督教世界中心地区，比如德意志、波希米亚、下奥地利、尼德兰和意大利半岛，贵族占人口比例并不大。除了少数特例之外，这些地方的贵族占人口比例通常不会超过5%，多数时候都比这个数字低，有时甚至低于1%。欧洲各共和国在册封贵族上极其悭吝。16世纪初，威尼斯贵族仅限于28个出身高贵的家族，只有精挑细选的极少数人可以名列《金册》。

在基督教世界的边疆，抵御外敌的需求仅仅是贵族数量较多的原因之一。边疆地区从来没有实行过封建领主制，所以贵族仅仅是个人头衔，不受法律上贵族必须拥有一块终身封地的限制。而且在东方的某些地区，集体授衔被当作鼓励人们定居边疆并承担军事义务的奖赏。在另一些地区，授衔只是因为国家力量太弱，只好默认自行封为贵族的行为罢了。

在人口稀疏的边疆地区，贵族占人口比例居高不下，甚至逐年增长。在西班牙北部的布尔戈斯省和莱昂省，超过46%的人口是贵族，在布尔戈斯城等市镇里贵族的比例超过一半。在波兰的马佐夫舍和波德拉谢，贵族占人口比例达到20%以上。有的农村全村都是贵族的佃农，他们租赁、耕种的都是贵族的田地。但是，分割继承制造成的地产分散化让有的贵族沦落到近乎无地的程度，形成了拥有贵族身份的农民这种奇特的现象。

人口日益增多的匈牙利贵族也在遭遇类似的现象。1526年土耳其占领多瑙河下游之后，匈牙利西部的哈布斯堡统治者开始把能够骑马抗击奥斯曼土耳其的平民封为贵族，农奴就这样一夜之间变为贵族。但是在包括多瑙河流域在内的欧洲很多地区，习惯法以极端的分割继承制来保证血统不会断绝。女儿同儿子一样有权继承地产，女儿继承的部分最高可以达到总地产的四分之一。而且习惯法严格限制将贵族地产抵押或出售的行为。于是，像波兰的情况一样，许多匈牙利贵族逐渐失去了所有土地，从某一时刻起变成了雇佣兵、商人、手艺人，或是给别的贵族做仆人。匈牙利没有降低身份法令，许多贵族最后以务农为生，跟他们的农民邻居一样连签名也不会。随着拥有的土地和经济资本逐渐衰落，这些小贵族变得越发强烈地在乎他们的文化资本。他们住在由枝条建造、茅草铺顶的陋室里，沉迷于战功赫赫的历史神话，总是用狐疑的眼光看待外部世界。

更引人注目的转变发生在欧洲上层的有爵贵族中——特指公爵和在册贵族。1500年之前，贵族爵位仅仅作为一种特殊权利授予王室家族的成员，王族之外极其罕见。但是到了17世纪30年代，贵族爵位成了国家接纳新的家族成为最高级别贵族的手段。在册贵族的兴起是君主企图控制贵族的结果，而且从君主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件大好事。授予在册贵族的王室制诰不用花一分钱，反而可以为君主带来利益，因为爵位可以标价出售，也可以作为对功劳的奖赏。其结果是荣誉的通货膨胀，这跟货币通货膨胀一模一样，“荣誉”的价值也遭到腐蚀，开始逐步贬值。

有的地方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贵族爵位（匈牙利、瑞典、丹麦），有的地方贵族爵位出现了大规模膨胀。英格兰王室大肆出售准男爵爵位和在册贵族爵位。詹姆士一世即位后把英格兰骑士的数量扩充到了原来的3倍。法国在册贵族的膨胀包括提拔外国家族，这引发了法国人的争议。批准加入圣米歇尔骑士团成了对在16世纪后期的内战中为国王效力的人的一种回报方式。由此引发的骑士团荣誉地位的贬值和愤愤不平的贵族对国王的抗议，使得瓦卢瓦王朝最后一代国王亨利三世于1579年建立了圣灵骑士团。

在欧洲许多地区，最顶层的贵族（同其他贵族相比较）从国家获取的资源多得不成比例。除了土地资源之外，贵族变得更加依赖廷臣、省长和郡长职位的俸禄，以及其他有油水的收入来源，比如领导包税财团或投资政府公债。他们也在争取独立的政治身份。在一些贵族已经占据省级议会上下两院的国家，有爵贵族还想要禁止其他人进入上议院。瑞典国会的贵族自1626年起分成三个等级分别投票。苏格兰议会中的地主与贵族尽管同在一个议会，但是各有各的座席。小贵族不信任等级高于他们的廷臣和大贵族。波兰的小贵族结成军事同盟，利用国家议会和省议会迫使国王收回过去一点点卖给大贵族的王室土地。

贵族的贫富差距比社会其他阶层的贫富差距拉得更大。贫穷贵族的存在是贵族身份与财富不相匹配的结构性后果。人们普遍意识到它所带来的政治问题，而且这一问题正在变得日益突出。弗兰西斯·培根1605年写道：“贵族过多会导致国家贫困，因为他们的花销是一笔额外的负担。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贵族不可避免地会走向家业衰败，这会造成一种荣誉与财富不相称的情况。”福斯塔夫和堂吉诃德在舞台与书本上是喜剧角色，某种程度上说明贵族是可以嘲弄的对象。在洛佩·德·维加创作的戏剧《羊泉村》中，同名村庄激愤的村民为了报复当地领主费尔南·戈麦斯·德·古斯曼的压迫而杀死了他。这样的情节不是一出黑色喜剧，而是一篇社会评论。在科西嘉西南部，少数几个封建贵族牢牢掌握着代表热那亚共和国向农民抽税的权利。得益于距离权力中心遥远而独立的地理位置，他们对手下农民的权力无比强大。

综上所述，欧洲贵族的血统、婚姻与生活是一个复杂而多元的话题。血统作为贵族身份的核心基石，贯穿于整个贵族社会的发展历程；婚姻则是贵族延续与利益结合的纽带，承载着家族的希望与梦想；贵族生活充满了特权与挑战，既有荣耀的一面，也有无奈的一面。通过对这些方面的深入探讨，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欧洲贵族阶层的历史演变及其对现代社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