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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长河中，古代王宫遗迹总是充满着神秘色彩。然而，对于古代王宫遗迹的考古调查却几乎没有进展😔，这与已经在地面展现雄姿的古坟调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现象背后其实涉及到进行王权论研究的方法论上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对于学术观点的确立是至关重要的。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日本大和王权的相关内容，从《记纪》中的记载出发，逐步揭开这个古老政权建立过程中的重重迷雾。
在日本古代典籍《记纪》（《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天皇”的概念有着独特的意义。其中被称作“始驭天下之天皇”的有两位，这一奇特的现象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古事记》记载的是崇神天皇（第十代），而《日本书纪》则记载了神武天皇（第一代）和崇神天皇。有趣的是，两书中相同的“初代天皇”并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第一代的神武天皇，而是第十代的崇神天皇。在关于神武和崇神之间的八位天皇的描述中，缺乏与政绩和王位相关的传说（旧辞）。由于这些历史记载的缺失，这个时代被称为“阙史八代”，这也意味着这些天皇实际上可能并不存在🤔。
经过仔细考察，根据《记纪》可以推断出实际存在的“初代天皇”应该是名为“御间城入彦”的崇神天皇。而另一位神武天皇更像是一个神话人物，可能是为了联结神话世界的大和王权始祖而被神圣化地创造出来的国王👑。此外，在对神武和崇神所用的“始驭天下之天皇”的描述方法上也存在差异。
在《古事记》中，对崇神天皇的描述为“知初国御真木天皇”，而在《日本书纪》中描述为“御肇国天皇”（“御肇国”意为作为天子开国），这两者都将统治对象称为“国”。然而，《日本书纪》称神武天皇为“始驭天下之天皇”，使用了“天下”的说法。考虑到第一代国王的统治范围再大也就是近畿地区，再夸张也不会超出“大八洲国”的日本列岛，所以使用“国”的说法比较合适。“天下”的说法很可能是后世为了呼应“御宇天皇”的说法而加以润色的结果，因为“御宇天皇”的统治理念即为支配宇内（天下）。
要确定大和王权建立的时间，我们可以从被推断为第一代国王的崇神的在世时间入手。遗憾的是，该时期的史料非常匮乏😕。不过，能推定时间的考古学资料还是有的，那就是崇神的王墓。崇神陵据推断是行灯山古坟（全长242米的前方后圆坟，位于奈良县天理市），建造于四世纪前叶，因此大和王权可能是在进入四世纪以后才建立的。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崇神的王墓并不是最古老的古坟，在固定形制的前方后圆坟出现一段时间之后，“初代天皇”的王墓才开始建造。例如，根据最近的研究，位于奈良盆地东南部的大型古坟是按照“箸墓古坟→西殿冢古坟→行灯山古坟（崇神陵）→涉谷向山古坟（景行陵）”这一顺序建造的。在被认定为“初代天皇”王墓之前，大型的前方后圆坟已经出现。这就表明，前方后圆坟的出现与大和王权的建立时间并不一致。
从上述过程来看，大和王权是在最古老的大型前方后圆坟建造数十年之后才建立的。初期的大和王权也采用了原有的前方后圆坟这种统一规划的坟形。也就是说，大和王权的首领是从建造前方后圆坟的势力中产生，并成为这一联合势力盟主的。我们可以把在大和王权建立之前以前方后圆坟为共同标志的政治势力称为“前大和王权”。随着未来对前大和王权的古坟调查不断深入，应该就能找到大和王权诞生的关键因素。在此之前，我们只能进行原理性的说明，即由于前大和王权的政治矛盾，建立了《记纪》所描述的大和王权。
在中国的正史中，《魏志》记载了三世纪的邪马台国，《宋书》记载了五世纪的倭国五王，但是对于四世纪大和王权诞生时倭国的相关记载却是空白区域🧐。其原因可能是四世纪的中国正处于五胡十六国时代，国内分裂，疏于外交。这就使得在中国史书中看不到四世纪倭国的记载，因此四世纪被称为“谜之四世纪”。
不过，《宋书》记载的倭国五王之前，倭人出现在外国史料中是在四世纪末，那就是曾为高句丽国王的广开土王的墓碑。接下来，我们将通过《记纪》中记载的王宫和巨大的前方后圆坟的选址来探讨初期大和王权的特征。
从表4王宫和王墓所在地表（103页）几乎可以确定，应神以后真实存在的天皇，都把王墓建在大阪。“河内惠贺”属于古市古坟群（大阪府羽曳野市和藤井寺市），“百舌鸟”属于百舌鸟古坟群（大阪府堺市）。古市古坟群建在羽曳野丘陵的北边，该丘陵在石川的西边绵延伸展，而石川流经奈良县向西汇入大和川。该古坟群有六座二百米以上的大型古坟。百舌鸟古坟群位于堺市百舌鸟平原的高地上，有最长的大仙陵古坟（仁德陵，全长486米），据说当时可以从茅渟海（大阪湾）望到。
然而，现在宫内厅所指定的天皇陵古坟有很多的疑点，原因是宫内厅不肯参考考古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其管理的天皇陵古坟，不用说发掘，甚至连地表调查都做不了；而且还有因错误的指示而被发掘的文武陵（中尾山古坟，符合天皇陵形制的八角坟）这样的例子。随着考古学研究的快速进步，需要再次对这些天皇陵古坟进行鉴定。
到了四世纪，巨大的前方后圆坟转移到了大阪，但是王宫多数仍然建在奈良。这种现象应该如何理解呢？目前还没有任何文献史料和考古学痕迹传达过初期大和王权被河内政治势力打败，后来“河内王朝”诞生的信息。考古学者近藤义郎指出，初期大和王权可能是出于政治意图，将王墓建在大阪。他认为这一政治意图是指对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强烈关注。近藤的观点是，大阪的各部族服从于大和王权之后，开始建造巨大古坟，但在对外交流上，大阪是比大和地区更重要的选址地点。由于大阪的政治和经济基础还不成熟，所以王宫还是不得不回到大和地区。
根据《日本书纪》的记载，应神天皇“天皇在孕，天神地祇，授三韩”，这个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是应神天皇将王宫迁到大阪，并在古市古坟群建造王墓，很可能是出于对中国和朝鲜先进文化的强烈渴求。
高句丽第十九代国王广开土王（好太王）的碑文是记载四世纪末倭国对外活动的珍贵史料。该墓碑是其子长寿王为了颂扬父王功绩于四一四年修建的，位于鸭绿江中游的城郊（今为中国吉林省集安市）。这座墓碑是为了纪念广开土王的领土扩张而修建的，碑文的内容分为三段：从高句丽始祖邹牟王到广开土王的王道统治的记述；从三九五年（永乐五年）到四一〇年（永乐二十年）间广开土王领土扩张事迹的编年体描述；守护广开土王墓的规定及遗训。
第二段编年记述中提到倭国多达四处，分别是三九六年（永乐六年）、三九九年、四〇〇年以及四〇四年。墓碑是一八八〇年发现的，一八八三年在参谋本部任职的炮兵中尉酒匂景信将其拓本带回日本，之后在参谋本部对其进行解读和研究。曾经有人提出过耸人听闻的质疑，说有事实表明参谋本部将碑文调包，或为了掩盖调包而用了石灰涂抹的手法。但事实上，为了将拓本做得清晰需要使用石灰是事实，那个时期的拓本（石灰拓本）都粘有石灰。我自己也曾参与过宫内厅书陵部藏品的“石灰拓本”调查。
后来经过朝鲜史研究者武田幸男和中国研究者徐建新等人的努力，采用涂抹石灰的拓本之前的“原石拓本”的研究不断进步，碑文研究均以原石拓本为基础进行。到目前为止，已发现十三种原石拓本。广开土王碑除了经受石灰涂抹之外还被风化，其表面如今已伤痕累累，无法解读其内容。距今百年之前的优秀拓工采拓的原石拓本成为珍贵的史料。
三九六年（永乐六年），广开土王亲自率军南下，与百济军（碑文中蔑称为“百残”）交战，攻下五十八座城池和七百个村落，将领土扩大至百济王都所在地首尔附近的汉江。碑文将广开土王亲征的理由作为前言，其中提到了倭国。
（a）百残、新罗，旧是属民，由来朝贡。（b）而倭以辛卯年来渡□破百残□□新罗，以为臣民。
这篇碑文的目的在于说明广开土王之所以与百济军直接开战，是因为当时发生了有损高句丽国家利益的恶性事件。从史料的角度看，只需如实解释这一事件就行。百济和新罗原本是高句丽的属民，两国都向高句丽朝贡。如果（a）所记载的朝贡关系继续保持，就没有理由进攻百济，但当时高句丽与两国的外交关系发生了变化。因此，（b）用“而”这一转折词开头。倭国在辛卯年（391年）过河，与百济和新罗之间发生了某一事件（从“破”字来看，应该是战争击破两国），将百济和新罗变为倭国的臣民。因此，广开土王才亲自率军攻打原本是自己属民并向自己朝贡的百济。
从该碑文为颂扬广开土王领土扩张的功绩这一性质来看，只能这样来解释文意。但这有可能是站在高句丽的立场，将领土扩张的理由作了夸大说明，并没有客观陈述与百济的外交关系。不过不管怎样，“倭国”是在这样的语境中被提到的，近代日本的参谋本部官员丝毫没有必要将其调包。
碑文中还记载了三九九年（永乐九年）百济违背约定与倭国私通。倭国与百济的这种外交关系在十二世纪中叶朝鲜编纂的《三国史记》中有相关记述，《百济本纪》中阿莘王六年（397年）条目中可见“（百济）王结好倭国，以太子腆支为质”。虽年份略有出入，但在百济的史料中也有关于提供人质的描述。这意味着百济对倭国是从属性外交，是表明倭国与百济之间外交关系强化的史料。广开土王碑中反应的倭国与百济的关系大致如上。
由此可见，四世纪末倭国就已经在朝鲜半岛进行军事扩张，并展开了将百济属国化的外交。
倭国自二六六年以来中断的对中外交，于四一三年以向中国南方的东晋进献方物得以再次开启，这是时隔一百四十七年的使臣派遣。四二〇年，宋建国取代东晋，中国迎来南北朝时期。
宋建国翌年，倭国王倭讃很快便向宋朝派遣使臣。在进行外交往来时，倭国王效仿高句丽，以倭国国名“倭”为姓，个人名记为“讃”，自称倭讃。倭讃现推断为履中天皇，也有可能是仁德天皇。纵观倭国及日本各时代，王家使用姓名只有五世纪的倭国五王时期。因为在册封关系中，国王必须用姓名表示。在中国看来，只要倭国王自称“倭”姓，这一族便是父系的同一氏族，帝纪中记载济为“倭王倭济”即是如此。
倭讃之后，倭国王每次换代便向宋朝派遣使臣，接受任命。由于皇帝向官员下达命令的文书叫册书，皇帝下发册书封王，二者故称册封关系。任命之时，会问及倭国王与前任的血缘关系并加以记录。如此，五位倭国国王的系谱得以复原。
不过不知为何，珍和济的血缘关系信史中并没有记录，后来编纂的史书《梁书》记载其为父子关系，但《梁书》的可信度不高。也有人只按照《宋书》记载，提出存在“讃·珍”和“济·兴·武”两个王族。但是如前所述，中国方面认为倭国王都是倭姓，属于同一个父系氏族，所以两个王族的理论无法成立。
关于倭国五王在《记纪》中对应哪位天皇，目前有多种不同的说法。随着埼玉县行田市的稻荷山古坟铁剑的出土，命名方式也得以明确。“Oho Hatsuseno Waka Takeru”（住在长谷宫的幼武：雄略天皇）的真名为“获加多支卤”，从“Takeru”的谐音用了寓意恰切的“武”字。同样的命名方式也见于“Tadihi – no Midsuhawake”（住在丹比宫的瑞齿别：反正天皇）的“珍（Midsu）”的谐音。能够明确对应的就是这两位国王，其他如果推测的话如后页图所示。
遗憾的是无法确定珍和济的关系，《梁书》记载二人为父子，《日本书纪》记载二人为兄弟。
倭国王的外交方式就是先决定自己的称号，然后谋求宋朝皇帝的承认。例如，珍就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但是中国只授予其“安东大将军、倭国王”的称号。倭国出于更有利于推进朝鲜外交的目的而请求授予将军的称号，但是宋朝与高句丽和百济也有册封关系，所以没有同意倭国的请求。
四五一年，宋朝首次将“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倭国王”的称号授予倭济。该将军称号主张对倭以下的国名、地名地区进行军事统治，“都督”与“诸军事”等词语表示对一定地域实行军事统治的官员之意。
但是，宋朝并没有认可倭国要求的“百济”之名，而是用“加罗”（与“任那”同义）代替，这反映出宋朝对满足六国数字的政治考量。当时秦韩（辰韩）和慕韩（马韩）已不复存在，只是作为倭国对新罗和百济地域的军事统治的根据提出。如果把广开土王碑文上倭国将百济和新罗作为“臣民”这一记载作为前提，很容易理解其意图。对史料的研判固然重要，但倭国对朝鲜半岛的扩张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然而，倭国向中国请求册封的不仅是倭国王的称号。四三八年，王族倭隋一行十三人请求平西将军和征虏将军的称号并得到了认可。平西将军是都城以西，有关西日本统治的将军称号。四五一年有二十三人被任命为“军郡”。“军郡”一词较难理解，有可能是指除将军称号（军字）之外，与某种地域统治“郡”相关的官职。
倭国国内的将军称号也采取先由倭国王授予再由中国任命的方式。也就是说，包括部下的官员都统一纳入到了宋朝册封关系的体系中。这样的政治状况尽管体现了倭国王对于国内统治的弱势，但反过来，由于有中国为后盾又可转化为强势，外交权的掌握巩固了自倭国王而下的阶层秩序。
五世纪巨大的前方后圆坟不仅在大和、河内（包括和泉）地区，甚至连吉备都建造过，从中我们可以推断大和王权的政治秩序和册封关系。倭国王还不一定处于突出的政治地位，日本列岛的政治统一，还需要能使吉备首领们服从的首领联合体。
四七八年，武继承兴，向宋顺帝呈上上表文。上表文以“封国偏远，作藩于外”开头，用词典雅，以此推之，可能是外来的文书参照中国古籍书写的。引文中的“藩”指“篱笆”，意为中国边远之地的小国。这种上表文的书写风格反映了当时倭国与中国的外交互动中的一种文化借鉴和适应。
在这个时代，大和王权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无论是在政治、军事还是文化交流方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通过对这段历史的深入剖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古代日本在东亚格局中的地位演变，以及它如何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寻求生存与发展之道💪。
综上所述，通过对《记纪》等文献资料以及考古发现的综合研究，我们对大和王权的建立、发展及其在海外的扩张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虽然仍有许多未解之谜等待进一步探索，但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描绘出了一个生动而复杂的历史画卷🎨。在未来的研究中，随着更多考古证据的挖掘和技术手段的进步，相信我们会更加接近历史的真相，揭示出更多关于大和王权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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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历史的长河中，古代王宫遗迹总是充满着神秘色彩。然而，对于古代王宫遗迹的考古调查却几乎没有进展😔，这与已经在地面展现雄姿的古坟调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现象背后其实涉及到进行王权论研究的方法论上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对于学术观点的确立是至关重要的。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日本大和王权的相关内容，从《记纪》中的记载出发，逐步揭开这个古老政权建立过程中的重重迷雾。
二、《记纪》中的“初代天皇”之谜
（一）神武天皇与崇神天皇
在日本古代典籍《记纪》（《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天皇”的概念有着独特的意义。其中被称作“始驭天下之天皇”的有两位，这一奇特的现象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古事记》记载的是崇神天皇（第十代），而《日本书纪》则记载了神武天皇（第一代）和崇神天皇。有趣的是，两书中相同的“初代天皇”并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第一代的神武天皇，而是第十代的崇神天皇。在关于神武和崇神之间的八位天皇的描述中，缺乏与政绩和王位相关的传说（旧辞）。由于这些历史记载的缺失，这个时代被称为“阙史八代”，这也意味着这些天皇实际上可能并不存在🤔。
（二）推断实际存在的“初代天皇”
经过仔细考察，根据《记纪》可以推断出实际存在的“初代天皇”应该是名为“御间城入彦”的崇神天皇。而另一位神武天皇更像是一个神话人物，可能是为了联结神话世界的大和王权始祖而被神圣化地创造出来的国王👑。此外，在对神武和崇神所用的“始驭天下之天皇”的描述方法上也存在差异。
在《古事记》中，对崇神天皇的描述为“知初国御真木天皇”，而在《日本书纪》中描述为“御肇国天皇”（“御肇国”意为作为天子开国），这两者都将统治对象称为“国”。然而，《日本书纪》称神武天皇为“始驭天下之天皇”，使用了“天下”的说法。考虑到第一代国王的统治范围再大也就是近畿地区，再夸张也不会超出“大八洲国”的日本列岛，所以使用“国”的说法比较合适。“天下”的说法很可能是后世为了呼应“御宇天皇”的说法而加以润色的结果，因为“御宇天皇”的统治理念即为支配宇内（天下）。
三、大和王权建立的时间推测
要确定大和王权建立的时间，我们可以从被推断为第一代国王的崇神的在世时间入手。遗憾的是，该时期的史料非常匮乏😕。不过，能推定时间的考古学资料还是有的，那就是崇神的王墓。崇神陵据推断是行灯山古坟（全长242米的前方后圆坟，位于奈良县天理市），建造于四世纪前叶，因此大和王权可能是在进入四世纪以后才建立的。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崇神的王墓并不是最古老的古坟，在固定形制的前方后圆坟出现一段时间之后，“初代天皇”的王墓才开始建造。例如，根据最近的研究，位于奈良盆地东南部的大型古坟是按照“箸墓古坟→西殿冢古坟→行灯山古坟（崇神陵）→涉谷向山古坟（景行陵）”这一顺序建造的。在被认定为“初代天皇”王墓之前，大型的前方后圆坟已经出现。这就表明，前方后圆坟的出现与大和王权的建立时间并不一致。
从上述过程来看，大和王权是在最古老的大型前方后圆坟建造数十年之后才建立的。初期的大和王权也采用了原有的前方后圆坟这种统一规划的坟形。也就是说，大和王权的首领是从建造前方后圆坟的势力中产生，并成为这一联合势力盟主的。我们可以把在大和王权建立之前以前方后圆坟为共同标志的政治势力称为“前大和王权”。随着未来对前大和王权的古坟调查不断深入，应该就能找到大和王权诞生的关键因素。在此之前，我们只能进行原理性的说明，即由于前大和王权的政治矛盾，建立了《记纪》所描述的大和王权。
四、“谜之四世纪”
在中国的正史中，《魏志》记载了三世纪的邪马台国，《宋书》记载了五世纪的倭国五王，但是对于四世纪大和王权诞生时倭国的相关记载却是空白区域🧐。其原因可能是四世纪的中国正处于五胡十六国时代，国内分裂，疏于外交。这就使得在中国史书中看不到四世纪倭国的记载，因此四世纪被称为“谜之四世纪”。
不过，《宋书》记载的倭国五王之前，倭人出现在外国史料中是在四世纪末，那就是曾为高句丽国王的广开土王的墓碑。接下来，我们将通过《记纪》中记载的王宫和巨大的前方后圆坟的选址来探讨初期大和王权的特征。
（一）王宫与王墓的选址
从表4王宫和王墓所在地表（103页）几乎可以确定，应神以后真实存在的天皇，都把王墓建在大阪。“河内惠贺”属于古市古坟群（大阪府羽曳野市和藤井寺市），“百舌鸟”属于百舌鸟古坟群（大阪府堺市）。古市古坟群建在羽曳野丘陵的北边，该丘陵在石川的西边绵延伸展，而石川流经奈良县向西汇入大和川。该古坟群有六座二百米以上的大型古坟。百舌鸟古坟群位于堺市百舌鸟平原的高地上，有最长的大仙陵古坟（仁德陵，全长486米），据说当时可以从茅渟海（大阪湾）望到。
然而，现在宫内厅所指定的天皇陵古坟有很多的疑点，原因是宫内厅不肯参考考古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其管理的天皇陵古坟，不用说发掘，甚至连地表调查都做不了；而且还有因错误的指示而被发掘的文武陵（中尾山古坟，符合天皇陵形制的八角坟）这样的例子。随着考古学研究的快速进步，需要再次对这些天皇陵古坟进行鉴定。
到了四世纪，巨大的前方后圆坟转移到了大阪，但是王宫多数仍然建在奈良。这种现象应该如何理解呢？目前还没有任何文献史料和考古学痕迹传达过初期大和王权被河内政治势力打败，后来“河内王朝”诞生的信息。考古学者近藤义郎指出，初期大和王权可能是出于政治意图，将王墓建在大阪。他认为这一政治意图是指对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强烈关注。近藤的观点是，大阪的各部族服从于大和王权之后，开始建造巨大古坟，但在对外交流上，大阪是比大和地区更重要的选址地点。由于大阪的政治和经济基础还不成熟，所以王宫还是不得不回到大和地区。
根据《日本书纪》的记载，应神天皇“天皇在孕，天神地祇，授三韩”，这个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是应神天皇将王宫迁到大阪，并在古市古坟群建造王墓，很可能是出于对中国和朝鲜先进文化的强烈渴求。
五、大和王权的海外扩张
（一）广开土王碑文
高句丽第十九代国王广开土王（好太王）的碑文是记载四世纪末倭国对外活动的珍贵史料。该墓碑是其子长寿王为了颂扬父王功绩于四一四年修建的，位于鸭绿江中游的城郊（今为中国吉林省集安市）。这座墓碑是为了纪念广开土王的领土扩张而修建的，碑文的内容分为三段：从高句丽始祖邹牟王到广开土王的王道统治的记述；从三九五年（永乐五年）到四一〇年（永乐二十年）间广开土王领土扩张事迹的编年体描述；守护广开土王墓的规定及遗训。
第二段编年记述中提到倭国多达四处，分别是三九六年（永乐六年）、三九九年、四〇〇年以及四〇四年。墓碑是一八八〇年发现的，一八八三年在参谋本部任职的炮兵中尉酒匂景信将其拓本带回日本，之后在参谋本部对其进行解读和研究。曾经有人提出过耸人听闻的质疑，说有事实表明参谋本部将碑文调包，或为了掩盖调包而用了石灰涂抹的手法。但事实上，为了将拓本做得清晰需要使用石灰是事实，那个时期的拓本（石灰拓本）都粘有石灰。我自己也曾参与过宫内厅书陵部藏品的“石灰拓本”调查。
后来经过朝鲜史研究者武田幸男和中国研究者徐建新等人的努力，采用涂抹石灰的拓本之前的“原石拓本”的研究不断进步，碑文研究均以原石拓本为基础进行。到目前为止，已发现十三种原石拓本。广开土王碑除了经受石灰涂抹之外还被风化，其表面如今已伤痕累累，无法解读其内容。距今百年之前的优秀拓工采拓的原石拓本成为珍贵的史料。
（二）活跃在三九六年的广开土王
三九六年（永乐六年），广开土王亲自率军南下，与百济军（碑文中蔑称为“百残”）交战，攻下五十八座城池和七百个村落，将领土扩大至百济王都所在地首尔附近的汉江。碑文将广开土王亲征的理由作为前言，其中提到了倭国。
（a）百残、新罗，旧是属民，由来朝贡。（b）而倭以辛卯年来渡□破百残□□新罗，以为臣民。
这篇碑文的目的在于说明广开土王之所以与百济军直接开战，是因为当时发生了有损高句丽国家利益的恶性事件。从史料的角度看，只需如实解释这一事件就行。百济和新罗原本是高句丽的属民，两国都向高句丽朝贡。如果（a）所记载的朝贡关系继续保持，就没有理由进攻百济，但当时高句丽与两国的外交关系发生了变化。因此，（b）用“而”这一转折词开头。倭国在辛卯年（391年）过河，与百济和新罗之间发生了某一事件（从“破”字来看，应该是战争击破两国），将百济和新罗变为倭国的臣民。因此，广开土王才亲自率军攻打原本是自己属民并向自己朝贡的百济。
从该碑文为颂扬广开土王领土扩张的功绩这一性质来看，只能这样来解释文意。但这有可能是站在高句丽的立场，将领土扩张的理由作了夸大说明，并没有客观陈述与百济的外交关系。不过不管怎样，“倭国”是在这样的语境中被提到的，近代日本的参谋本部官员丝毫没有必要将其调包。
碑文中还记载了三九九年（永乐九年）百济违背约定与倭国私通。倭国与百济的这种外交关系在十二世纪中叶朝鲜编纂的《三国史记》中有相关记述，《百济本纪》中阿莘王六年（397年）条目中可见“（百济）王结好倭国，以太子腆支为质”。虽年份略有出入，但在百济的史料中也有关于提供人质的描述。这意味着百济对倭国是从属性外交，是表明倭国与百济之间外交关系强化的史料。广开土王碑中反应的倭国与百济的关系大致如上。
由此可见，四世纪末倭国就已经在朝鲜半岛进行军事扩张，并展开了将百济属国化的外交。
（三）倭五王
倭国自二六六年以来中断的对中外交，于四一三年以向中国南方的东晋进献方物得以再次开启，这是时隔一百四十七年的使臣派遣。四二〇年，宋建国取代东晋，中国迎来南北朝时期。
宋建国翌年，倭国王倭讃很快便向宋朝派遣使臣。在进行外交往来时，倭国王效仿高句丽，以倭国国名“倭”为姓，个人名记为“讃”，自称倭讃。倭讃现推断为履中天皇，也有可能是仁德天皇。纵观倭国及日本各时代，王家使用姓名只有五世纪的倭国五王时期。因为在册封关系中，国王必须用姓名表示。在中国看来，只要倭国王自称“倭”姓，这一族便是父系的同一氏族，帝纪中记载济为“倭王倭济”即是如此。
倭讃之后，倭国王每次换代便向宋朝派遣使臣，接受任命。由于皇帝向官员下达命令的文书叫册书，皇帝下发册书封王，二者故称册封关系。任命之时，会问及倭国王与前任的血缘关系并加以记录。如此，五位倭国国王的系谱得以复原。
不过不知为何，珍和济的血缘关系信史中并没有记录，后来编纂的史书《梁书》记载其为父子关系，但《梁书》的可信度不高。也有人只按照《宋书》记载，提出存在“讃·珍”和“济·兴·武”两个王族。但是如前所述，中国方面认为倭国王都是倭姓，属于同一个父系氏族，所以两个王族的理论无法成立。
关于倭国五王在《记纪》中对应哪位天皇，目前有多种不同的说法。随着埼玉县行田市的稻荷山古坟铁剑的出土，命名方式也得以明确。“Oho Hatsuseno Waka Takeru”（住在长谷宫的幼武：雄略天皇）的真名为“获加多支卤”，从“Takeru”的谐音用了寓意恰切的“武”字。同样的命名方式也见于“Tadihi – no Midsuhawake”（住在丹比宫的瑞齿别：反正天皇）的“珍（Midsu）”的谐音。能够明确对应的就是这两位国王，其他如果推测的话如后页图所示。
遗憾的是无法确定珍和济的关系，《梁书》记载二人为父子，《日本书纪》记载二人为兄弟。
（四）对宋外交的意图
倭国王的外交方式就是先决定自己的称号，然后谋求宋朝皇帝的承认。例如，珍就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但是中国只授予其“安东大将军、倭国王”的称号。倭国出于更有利于推进朝鲜外交的目的而请求授予将军的称号，但是宋朝与高句丽和百济也有册封关系，所以没有同意倭国的请求。
四五一年，宋朝首次将“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倭国王”的称号授予倭济。该将军称号主张对倭以下的国名、地名地区进行军事统治，“都督”与“诸军事”等词语表示对一定地域实行军事统治的官员之意。
但是，宋朝并没有认可倭国要求的“百济”之名，而是用“加罗”（与“任那”同义）代替，这反映出宋朝对满足六国数字的政治考量。当时秦韩（辰韩）和慕韩（马韩）已不复存在，只是作为倭国对新罗和百济地域的军事统治的根据提出。如果把广开土王碑文上倭国将百济和新罗作为“臣民”这一记载作为前提，很容易理解其意图。对史料的研判固然重要，但倭国对朝鲜半岛的扩张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然而，倭国向中国请求册封的不仅是倭国王的称号。四三八年，王族倭隋一行十三人请求平西将军和征虏将军的称号并得到了认可。平西将军是都城以西，有关西日本统治的将军称号。四五一年有二十三人被任命为“军郡”。“军郡”一词较难理解，有可能是指除将军称号（军字）之外，与某种地域统治“郡”相关的官职。
倭国国内的将军称号也采取先由倭国王授予再由中国任命的方式。也就是说，包括部下的官员都统一纳入到了宋朝册封关系的体系中。这样的政治状况尽管体现了倭国王对于国内统治的弱势，但反过来，由于有中国为后盾又可转化为强势，外交权的掌握巩固了自倭国王而下的阶层秩序。
五世纪巨大的前方后圆坟不仅在大和、河内（包括和泉）地区，甚至连吉备都建造过，从中我们可以推断大和王权的政治秩序和册封关系。倭国王还不一定处于突出的政治地位，日本列岛的政治统一，还需要能使吉备首领们服从的首领联合体。
六、获加多支卤（武）时代
（一）武的上表文
四七八年，武继承兴，向宋顺帝呈上上表文。上表文以“封国偏远，作藩于外”开头，用词典雅，以此推之，可能是外来的文书参照中国古籍书写的。引文中的“藩”指“篱笆”，意为中国边远之地的小国。这种上表文的书写风格反映了当时倭国与中国的外交互动中的一种文化借鉴和适应。
在这个时代，大和王权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无论是在政治、军事还是文化交流方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通过对这段历史的深入剖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古代日本在东亚格局中的地位演变，以及它如何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寻求生存与发展之道💪。
综上所述，通过对《记纪》等文献资料以及考古发现的综合研究，我们对大和王权的建立、发展及其在海外的扩张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虽然仍有许多未解之谜等待进一步探索，但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描绘出了一个生动而复杂的历史画卷🎨。在未来的研究中，随着更多考古证据的挖掘和技术手段的进步，相信我们会更加接近历史的真相，揭示出更多关于大和王权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