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贸易与日本列岛的政治经济变迁》

一、朝贡贸易体系下的利益与关系构建

在东亚的历史长河中，朝贡贸易体系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对于那些进贡国来说，他们从这种贸易关系中所获得的利益是相当丰厚的💰。各国之所以积极与中国建立册封的朝贡关系，其背后的驱动因素主要是经济利益。

为了区分民间商船，明朝专门发放了一种名为“勘合”的证明文件。“勘合”就像是打开贸易大门的一把特殊钥匙🔑，只有持有它的人才能进行贸易活动，从而开启了勘合贸易。这一贸易模式在日本与明朝之间有着独特的发展历程。尽管曾经因为义持对义满外交态度的不满而中断过一段时间，但在义教的时代又重新恢复，并一直持续到幕府灭亡。在这期间，正式派出的“遣明船”共有十九次之多，这些船只像一艘艘载着希望与财富的巨轮🚢，给日本带来了诸多利益。

特别是在以义满为首的将军们试图借用来自中国的唐物（如精美的瓷器、华丽的丝绸等）来装饰御所会所，以此提升将军自身的权威。这一点在日明贸易上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唐物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商品，更是一种文化和权力的象征。它们被陈列在将军的居所之中，仿佛向世人诉说着将军的威严和富有。

与此同时，在义满完成南北朝统一的那一年，朝鲜半岛也迎来了新的统治者——李成桂（太祖）。他统一了朝鲜半岛并登上王位，随后便与明朝建交，将国号定为朝鲜。朝鲜还要求幕府取缔倭寇。倭寇就像一群肆虐海洋的恶魔👿，在1370 – 1380年代达到顶峰，经常侵袭朝鲜半岛沿海地区。面对朝鲜的要求，义满通过绝海中津的书信进行了回应，并约定进行取缔。随着日明之间邦交的建立，日朝两国也在1405年正式建立了邦交关系。

然而，这种邦交关系并不能简单地用国王垄断外交权的形式来定义。朝鲜方面以庆尚道观察使作为单一窗口与日本交流，而日本方面则更为复杂，不仅有国王参与，还有守护大名以及各藩国的武士、商人等自行参与到交流之中。这背后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朝鲜沿袭了高丽时代长久以来的交流模式，这是为了有效防止倭寇的一种策略；另一方面，幕府方面并没有要求垄断交易。这种多元化的交流参与者结构使得双方的交流更加灵活多样，但也增加了管理的难度。

日本对《大藏经》有着特殊的渴望。随着禅宗寺院等佛教寺院的建立，这种需求愈发强烈。各地的武士们为了获取高丽版的《大藏经》，纷纷派遣使者前往朝鲜。由于朝鲜是以儒家思想立国，而非佛教，所以很乐意满足日本的这一要求。结果在长达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竟然有超过一百五十部的《大藏经》传入日本。这本佛学经典犹如智慧的灯塔💡，照亮了日本的佛教发展之路。

二、幕府内部的政治风云变幻

（一）义满及其继承者

义满在国内国外都炫耀着他的地位和统一与和平的伟大功绩，但他却不幸在一四〇八年猝死。据说义满原本考虑的继任者并不是义持，而是他的弟弟义嗣。然而，由于义满没有留下遗言，所以最终按照斯波义将的安排，由义持继承了他的位置。

义持上台后做出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举动。他拒绝了朝廷试图授予义满太上法皇称号的提议，并以屈辱为理由断绝了与明朝的外交关系。这显然是他对义满政策的一种反对表现。他首先支持将幕府从北山第移到三条坊门，这一举措改变了幕府的政治中心。接着，他又恢复了以管领辅佐和重臣会议为中心的武家政治。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仅摆脱了义满时期的强权统治，而且得益于义满之前构建的和平环境，政治局势变得更加稳定。

义持对禅宗的喜爱也是他执政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他不偏向于某个单一派别的禅僧，而是广泛交往各类禅僧。同时，他还与管领细川满元等大名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经常举办风雅聚会活动，享受着充满趣味和高雅的生活。在这个时期，世阿弥的能剧受到禅宗的影响，艺术性得到了进一步的突出。能剧演员们如同灵动的精灵🧚‍♂️，在舞台上展现着独特的艺术魅力。

但是，好景不长，曾经被义满压制的势力开始反扑，社会逐渐走向分权化。南朝的最后一位天皇后龟山逃到了吉野，飞弹国司姉小路和伊势国司北畠氏也举起了反旗。在关东地区，满兼之子持氏成为镰仓公方，逐渐表现出与幕府保持距离的独立姿态。在这种紧张的关系下，关东管领上杉氏发生了内讧，引发了持氏遭受攻击的事件，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上杉禅秀之乱”。这一事件成为了镰仓府和室町幕府关系持续紧张的导火索。

此外，1419年发生的“应永外寇”事件更是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一支拥有两百二十艘军船、一万七千人大军的朝鲜军队袭击了对马的倭寇根据地。虽然这次事件的发生与倭寇袭击朝鲜半岛以及掌握对马与朝鲜贸易的宗氏正值世代交替有关，但各种信息的传播也造成了社会的不安定。这一事件如同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冲击着当时的社会秩序。

1423年七月，关于镰仓公方足利持氏事件举行了一场评议会，众多大名聚集在管领畠山满家的宅邸。这是因为前一年持氏惩处了常陆的佐竹氏，以及同年五月为了讨伐与幕府关系亲密的北关东豪族而离开镰仓。在管领宅邸聚集的大名包括细川、斯波、山名、赤松、一色、今川等。他们通过将军顾问醍醐寺三宝院的满济，传达了义持的质疑，并提出了各自的意见。由此可见，大名们经常通过协商的方式向将军提出意见，这反映出幕府内部一种相对民主的决策机制。

义持后来辞去了将军职务，让位于他的儿子义量，但义量很快就去世了。义持无奈之下只能以出家人的身份执行政务。然而，在1428年，义持在未确定继承人的情况下也离开了人世。面对重臣们要求指定继承人的呼声，义持只留下了希望管领以下的所有重臣群聚商讨的遗言。另有一种说法提到，义持当时拒绝说即使提了名，如果没有众人的协助也是无法实现的。于是，管领、斯波、细川、山名等进行了“协商”，最终抽签决定由在青莲院出家的义持之弟义圆还俗继任将军。幕府的政务大纲由大名协商制定，管领则以大名首领的身份代表大名集团进行利益协商，辅佐将军。这一系列事件反映了幕府内部复杂的权力斗争和政治决策过程。

三、琉球王国的崛起与虾夷岛的发展

（一）琉球王国的成立

就在义持的继承人成为将军的1429年，琉球本岛上的中山王尚巴志实现了琉球的统一。他消灭了山北王（北山王）和山南王（南山王），结束了长期以来的分裂局面。

翌年，尚巴志通过派遣到明朝的使者转达：“我国三王鼎立一百多年来，纷争不断，人民苦于无法喘息。”他报告说，现在的中山王已经讨伐了北方的山北王和南方的山南王，如今已进入了太平盛世。尚巴志的父亲思绍是山南王统治下的佐敷古斯库佐敷城城主，所谓的古斯库是指被石墙包围着的琉球特有古城。尚巴志攻破了浦添古斯库（浦添城）的中山王后，立他的父亲为国王，然后将据点转移到首里古斯库（首里城）。之后，他陆续消灭了位于今归仁古斯库（今归仁城）的山北王和岛尻大里古斯库（岛尻大里城）的山南王等势力，最终完成了统一大业。

琉球中山王加入明朝册封体系可以追溯到明朝建国仅四年后（1372年），当时明朝派来了使者要求进贡。中山王察度迅速响应，而向北扩张势力的山北王和位于南方的山南王也紧随其后与明朝建立了册封关系。这就为三山的统一埋下了伏笔。

从十二世纪开始，琉球社会就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被称为按司的首长们以各地的古斯库为据点不断扩张势力，这个时代被称为古斯库时代。不过，当时的古斯库城与后来见到的不同，它们伴随着坟墓和聚落，而不是那种被坚实的石墙所包围的城垒。考古发现表明，这个时期是龟烧窑与石锅广泛流通的时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按司成立了联合组织，进入了一个三国鼎立互相牵制的三山时代。这个时期正处于历经蒙古来袭后的十四世纪，此时的古斯库从简单的防御性堡垒发展成了大型的古斯库城，石块被堆砌在城郭之上。琉球社会通过海上交通与不同文化接触，不断产生变化，逐渐融入东亚世界。

琉球王国成立后，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了以海上交通为中心的东亚世界贸易中心。这里是往来日本、朝鲜及东南亚的必经之地。通过中转贸易，琉球建立起繁荣的王国。如今，复原后的首都首里城（古斯库）展现出雄伟的气势和挺拔的外形，令人叹为观止。琉球社会虽然保持着与日本社会不同的独特性，但两者在相互影响下共同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二）虾夷岛与津轻

目光转向北方，从十四世纪末到十五世纪初，有一群勇敢的人横渡津轻海峡，来到了现今北海道（虾夷岛）的渡岛半岛南部居住。这些人被称为和人，他们与自古以来以渔业为生、居住在虾夷岛的阿伊努人进行交易，并在沿海地区建立了“道南十二馆”。其中，位于函馆附近的志苔馆发掘出了越前和能登烧制成的大瓮以及多达三十七万枚的钱币。据推测，这些物品是在十五世纪前半叶被掩埋的，这也暗示着这里与东亚世界的形势存在着某种联系。

在十二世纪之前，虾夷岛与奥州地区的交流主要集中在奥州藤原氏身上。然而，当藤原氏灭亡之后，从十三世纪后半叶开始，安藤氏以津轻十三凑为根据地，成为了北条氏得宗的被官（直属代官），负责主管虾夷岛的诉讼事务并参与与阿伊努相关的交易。在这一时期，北海道经历了擦文土器文化的发展阶段，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阿伊努文化。阿伊努人在库页岛曾与蒙古发生过战争。关于阿伊努的风俗习惯，《诹访大明神绘词》将其分为“渡党”“日之本”及“唐子”三类。

安藤氏通过与阿伊努人的交易积累了大量财富。紧邻安藤氏根据地的津轻十三凑也因此变得非常繁荣，拥有诸如“关东御免津轻船”等特权的船只航行于日本海，与若狭湾的敦贺、小浜等地进行贸易往来。通过这条航线，鲑鱼、海带等物资被运送到京都，这些都是阿伊努贸易的产品。然而，镰仓末期安藤氏内部发生了内乱，这场纷争被带入幕府进行诉讼，但由于处理不当，导致幕府威信扫地，这也是幕府灭亡的原因之一。

1423年，津轻的安藤陆奥守向新任将军足利义量献上了二十匹马、五千只鸟、两万贯钱、三十张海獭皮以及五百捆海带。这充分体现了通过与北方的交易所获得的财富。另外，1435年，若狭羽贺寺在烧毁后重建工程的主要负责人就是安藤康季。这些事件都反映出虾夷岛与外界交流的日益频繁和当地经济的发展。

四、日本列岛各地的经济发展与港口建设

在琉球和虾夷岛、津轻等地出现的新流通经济和港湾建设现象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广泛地与日本列岛各地的港湾建设和流通经济产生了联动效应。

从十三世纪后半叶开始，代表着港口和旅馆的“凑”和“宿”等都市性区域在日本列岛各地逐渐兴起。到了十四世纪末，这一趋势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通过研究日本国产陶器的出土分布情况可以发现，十三世纪后半叶流行的是常滑烧，而到了十四世纪后半叶则被备前烧的大瓮所取代。这反映出不同时期陶瓷制造业的发展重心转移。

例如，伊势的安浓津（今天的三重县津市）开始建设伊势湾凑。根据最近的考古发掘报告，这里有十三世纪后半叶和十五世纪两个阶段的遗迹。1418年，陪同将军义持前往伊势参拜的花山院长亲在纪行文《耕云纪行》中描绘了十五世纪安浓津的繁华景象：“当天晚上抵达安浓津，寄宿于念佛道场。此乃该国的一个城市，幅员辽阔，房屋数量亦多，值得一看。”

类似的现象在日本各地都能看到。东京湾的武藏品川与伊势的大凑之间通过海路相连，每当大凑的凑船来到品川时都会进行热烈的交易。再看濑户内海地区，从流经广岛县福山市的芦田川河底挖掘出的凑町“草户千轩”证实了这里也有十三世纪后半叶和十五世纪两个阶段的遗迹，其中十五世纪是最繁华兴盛的时期。这片土地在1673年（延宝元年）被江户时代的大洪水淹没后，从1961年开始持续发掘了三十年。从十五世纪的遗迹中挖掘出了栅栏、沟槽、道路上划分的町割和町屋、大量的井和坟墓以及白瓷、青白瓷等中国陶瓷器，还有备前与濑户等国产陶器、刀匠工具、漆器工具、日用品等遗物。这些文物为我们还原了当时每户家庭的生活状况。如今，这些文物被展示在福山市广岛县立历史博物馆中，供人们参观学习。

草户千家附近的尾道浦也是濑户内海的重要交通要冲，这里同样挖掘出了许多中国陶瓷器。而在九州岛的博多，更是成为了海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基地。在“应永外寇”事件（1419年）发生后，镇西探题涉川氏积极开展对朝鲜的贸易，背后的支持者是宋金等博多商人。尽管博多曾在1333年镇西探题灭亡时因战火一度荒废，但经过重建后被划分为城镇，并且通过日明和日朝贸易获得了飞跃式的发展。在“应永外寇”发生的第二年，当迎接朝鲜使节时，市街上开始建造大门，朝着都市形态的方向发展。

除了上述提到的列岛各地的“凑”，内陆地区的“宿”也得到了发展。这些发展都反映了这个时代日本列岛的富裕与和平景象。无论是沿海的港口城市还是内陆的驿站小镇，都在经济发展的浪潮中焕发出勃勃生机。

五、海盗与国人的一揆：武士关系网络的独特构建

（一）海盗的关系网

“应永外寇”爆发后的1420年，朝鲜使节宋希璟为了处理外交问题来到日本，并写下了《老松堂日本行录》，记录了当时的日本景象。

宋希璟在航海途中始终担心遇到海贼。有一次，在前往壹岐胜本时出现了三艘速度极快的小船，引起了船上人员以为遇到了“海贼”的骚动，大家立即打鼓、张旗，披甲备战。结果却发现原来是博多商人平方吉久派来迎接的船。同样的事情在博多附近的志贺岛也发生过，当时来迎接的是博多妙乐寺僧人派遣的船。

当宋希璟进入濑户内海领域后，感觉就像进入了海贼的巢穴一样，整个航行过程中都战战兢兢的，甚至担心回程中海盗也可能在等着抢劫。当他到达安艺蒲刈岛时，听说这里是海贼聚集的地方，王命无法到达，所以幕府的护送船也不会来这里。宋希璟询问这个地方是如何维持和平与航行的，得到的回答是有东西海贼之分。只要从东边航行过来的船上载着一个东贼，西贼就不会伤害；相反地，从西边航行过来的船上只要跟着一个西贼，东贼也不会进行任何伤害。事实上，博多的平方吉久也是私下给了七贯钱后，才载着一个海贼过来迎接的。

更有意思的是，当蒲刈岛的人来访时，宋希璟一行让他们上船后，竟然发现那个身为僧人的海贼首领言行举止与“高丽”同乡无异，甚至连语言也可以沟通。不仅如此，还听到那个僧人对人说：“从朝鲜来的那艘船没有钱物，接在后面过来的琉球船只载有很多宝物，就从那艘下手吧。”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海贼的活动范围非常广泛，彼此之间还建立了关系网。

同样是朝鲜使节的朴瑞生在九年后的1429年来到日本时指出，对马、壹岐、志贺、平户等地由赤间关以西的海贼管辖，而四国以北的灶户等地则由赤间关以东的海贼管辖。他还提及海贼的兵力数万，船不下千艘，一旦东西海贼合作就很难防守。

如上所述，当时日本的商品流通并不是依赖中央的控制和秩序，而是分别借助海路上的海贼或者陆地上的山贼等区域性关系网来维护。例如，1434年接到幕府指示护卫遣明船命令的备后守护山名氏表示，自己会命令备后的海贼村上氏，同时也建议幕府最好命令伊予、周防等地的海贼保护归国船只。正因为已经形成了这些多样化的武士关系网络，才确保了中央的秩序。

（二）国人的一揆

武士的关系网络大多以一揆的形式建立起来。

其中一种形式是一族一揆。1351年十月，备后国山内氏一族十一人签订了一揆契约书，采用的就是“一族一揆”的形式。大家根据南北朝动乱所积累的经验，约定侍奉幕府，并立誓共同商量后再行动。1355年，纪伊国隅田一族二十五人签订的一揆契约书则是关于根据地隅田庄镇守的隅田八幡宫的祭神费用。从中可以看到，一揆平时是通过展现团队意识（一味连带）的神社凝聚团结的现象。

另一种形式是从一族的范围扩大到郡和国家，或者超越国家的界限。这种形式的一揆更加复杂多样，涉及到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武士之间的联合与协作。这些一揆组织不仅是武士们应对危机、维护自身权益的方式，也是他们在特定历史时期构建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