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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历史上，激战不断上演，而每一次战争背后都隐藏着深刻的权力斗争。在琵琶湖的船上，惠美押胜被俘并最终被斩首，这一事件标志着孝谦太上天皇与太师（太政大臣惠美押胜）之间长期的权力争夺以孝谦太上天皇一方的胜利告终。
这场争斗最初是以争夺驿铃和天皇玉玺为开端的。驿铃是征用驿站马匹的重要凭证，这些官道连接着京师与地方诸国，是信息传递的生命线。而天皇玉玺则是用于最高命令文书上的印鉴，如诏书、敕令等。这种通过文书加盖印鉴来下达命令的方式，从《大宝律令》实施后开始普及。它表明了当时按照天皇文书运作的机制——律令制度已经建设完毕，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了作用。
当孝谦太上天皇得知惠美押胜携带太政官印企图前往北陆道时，她迅速采取行动，将盖有天皇玉玺的敕命发往北陆道诸国，命令“国守”们不得听从只盖有太政大臣官印的一切命令。这一举动不仅展示了孝谦太上天皇对局势的敏锐洞察力，也体现了律令制度下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有效控制。
回顾历史，在一百年前的壬申之乱中，大海人皇子试图先夺得驿铃却惨遭失败。当时的玉玺尚不是主要问题。然而到了惠美押胜的时代，玉玺成为了权力争夺的核心焦点，这反映了随着律令制国家的发展，权力的象征物也在发生变化。
惠美押胜发动叛乱的事件从侧面反映出律令制国家建立的意义及其运作方式。律令制国家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条文规定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官僚体系的设置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的规范。在这种体制下，天皇作为最高统治者，其权威得到了法律的支持和保障。同时，地方官员必须遵循朝廷的指令行事，确保了国家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执行。
惠美押胜之乱刚刚平息不久，孝谦太上天皇就任命道镜为“大臣禅师”，并废除了淳仁天皇，将其幽禁于淡路岛。孝谦太上天皇重新登上皇位，成为称德天皇。这是日本历史上首次出现出家人出任天皇的情况，打破了以往出家之后无法再当天皇的传统观念。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称德天皇不断提拔道镜，先是提升他为“太政大臣禅师”，后来又封为“法王”。道镜享受着与天皇同等的待遇标准，甚至专门为他设立了“法王宫职”的官署。这一系列举动表明了称德天皇对道镜的高度信任和支持，同时也暗示着宗教力量在政治决策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由于称德女皇没有立下皇太子，关于继承人的问题引发了朝中的阴谋不断。有人甚至使用诅咒手段试图谋害女皇。此时，围绕着道镜是否应该继承皇位的问题，宇佐八幡神托梦事件引起了巨大的波澜。大宰府主神上报称宇佐八幡神托梦说：“道镜即位，天下太平。”这一消息使得朝廷陷入动荡之中。
为了验证这个神托的真实性，称德女皇派遣和气清麻吕前往八幡神宫聆听旨意。结果却是神灵表示：“天之日嗣，必立皇绪（天皇子孙）。”这让道镜勃然大怒，随后他将和气清麻吕姐弟流放。虽然我们无法确切知道神灵托梦与神灵附体的真相，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次事件进一步加剧了朝堂内部的政治紧张局势。
在这个时期，支撑王权的思想主要包括儒家思想和佛教信仰。藤原仲麻吕推崇儒家思想，标榜仁政，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天皇的正统性。而在称德天皇时期，佛教的影响更加显著。圣武天皇自称是“三宝之奴”，孝谦女皇则以佛门弟子的身份重新登基，并尊道镜为师。佛教与日本传统的神道相互融合，共同服务于王权的巩固。
然而，要让道镜成为天皇，就必须打破由皇统的御子继承皇位的传统“日嗣之法”。尽管称德女皇宣称皇太子的地位是由上天授予的，需要等待祥瑞出现，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目标最终未能实现。无论是来自中国的思想还是本土的宗教信仰，都无法完全取代日本原始的血缘原理和氏族制度秩序在王权传承中的核心地位。
称德女皇驾崩后，左大臣藤原永手宣布遗言，将天智天皇之孙白壁王立为太子，并很快驱逐了道镜。白壁王登基成为光仁天皇。光仁天皇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如何确立自己的正统性和稳定朝政。
起初，他户亲王被立为皇太子，但因井上内亲王企图用诅咒之法杀死丈夫光仁天皇而被废除皇后之位，他户亲王也因此失去皇太子身份。随后，山部亲王被立为皇太子，这一决定被认为是在藤原百川等人的策划下进行的。
光仁天皇晚年将皇位传给了山部亲王，也就是桓武天皇。桓武天皇的母亲高野新笠具有特殊的出身背景，这给他带来了不少争议。为了宣扬自己的正统性，他在即位诏命中强调自己是依据天智天皇制定之法继承皇位的。
为了摆脱旧王朝的影响并建立新王朝，桓武天皇决定迁都。他选择了山背国长冈京作为新的都城。然而，迁都过程中发生了藤原种继遇刺事件，这一事件牵扯到皇太子早良亲王，导致早良亲王被幽禁并最终去世。此后，桓武天皇继续推进迁都计划，并通过祭祀等活动来彰显新王朝的合法性。
尽管桓武天皇模仿中国古代皇帝进行郊祭活动，但他并没有像中国皇帝那样亲自去祭天，而是派遣使者去祭祀。此外，他还强化了伊势神宫作为天皇家宗庙的地位。当他还是皇太子时，就曾因为疾病痊愈而参拜伊势神宫。这种对伊势神宫的重视反映出他对本土宗教文化的尊重以及利用传统宗教力量来巩固自身统治的策略。
总之，从惠美押胜之乱到称德女帝与道镜的权力纠葛，再到光仁天皇和桓武天皇的新王统建立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古代王权更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特点和挑战，但贯穿始终的是对权力合法性的追求以及不同文化因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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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激战背后的权力博弈：惠美押胜之乱
在日本历史上，激战不断上演，而每一次战争背后都隐藏着深刻的权力斗争。在琵琶湖的船上，惠美押胜被俘并最终被斩首，这一事件标志着孝谦太上天皇与太师（太政大臣惠美押胜）之间长期的权力争夺以孝谦太上天皇一方的胜利告终。
1. 驿铃与玉玺：权力象征的争夺
这场争斗最初是以争夺驿铃和天皇玉玺为开端的。驿铃是征用驿站马匹的重要凭证，这些官道连接着京师与地方诸国，是信息传递的生命线。而天皇玉玺则是用于最高命令文书上的印鉴，如诏书、敕令等。这种通过文书加盖印鉴来下达命令的方式，从《大宝律令》实施后开始普及。它表明了当时按照天皇文书运作的机制——律令制度已经建设完毕，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了作用。
当孝谦太上天皇得知惠美押胜携带太政官印企图前往北陆道时，她迅速采取行动，将盖有天皇玉玺的敕命发往北陆道诸国，命令“国守”们不得听从只盖有太政大臣官印的一切命令。这一举动不仅展示了孝谦太上天皇对局势的敏锐洞察力，也体现了律令制度下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有效控制。
回顾历史，在一百年前的壬申之乱中，大海人皇子试图先夺得驿铃却惨遭失败。当时的玉玺尚不是主要问题。然而到了惠美押胜的时代，玉玺成为了权力争夺的核心焦点，这反映了随着律令制国家的发展，权力的象征物也在发生变化。
2. 律令制国家的意义
惠美押胜发动叛乱的事件从侧面反映出律令制国家建立的意义及其运作方式。律令制国家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条文规定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官僚体系的设置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的规范。在这种体制下，天皇作为最高统治者，其权威得到了法律的支持和保障。同时，地方官员必须遵循朝廷的指令行事，确保了国家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执行。
二、称德女帝与道镜：宗教与政治的交织
1. 尼僧天皇的崛起
惠美押胜之乱刚刚平息不久，孝谦太上天皇就任命道镜为“大臣禅师”，并废除了淳仁天皇，将其幽禁于淡路岛。孝谦太上天皇重新登上皇位，成为称德天皇。这是日本历史上首次出现出家人出任天皇的情况，打破了以往出家之后无法再当天皇的传统观念。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称德天皇不断提拔道镜，先是提升他为“太政大臣禅师”，后来又封为“法王”。道镜享受着与天皇同等的待遇标准，甚至专门为他设立了“法王宫职”的官署。这一系列举动表明了称德天皇对道镜的高度信任和支持，同时也暗示着宗教力量在政治决策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2. 宇佐八幡神托梦事件
由于称德女皇没有立下皇太子，关于继承人的问题引发了朝中的阴谋不断。有人甚至使用诅咒手段试图谋害女皇。此时，围绕着道镜是否应该继承皇位的问题，宇佐八幡神托梦事件引起了巨大的波澜。大宰府主神上报称宇佐八幡神托梦说：“道镜即位，天下太平。”这一消息使得朝廷陷入动荡之中。
为了验证这个神托的真实性，称德女皇派遣和气清麻吕前往八幡神宫聆听旨意。结果却是神灵表示：“天之日嗣，必立皇绪（天皇子孙）。”这让道镜勃然大怒，随后他将和气清麻吕姐弟流放。虽然我们无法确切知道神灵托梦与神灵附体的真相，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次事件进一步加剧了朝堂内部的政治紧张局势。
3. 支撑王权的思想
在这个时期，支撑王权的思想主要包括儒家思想和佛教信仰。藤原仲麻吕推崇儒家思想，标榜仁政，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天皇的正统性。而在称德天皇时期，佛教的影响更加显著。圣武天皇自称是“三宝之奴”，孝谦女皇则以佛门弟子的身份重新登基，并尊道镜为师。佛教与日本传统的神道相互融合，共同服务于王权的巩固。
然而，要让道镜成为天皇，就必须打破由皇统的御子继承皇位的传统“日嗣之法”。尽管称德女皇宣称皇太子的地位是由上天授予的，需要等待祥瑞出现，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目标最终未能实现。无论是来自中国的思想还是本土的宗教信仰，都无法完全取代日本原始的血缘原理和氏族制度秩序在王权传承中的核心地位。
三、新王统的建立：光仁天皇与桓武天皇的时代
1. 光仁天皇的即位与挑战
称德女皇驾崩后，左大臣藤原永手宣布遗言，将天智天皇之孙白壁王立为太子，并很快驱逐了道镜。白壁王登基成为光仁天皇。光仁天皇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如何确立自己的正统性和稳定朝政。
起初，他户亲王被立为皇太子，但因井上内亲王企图用诅咒之法杀死丈夫光仁天皇而被废除皇后之位，他户亲王也因此失去皇太子身份。随后，山部亲王被立为皇太子，这一决定被认为是在藤原百川等人的策划下进行的。
2. 桓武天皇的继位与迁都
光仁天皇晚年将皇位传给了山部亲王，也就是桓武天皇。桓武天皇的母亲高野新笠具有特殊的出身背景，这给他带来了不少争议。为了宣扬自己的正统性，他在即位诏命中强调自己是依据天智天皇制定之法继承皇位的。
为了摆脱旧王朝的影响并建立新王朝，桓武天皇决定迁都。他选择了山背国长冈京作为新的都城。然而，迁都过程中发生了藤原种继遇刺事件，这一事件牵扯到皇太子早良亲王，导致早良亲王被幽禁并最终去世。此后，桓武天皇继续推进迁都计划，并通过祭祀等活动来彰显新王朝的合法性。
3. 新王朝的确立与伊势神宫的重要性
尽管桓武天皇模仿中国古代皇帝进行郊祭活动，但他并没有像中国皇帝那样亲自去祭天，而是派遣使者去祭祀。此外，他还强化了伊势神宫作为天皇家宗庙的地位。当他还是皇太子时，就曾因为疾病痊愈而参拜伊势神宫。这种对伊势神宫的重视反映出他对本土宗教文化的尊重以及利用传统宗教力量来巩固自身统治的策略。
总之，从惠美押胜之乱到称德女帝与道镜的权力纠葛，再到光仁天皇和桓武天皇的新王统建立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古代王权更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特点和挑战，但贯穿始终的是对权力合法性的追求以及不同文化因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