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科举风波：南北榜案背后的权力博弈与制度变革 New 2024-12-25 作者 C3P00 一、刘三吾的不安与朱元璋的疑虑 接受这一工作以来，刘三吾就没睡过一天安稳觉。当他将考生名单送给朱元璋审查时，在几分得意的背后更多的是诚惶诚恐。几分得意是因为他有发现人才推荐人才的能力，而且在这次招录过程中也问心无愧地做到了这一点。诚惶诚恐则是因为他实在无法把握朱元璋用人的尺度。论文章，这么多年政治主旋律的强势灌输，使得进入殿试的每个考生都能吃准洪武年间的政治导向，然后展开旁征博引。考生的行文套路更无创造性可言，指定的考试书目，指定的八股行文格式。至于遣词造句，天下书生都知道朱元璋不喜欢奇谈怪论，不喜欢虚饰浮华。即使是颂扬他这个皇帝英明神武光荣正确，也不要露出拍马屁拍得过重的痕迹。科举的指挥棒就这样软化了一代士子的脊梁，除去权欲和功名，他们的精神世界也是贫瘠和荒芜的。 白日煌煌，各人头上顶着一方天，谁又知道哪块云头上会有雨？张榜公布了几天，那些得到结果的新科进士们正躲在皇城的某个角落里得体地掩饰着内心早已喷薄而出的幸福感，他们甚至会表现出一种黄花闺女待嫁的羞怯之态。也就在这时，大批落榜考生闹哄哄地鸣冤告状，礼部的大门也差点儿被他们砸得稀巴烂。南京街头，更有数十名考生沿路喊冤，拦住官员轿子上访告状。也只短短几日，整个南京城沸反盈天，一派大呼小叫的闹腾气象。就连街头摆摊的、杂耍的都知道，是那些读书人干的好事，他们认为自己是这场考试的受害者，科场有人舞弊，他们愤怒了。 “科场舞弊”的政治丑闻产生轰动的社会效应，会很容易给那些街头的好事者带来一场倾情参与的狂欢，更何况是在政治敏锐指数最高的皇城。那些平日里看上去温文尔雅的书生，就像是饮下被撒旦施了魔法的药水，一夜之间失了心性，变得百无禁忌，原形毕露。南京城的街头巷尾发出同一个疑问：既然皇帝亲临殿试现场，为什么还会闹出此等风波？ 二、南北差异的根源 喊冤者的理由很简单，也很直接。他们寒窗苦读是为了追逐心中那份缥缈的人生理想，谁知道勤奋如斯的他们不是败在才不如人，而是因为自己生错了地方，生在了广袤贫瘠的北方大地。这句话点醒了那些不明就里的人，他们盯着榜文看了又看，这才发现，会试中榜的五十二名贡生，清一色的来自南方各省，竟然没有一名北方人。难道这一切仅仅是因为巧合？可又说不过去。 礼部官员请来锦衣卫弹压，可即使是手握绣春刀的锦衣卫，面对群情激奋的大批士子也只能束手无策。一夜之间，南京城里各式传言和匿名传单塞满了大街小巷，有说主考官收了考生的钱，有说主考官是南方人，有地域歧视。每一种说法听上去都有些道理，说者往往会在话尾加一串后缀词来夯实消息的来源，这是宫里传出来的，主考官刘三吾是我二大爷。落第举子成群结队，从贡院来到主管科考的礼部，要求与考官当面对质。 消息传来，朝堂上下也是一片哗然，先后有十多名监察御史上书，要求朱元璋彻查此事。就连皇帝身边的侍读张信，也怀疑此次考试有问题。所有人的议论只是议论，唯独皇帝参与的议论是要人命的。朱元璋大为恼火，贪污腐败和营私舞弊本就是他这一生最痛恨的两大关键词。当初之所以选择刘三吾，就是因为看中对方是一个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都很过硬的老同志。痛心之余，朱元璋要求刘三吾必须给自己一个合理的解释。 刘三吾说，北方一直处于蒙元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那里老百姓生活水平较低，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南方相比，举子的文化素养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才会促成一榜尽是南方人的局面。其实刘三吾所分析的这个事，并不是洪武三十年才有的现状。从洪武三年明王朝第一次科举考试开始，南方考生的成绩，就一直在北方考生之上。比如洪武三年的科举乡试，南方的录取名额是三百五十人，北方仅有二百五十人。“南北榜”案之前的明王朝六次殿试，状元是清一色的南方人。而从录取比例上看，也存在着南方中榜者逐渐增多，北方中榜者日益减少的趋势。也就是说“南强北弱”的格局不但早就存在，而且这种现象是体制内官员早已心知肚明的事。 如果追溯根源，这种现象应该起于唐朝安史之乱，到南宋时期进一步扩大。中国官场向来有“南相北将”之说，但在北宋，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北宋的科举，素来“重北轻南”，北宋真宗以前，所有的宰相都是北方人，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曾在宰相堂手书“南人不得坐此堂”。宋真宗后，南方考生得中者渐多，宋朝的文化名士，如“三苏”等人也多来自南方，到司马光为相时，曾设置“分路取士”法，压制南方考生的录取名额。到元朝时期，虽然恢复科举，但色目人和蒙古人得到优待，汉人遭到排挤，而那些被打压的考生，又多为南方人。 北宋灭亡后，大批的北方知识精英南逃，使南方文化开始了长足发展。南宋灭亡后，元王朝一度废除了科举制，虽然在后期重开科举，但汉人的录取比例极少，而科举出身的官员在体制内的地位也微不足道。长江以北的中原地区在历经了金朝、元朝几百年的异族统治后，经济和文化已大大落后于南方。在元王朝的科举中，那些中榜的汉人大多来自安徽与江南地区。朱元璋起兵平天下的年代里，他所仰仗的人物更是来自浙江的“浙东四才子”——吴征、刘基、章溢、宋濂。早期创业的朱元璋正是因为笼络到了大量的江南文化界名人，才得以迅速壮大实力。谋士朱升、李善长等人都是来自安徽与江南等地的杰出人才。 洪武年所推行的教育体制和考试制度，非但没有弥合这个差距，反而越拉越大。明王朝的教育体制在朱元璋打天下时就已经确立，各地的府学、州学、县学，最早都设立于朱元璋早期的占领地，如安徽、江苏、江南地区。北方大规模重设学府，普及教育，多是在洪武元年之后，无论是从师资水平还是开展程度比起南方都相去甚远。当然北方并不是没有人才，山东、山西两省一直是教育大省。 结束了打天下阶段与文人的蜜月期，坐了天下的朱元璋开始大张旗鼓地推行文化专制。刀锋所向，那些贴身靠前、手无缚鸡之力的南方文人也只能选择向现实妥协，甚至向自己曾经力保的君主交出他们那颗充满人生智慧的脑袋。在血淋淋的现实面前，北方士子只能远远地对朱明政权持一种观望态度。在朱元璋发起的那几次文字狱中，遇害者大多是北方文人。于是许多名士宁愿选择归隐山林，也不愿站出来为新政权服务。如此境况，必然导致北方教育的全面溃退，落后于南方也并不意外。朱元璋在位三十年里，南方学子可谓扬眉吐气，在历次科举中占有绝对优势。北方学子除了争夺科举中极少的名额外，只能通过监生、举荐等非科举方式入仕。即使能够有幸走进体制，在官场中也多受南方文官势力的排挤与压制。 三、权力的平衡与替罪羊 对于朱元璋来说，重要的不是科场到底有没有作弊，而是掀起的这场风暴可以让自己达到什么目的。他也知道，刘三吾是一个刚正不阿之人，绝不会徇私枉法。他也相信刘三吾对考生成绩的判断，但是为了平息北方士子的愤怒情绪，他还是要求刘三吾从北方举子中挑选几个来一并上榜。 中国古代文官有一种脾性叫“犟”，今天叫坚持原则。他们宁愿让皇帝老子不痛快，也要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刘三吾就是这种人。他认为自己的评判是公正无私的，毫无错处，凭什么要更改成绩。刘三吾拒绝了这一要求。他说：“自己是为国家选拔人才，只能用卷面文章的好坏作为标准，不能以南方人、北方人作为依据。” 刘三吾的一番话，使得朱元璋无从应答。沉默了很长时间，他才道：“既然爱卿是为国家选拔人才，不如在北方举人中选拔几个，以安定人心。”但刘三吾是一个特别耿直之人，说什么也不妥协。不换思想，那就换位置。结果是刘三吾被赶出宫城，副主考白信蹈等人被停职。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既然朝廷上下对南北考生本就有差异的现象心知肚明，却又为何纵容各路朝臣在事件中相互指摘，推波助澜？ 随后，朱元璋正式下诏，就科举作弊一事，专门成立了十二人的调查小组，这其中有曾经怀疑此次科举舞弊的张信等人，也有以学问著称的严叔载、董贯，还有以忠直敢言闻名的周衡、黄章等人。成员的选择上，可谓是做到了公平、公正。 有皇帝出来替自己撑腰，北方举子在礼部衙门前山呼万岁，表达对皇帝的感激之情。张信领授了朱元璋的旨意，组织一些人重新阅卷，与阅卷诸人关在贡院二十余日，不得回家，不与任何人接触。会试复审成为京城人人关心的头等大事。 然而调查小组经过数日的复核，迟迟拿不出一个调查结论。四月十三日，朱元璋实在没有耐心再这么耗下去了，他亲临奉天殿，要求听取复试结果。就像一台大戏，闹场的锣鼓和龙套也已做足了铺垫，接下来轮到主角们登场。那些六部九省官员与原主考人也一个个来到奉天殿，他们的脸上写着让人难以捉摸的神情。或许是因为紧张，有的人衣衫已经湿透了。 张信当众评点几位北方举子的试卷，认为很有可取之处。随后突然话语一转，将南方卷与北方卷相比，承认北方卷确实不如南方卷，一榜尽是南人也在情理之中。也就是说，刘三吾等人的阅卷公平、公正，以考生水平判断，所录取五十二人皆是凭才学录取，无任何问题。 张信给出的结论出乎现场所有人的意料，也让皇帝当场愣住了。朱元璋阴沉着脸，内心透露出对张信所下结论的严重不满。在一个不公道的世界里，个别人的公道不仅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还有可能赔上自己的前程和身家性命。可是在朱元璋的王国里，公道与不公道，取决于圣意，这些官员这么多年还没搞明白这件事，这让他很失望。 结论出来，再次引起各界哗然。落榜的北方学子们不愿意接受这样一种调查结果，同时这也给了那些北方官员反攻倒算的机会。在整个事件中，连篇弹劾考官的御史们，大多来自北方。而告发张信与刘三吾串通舞弊的，正是河南籍御史杨道。如此情形，就连后来修《国榷》的谈迁也感慨：“众议汹汹，非为公怒，乃为私怨也。” 北方籍的官员们要求再次选派得力官员，对考卷进行重新复核，并严查所有涉案官员。朱元璋勃然大怒，指责官员官官相护，互相包庇。张信受刘三吾的指使，有意将水平不高的北方试卷送交他审阅，这是犯了欺君之罪。虽然刘、张二人给出的理由并无任何破绽，朱元璋心里也认可，法律上更是无懈可击，可一旦上升到讲政治的高度，统统可以忽略不计。 这一年五月，震怒下的朱元璋做出了一个决定，他突然下诏，指斥本次科举的主考刘三吾和副主考纪善、白信等人为“蓝玉余党”，尤其是抓住了刘三吾十多年前曾上书为胡惟庸鸣冤的陈年旧账，认定刘三吾为“反贼”。刑部大牢的一番严刑逼供，并没有获得半点儿有价值的口供，这让朱元璋更加恼羞成怒。结果涉案官员全部遭到严惩，刘三吾被发配西北。七十八岁高龄的老人就这样成了恶制度的替罪羊，走进风沙漫天的西北。 曾质疑刘三吾的张信更惨，因他被告发说曾得到刘三吾授意，落了个凌迟处死的下场。直到被酷刑折磨至死的那一刻，他也无法走出内心冰冷如刀的困惑。悲惨之状，就连苍天也为之变色。其余诸人也先后被发配流放，只有戴彝、尹昌隆二人免罪。此二人得免的原因，是他们在复核试卷后，开列出的中榜名单上有北方士子。 法律既不能保全无辜的大臣，也不能完全伸张世间的道义。六月份，朱元璋亲自复核试卷，开出了一个更令人瞠目结舌的录取名单：五十二名中榜贡士，竟然清一色是北方人，无一名南方人。这真是一个令人疯狂的世界，而权力又是一件任性的法器，两相结合，一切意外都在情理之中。 四、朱元璋的深谋远虑 朱元璋之所以将这件事与蓝玉案扯上关系，自然有他的想法。蓝玉常年镇守北方，案件爆发后，因他而遭株连的官员也大多是北方人，其中科举出身的北方官员甚多。血雨腥风下，那些吓破了胆的读书人甚至视做官为畏途，纷纷逃避科举考试。其实在这次科举考试之前，朱元璋就已经从礼部的奏报中获知：“今北方士子，应试者减半也。” 作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朱元璋自然懂得恩威并施的道理。经历了将近三十年的权力清洗，朱元璋已经将“威”字诀施展得淋漓尽致，他需要选择合适的机会“施恩”。在这种情况下，缓和与北方知识分子间的矛盾，稳固统治成了他的必然选择，而科举是最好的介入方式。 在朱元璋看来，做臣子的可以大义邀誉只对自己所认为的天地良心负责任，除此无他。但是身为开国之君的他也只能选择对自己的家天下负责，除此也无他。这就是所谓的屁股决定脑袋，在什么位置上干什么事。无论是最早作为主考的刘三吾，还是曾质疑刘三吾，后来又受命复核试卷的张信，他们都是心无杂念的纯粹的知识分子，坚持以才学取士。南北考生水平上的差距，外带二人的公正，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事件。 满朝哗然之后，朱元璋自然不能承认南北考生水平差距的事实，这样等于开罪于北方士子。南北榜的出台，也就成了最好的折中办法，诸位公正的考官，只好无奈地做了替罪羔羊。 五、科举制度的重大调整 朱元璋就这样用“搞平衡”的办法处理了这起震撼士子之心的科举大案，随着事件的不断发酵，明朝的科举制度也随之做出重大调整。从此明朝的科举录取，不再是“全国统一划线”，相反分成了“南北榜”，即南北方的学子，按照其所处的地域进行排名，分别录取出贡生后，再统一参加殿试。 这一制度的调整，表面上看似解决了南北考生之间的矛盾，但实际上却是朱元璋为了巩固统治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通过这种方式，朱元璋既安抚了北方士子的情绪，又避免了直接承认南北考生水平差距的事实，从而维护了皇权的权威性和合法性。 六、皇帝和他的农民兄弟 过了年，天气渐渐转暖，江南的春耕就要开始了。二月初一是中和节，也是春耕的启动仪式。每年的这一天，朱元璋都要亲行躬耕，并象征性地赐给百姓五谷种子，以示奖励农桑。熟读历史的朱元璋深知，饥饿的农民是帝国最危险的敌人，而温饱的农民则是皇权最坚定的支持者。为了江山千秋万代，他必须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减轻农民的负担，这是国家政治的重中之重。 对于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庞大帝国而言，农业事关农民的温饱，农民的温饱则事关天下太平。朱元璋并不需要多么强大的想象力，就可以对此做出准确的判断。小农出身的朱元璋，对于农民在一个社会当中的脆弱性有着更为深切的体会，他们很难经得起任何社会波动的冲击。 正所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江山易手，现如今的朱元璋成了当家人。前朝税赋之重他比谁的体会都深刻，如今轮到他坐了江山，才知道减轻百姓赋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有多难。包养知识分子需要花钱，包养武人需要花钱，安置皇室宗亲也需要花钱。这些钱都从哪里来？只能向民间征收。小民的艰难和困苦，是我们这个古老帝国的一种宿命。但发展不是让权贵和富人发大财，就算富人和权贵吃大鱼大肉，也要让穷人们有一口汤喝。如果他们连汤都喝不上，那就是竭泽而渔。 朱元璋深知，要想让帝国长治久安，就必须找到一种平衡，既要满足统治阶层的需求，又要保障普通百姓的基本生活。这不仅是政治智慧的体现，更是对人性和社会规律的深刻理解。在这个过程中，朱元璋展现出了一个开国皇帝的远见卓识和务实精神。他不仅仅是一个冷酷的独裁者，更是一个深知百姓疾苦的农民兄弟。 总结来看，明朝的南北榜案不仅是科举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更是朱元璋统治策略的一个缩影。通过这次事件，朱元璋成功地平衡了南北士子之间的矛盾，巩固了政权的稳定。同时，他也深刻意识到农业和农民的重要性，致力于减轻农民的负担，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一系列举措，不仅反映了朱元璋的政治智慧，也展现了他对国家未来的深远思考。 🌾✨
一、刘三吾的不安与朱元璋的疑虑
接受这一工作以来，刘三吾就没睡过一天安稳觉。当他将考生名单送给朱元璋审查时，在几分得意的背后更多的是诚惶诚恐。几分得意是因为他有发现人才推荐人才的能力，而且在这次招录过程中也问心无愧地做到了这一点。诚惶诚恐则是因为他实在无法把握朱元璋用人的尺度。论文章，这么多年政治主旋律的强势灌输，使得进入殿试的每个考生都能吃准洪武年间的政治导向，然后展开旁征博引。考生的行文套路更无创造性可言，指定的考试书目，指定的八股行文格式。至于遣词造句，天下书生都知道朱元璋不喜欢奇谈怪论，不喜欢虚饰浮华。即使是颂扬他这个皇帝英明神武光荣正确，也不要露出拍马屁拍得过重的痕迹。科举的指挥棒就这样软化了一代士子的脊梁，除去权欲和功名，他们的精神世界也是贫瘠和荒芜的。
白日煌煌，各人头上顶着一方天，谁又知道哪块云头上会有雨？张榜公布了几天，那些得到结果的新科进士们正躲在皇城的某个角落里得体地掩饰着内心早已喷薄而出的幸福感，他们甚至会表现出一种黄花闺女待嫁的羞怯之态。也就在这时，大批落榜考生闹哄哄地鸣冤告状，礼部的大门也差点儿被他们砸得稀巴烂。南京街头，更有数十名考生沿路喊冤，拦住官员轿子上访告状。也只短短几日，整个南京城沸反盈天，一派大呼小叫的闹腾气象。就连街头摆摊的、杂耍的都知道，是那些读书人干的好事，他们认为自己是这场考试的受害者，科场有人舞弊，他们愤怒了。
“科场舞弊”的政治丑闻产生轰动的社会效应，会很容易给那些街头的好事者带来一场倾情参与的狂欢，更何况是在政治敏锐指数最高的皇城。那些平日里看上去温文尔雅的书生，就像是饮下被撒旦施了魔法的药水，一夜之间失了心性，变得百无禁忌，原形毕露。南京城的街头巷尾发出同一个疑问：既然皇帝亲临殿试现场，为什么还会闹出此等风波？
二、南北差异的根源
喊冤者的理由很简单，也很直接。他们寒窗苦读是为了追逐心中那份缥缈的人生理想，谁知道勤奋如斯的他们不是败在才不如人，而是因为自己生错了地方，生在了广袤贫瘠的北方大地。这句话点醒了那些不明就里的人，他们盯着榜文看了又看，这才发现，会试中榜的五十二名贡生，清一色的来自南方各省，竟然没有一名北方人。难道这一切仅仅是因为巧合？可又说不过去。
礼部官员请来锦衣卫弹压，可即使是手握绣春刀的锦衣卫，面对群情激奋的大批士子也只能束手无策。一夜之间，南京城里各式传言和匿名传单塞满了大街小巷，有说主考官收了考生的钱，有说主考官是南方人，有地域歧视。每一种说法听上去都有些道理，说者往往会在话尾加一串后缀词来夯实消息的来源，这是宫里传出来的，主考官刘三吾是我二大爷。落第举子成群结队，从贡院来到主管科考的礼部，要求与考官当面对质。
消息传来，朝堂上下也是一片哗然，先后有十多名监察御史上书，要求朱元璋彻查此事。就连皇帝身边的侍读张信，也怀疑此次考试有问题。所有人的议论只是议论，唯独皇帝参与的议论是要人命的。朱元璋大为恼火，贪污腐败和营私舞弊本就是他这一生最痛恨的两大关键词。当初之所以选择刘三吾，就是因为看中对方是一个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都很过硬的老同志。痛心之余，朱元璋要求刘三吾必须给自己一个合理的解释。
刘三吾说，北方一直处于蒙元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那里老百姓生活水平较低，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南方相比，举子的文化素养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才会促成一榜尽是南方人的局面。其实刘三吾所分析的这个事，并不是洪武三十年才有的现状。从洪武三年明王朝第一次科举考试开始，南方考生的成绩，就一直在北方考生之上。比如洪武三年的科举乡试，南方的录取名额是三百五十人，北方仅有二百五十人。“南北榜”案之前的明王朝六次殿试，状元是清一色的南方人。而从录取比例上看，也存在着南方中榜者逐渐增多，北方中榜者日益减少的趋势。也就是说“南强北弱”的格局不但早就存在，而且这种现象是体制内官员早已心知肚明的事。
如果追溯根源，这种现象应该起于唐朝安史之乱，到南宋时期进一步扩大。中国官场向来有“南相北将”之说，但在北宋，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北宋的科举，素来“重北轻南”，北宋真宗以前，所有的宰相都是北方人，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曾在宰相堂手书“南人不得坐此堂”。宋真宗后，南方考生得中者渐多，宋朝的文化名士，如“三苏”等人也多来自南方，到司马光为相时，曾设置“分路取士”法，压制南方考生的录取名额。到元朝时期，虽然恢复科举，但色目人和蒙古人得到优待，汉人遭到排挤，而那些被打压的考生，又多为南方人。
北宋灭亡后，大批的北方知识精英南逃，使南方文化开始了长足发展。南宋灭亡后，元王朝一度废除了科举制，虽然在后期重开科举，但汉人的录取比例极少，而科举出身的官员在体制内的地位也微不足道。长江以北的中原地区在历经了金朝、元朝几百年的异族统治后，经济和文化已大大落后于南方。在元王朝的科举中，那些中榜的汉人大多来自安徽与江南地区。朱元璋起兵平天下的年代里，他所仰仗的人物更是来自浙江的“浙东四才子”——吴征、刘基、章溢、宋濂。早期创业的朱元璋正是因为笼络到了大量的江南文化界名人，才得以迅速壮大实力。谋士朱升、李善长等人都是来自安徽与江南等地的杰出人才。
洪武年所推行的教育体制和考试制度，非但没有弥合这个差距，反而越拉越大。明王朝的教育体制在朱元璋打天下时就已经确立，各地的府学、州学、县学，最早都设立于朱元璋早期的占领地，如安徽、江苏、江南地区。北方大规模重设学府，普及教育，多是在洪武元年之后，无论是从师资水平还是开展程度比起南方都相去甚远。当然北方并不是没有人才，山东、山西两省一直是教育大省。
结束了打天下阶段与文人的蜜月期，坐了天下的朱元璋开始大张旗鼓地推行文化专制。刀锋所向，那些贴身靠前、手无缚鸡之力的南方文人也只能选择向现实妥协，甚至向自己曾经力保的君主交出他们那颗充满人生智慧的脑袋。在血淋淋的现实面前，北方士子只能远远地对朱明政权持一种观望态度。在朱元璋发起的那几次文字狱中，遇害者大多是北方文人。于是许多名士宁愿选择归隐山林，也不愿站出来为新政权服务。如此境况，必然导致北方教育的全面溃退，落后于南方也并不意外。朱元璋在位三十年里，南方学子可谓扬眉吐气，在历次科举中占有绝对优势。北方学子除了争夺科举中极少的名额外，只能通过监生、举荐等非科举方式入仕。即使能够有幸走进体制，在官场中也多受南方文官势力的排挤与压制。
三、权力的平衡与替罪羊
对于朱元璋来说，重要的不是科场到底有没有作弊，而是掀起的这场风暴可以让自己达到什么目的。他也知道，刘三吾是一个刚正不阿之人，绝不会徇私枉法。他也相信刘三吾对考生成绩的判断，但是为了平息北方士子的愤怒情绪，他还是要求刘三吾从北方举子中挑选几个来一并上榜。
中国古代文官有一种脾性叫“犟”，今天叫坚持原则。他们宁愿让皇帝老子不痛快，也要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刘三吾就是这种人。他认为自己的评判是公正无私的，毫无错处，凭什么要更改成绩。刘三吾拒绝了这一要求。他说：“自己是为国家选拔人才，只能用卷面文章的好坏作为标准，不能以南方人、北方人作为依据。”
刘三吾的一番话，使得朱元璋无从应答。沉默了很长时间，他才道：“既然爱卿是为国家选拔人才，不如在北方举人中选拔几个，以安定人心。”但刘三吾是一个特别耿直之人，说什么也不妥协。不换思想，那就换位置。结果是刘三吾被赶出宫城，副主考白信蹈等人被停职。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既然朝廷上下对南北考生本就有差异的现象心知肚明，却又为何纵容各路朝臣在事件中相互指摘，推波助澜？
随后，朱元璋正式下诏，就科举作弊一事，专门成立了十二人的调查小组，这其中有曾经怀疑此次科举舞弊的张信等人，也有以学问著称的严叔载、董贯，还有以忠直敢言闻名的周衡、黄章等人。成员的选择上，可谓是做到了公平、公正。
有皇帝出来替自己撑腰，北方举子在礼部衙门前山呼万岁，表达对皇帝的感激之情。张信领授了朱元璋的旨意，组织一些人重新阅卷，与阅卷诸人关在贡院二十余日，不得回家，不与任何人接触。会试复审成为京城人人关心的头等大事。
然而调查小组经过数日的复核，迟迟拿不出一个调查结论。四月十三日，朱元璋实在没有耐心再这么耗下去了，他亲临奉天殿，要求听取复试结果。就像一台大戏，闹场的锣鼓和龙套也已做足了铺垫，接下来轮到主角们登场。那些六部九省官员与原主考人也一个个来到奉天殿，他们的脸上写着让人难以捉摸的神情。或许是因为紧张，有的人衣衫已经湿透了。
张信当众评点几位北方举子的试卷，认为很有可取之处。随后突然话语一转，将南方卷与北方卷相比，承认北方卷确实不如南方卷，一榜尽是南人也在情理之中。也就是说，刘三吾等人的阅卷公平、公正，以考生水平判断，所录取五十二人皆是凭才学录取，无任何问题。
张信给出的结论出乎现场所有人的意料，也让皇帝当场愣住了。朱元璋阴沉着脸，内心透露出对张信所下结论的严重不满。在一个不公道的世界里，个别人的公道不仅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还有可能赔上自己的前程和身家性命。可是在朱元璋的王国里，公道与不公道，取决于圣意，这些官员这么多年还没搞明白这件事，这让他很失望。
结论出来，再次引起各界哗然。落榜的北方学子们不愿意接受这样一种调查结果，同时这也给了那些北方官员反攻倒算的机会。在整个事件中，连篇弹劾考官的御史们，大多来自北方。而告发张信与刘三吾串通舞弊的，正是河南籍御史杨道。如此情形，就连后来修《国榷》的谈迁也感慨：“众议汹汹，非为公怒，乃为私怨也。”
北方籍的官员们要求再次选派得力官员，对考卷进行重新复核，并严查所有涉案官员。朱元璋勃然大怒，指责官员官官相护，互相包庇。张信受刘三吾的指使，有意将水平不高的北方试卷送交他审阅，这是犯了欺君之罪。虽然刘、张二人给出的理由并无任何破绽，朱元璋心里也认可，法律上更是无懈可击，可一旦上升到讲政治的高度，统统可以忽略不计。
这一年五月，震怒下的朱元璋做出了一个决定，他突然下诏，指斥本次科举的主考刘三吾和副主考纪善、白信等人为“蓝玉余党”，尤其是抓住了刘三吾十多年前曾上书为胡惟庸鸣冤的陈年旧账，认定刘三吾为“反贼”。刑部大牢的一番严刑逼供，并没有获得半点儿有价值的口供，这让朱元璋更加恼羞成怒。结果涉案官员全部遭到严惩，刘三吾被发配西北。七十八岁高龄的老人就这样成了恶制度的替罪羊，走进风沙漫天的西北。
曾质疑刘三吾的张信更惨，因他被告发说曾得到刘三吾授意，落了个凌迟处死的下场。直到被酷刑折磨至死的那一刻，他也无法走出内心冰冷如刀的困惑。悲惨之状，就连苍天也为之变色。其余诸人也先后被发配流放，只有戴彝、尹昌隆二人免罪。此二人得免的原因，是他们在复核试卷后，开列出的中榜名单上有北方士子。
法律既不能保全无辜的大臣，也不能完全伸张世间的道义。六月份，朱元璋亲自复核试卷，开出了一个更令人瞠目结舌的录取名单：五十二名中榜贡士，竟然清一色是北方人，无一名南方人。这真是一个令人疯狂的世界，而权力又是一件任性的法器，两相结合，一切意外都在情理之中。
四、朱元璋的深谋远虑
朱元璋之所以将这件事与蓝玉案扯上关系，自然有他的想法。蓝玉常年镇守北方，案件爆发后，因他而遭株连的官员也大多是北方人，其中科举出身的北方官员甚多。血雨腥风下，那些吓破了胆的读书人甚至视做官为畏途，纷纷逃避科举考试。其实在这次科举考试之前，朱元璋就已经从礼部的奏报中获知：“今北方士子，应试者减半也。”
作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朱元璋自然懂得恩威并施的道理。经历了将近三十年的权力清洗，朱元璋已经将“威”字诀施展得淋漓尽致，他需要选择合适的机会“施恩”。在这种情况下，缓和与北方知识分子间的矛盾，稳固统治成了他的必然选择，而科举是最好的介入方式。
在朱元璋看来，做臣子的可以大义邀誉只对自己所认为的天地良心负责任，除此无他。但是身为开国之君的他也只能选择对自己的家天下负责，除此也无他。这就是所谓的屁股决定脑袋，在什么位置上干什么事。无论是最早作为主考的刘三吾，还是曾质疑刘三吾，后来又受命复核试卷的张信，他们都是心无杂念的纯粹的知识分子，坚持以才学取士。南北考生水平上的差距，外带二人的公正，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事件。
满朝哗然之后，朱元璋自然不能承认南北考生水平差距的事实，这样等于开罪于北方士子。南北榜的出台，也就成了最好的折中办法，诸位公正的考官，只好无奈地做了替罪羔羊。
五、科举制度的重大调整
朱元璋就这样用“搞平衡”的办法处理了这起震撼士子之心的科举大案，随着事件的不断发酵，明朝的科举制度也随之做出重大调整。从此明朝的科举录取，不再是“全国统一划线”，相反分成了“南北榜”，即南北方的学子，按照其所处的地域进行排名，分别录取出贡生后，再统一参加殿试。
这一制度的调整，表面上看似解决了南北考生之间的矛盾，但实际上却是朱元璋为了巩固统治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通过这种方式，朱元璋既安抚了北方士子的情绪，又避免了直接承认南北考生水平差距的事实，从而维护了皇权的权威性和合法性。
六、皇帝和他的农民兄弟
过了年，天气渐渐转暖，江南的春耕就要开始了。二月初一是中和节，也是春耕的启动仪式。每年的这一天，朱元璋都要亲行躬耕，并象征性地赐给百姓五谷种子，以示奖励农桑。熟读历史的朱元璋深知，饥饿的农民是帝国最危险的敌人，而温饱的农民则是皇权最坚定的支持者。为了江山千秋万代，他必须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减轻农民的负担，这是国家政治的重中之重。
对于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庞大帝国而言，农业事关农民的温饱，农民的温饱则事关天下太平。朱元璋并不需要多么强大的想象力，就可以对此做出准确的判断。小农出身的朱元璋，对于农民在一个社会当中的脆弱性有着更为深切的体会，他们很难经得起任何社会波动的冲击。
正所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江山易手，现如今的朱元璋成了当家人。前朝税赋之重他比谁的体会都深刻，如今轮到他坐了江山，才知道减轻百姓赋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有多难。包养知识分子需要花钱，包养武人需要花钱，安置皇室宗亲也需要花钱。这些钱都从哪里来？只能向民间征收。小民的艰难和困苦，是我们这个古老帝国的一种宿命。但发展不是让权贵和富人发大财，就算富人和权贵吃大鱼大肉，也要让穷人们有一口汤喝。如果他们连汤都喝不上，那就是竭泽而渔。
朱元璋深知，要想让帝国长治久安，就必须找到一种平衡，既要满足统治阶层的需求，又要保障普通百姓的基本生活。这不仅是政治智慧的体现，更是对人性和社会规律的深刻理解。在这个过程中，朱元璋展现出了一个开国皇帝的远见卓识和务实精神。他不仅仅是一个冷酷的独裁者，更是一个深知百姓疾苦的农民兄弟。
总结来看，明朝的南北榜案不仅是科举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更是朱元璋统治策略的一个缩影。通过这次事件，朱元璋成功地平衡了南北士子之间的矛盾，巩固了政权的稳定。同时，他也深刻意识到农业和农民的重要性，致力于减轻农民的负担，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一系列举措，不仅反映了朱元璋的政治智慧，也展现了他对国家未来的深远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