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光荣革命：制度变革与工业革命的催化剂 2024-10-21 作者 C3P00 从金融到政治：光荣革命的多重影响 1702年至1724年间，霍尔银行（Hoare’s Bank）的贷款记录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尽管该银行确实向贵族和领主提供贷款，但在此期间，最大的借款人中有三分之二并非来自特权阶层。相反，他们大多是商人和企业家，如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这位名字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英国人在1715年至1719年间从银行获得了2600英镑的贷款。这一现象不仅反映了金融体系的开放性，还预示着更深层次的社会和政治变革。 政治制度的多元化与中央集权化 光荣革命不仅改变了英国的政治制度，使其更加多元化，还为包容性经济机构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它推动了政治中央集权化进程。在1688年之前，议会反对加强国家的能力和资源，因为他们无法控制这种强大的国家机器。然而，1688年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家开始扩张，支出迅速达到国民收入的10%左右。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预算，甚至超过了今天世界上许多地区的水平。例如，哥伦比亚的国家预算直到1980年代才达到这一相对规模，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些国家，如塞拉利昂，如果没有大量的外援，国家预算至今仍远低于这一水平。 税收制度的改革与国家能力的提升 国家规模的扩大只是政治中央集权化的一部分。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功能的质变和控制者的行事方式。英国的国家机构建设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但在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时期，政治中央集权化和现代行政管理的发展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然而，当时的国家距离1688年后的现代形态仍有很大差距。许多任命基于政治原因而非才能，国家征税能力也非常有限。 1688年之后，议会开始提高征税能力，这一点在消费税（excise tax）的征收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消费税是对国内生产的多种商品征收的一种税。消费税征收系统的官僚机构从1690年的1211人迅速扩大到1780年的4800人。税务稽查员遍布全国，由收集员监督，后者定期进行检查，测量和核实面包、啤酒等应税商品的数量。历史学家约翰·布鲁尔（John Brewer）对1710年6月12日至7月5日期间，约克郡里士满地区的税务监督员乔治·考珀斯韦特（George Cowperthwaite）的巡查记录进行了重建。在这段时间内，考珀斯韦特行驶了290英里，访问了263家酒馆、71家麦芽厂、20家蜡烛厂和1家公共酿酒厂。他共进行了81次不同的生产测量，检查了9名下属的工作。8年后，他在约克郡的另一个地区——韦克菲尔德区，依然工作得非常勤奋。在韦克菲尔德，他每天平均行驶超过19英里，每周工作6天，通常每天检查4到5个场所。即使在周日休息时，他也会整理账簿，因此我们有完整的活动记录。消费税系统有着非常详尽的记录保存机制，官员们需要保持三种不同类型且相互匹配的记录，任何篡改这些记录的行为都是严重违法的。这种高水平的国家监督在今天的许多贫穷国家都难以实现，而这发生在1710年。此外，1688年后，国家开始更多地依赖才能而不是政治任命，并建立了强大的基础设施来管理国家。 工业革命的制度基础 工业革命在英国经济的每一个层面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在交通运输、冶金和蒸汽动力方面出现了重大改进，但最重要的创新领域是纺织生产的机械化，以及生产这些纺织品的工厂的发展。光荣革命带来的制度变革启动了这一充满活力的过程，这不仅仅是因为1640年废除了国内垄断权，或税收和融资来源的多样化；更重要的是，经济制度的根本性重构使创新者和企业家受益，其基础是确立了更安全和更有效的财产权。 安全而有效的财产权 安全而有效的财产权在“运输革命”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为工业革命的出现铺平了道路。1688年后，运河和收费公路（turnpikes）的投资大幅增加，这些投资通过降低运输成本，帮助创造了工业革命的重要前提条件。1688年之前，这类基础设施的投资受到斯图亚特王朝专制政策的阻碍。1662年，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鼓励投资，使萨尔韦伯河（Salwarpe River）成为可航行的河道。伯德文家族为此投资了6000英镑，换取了向航行于该河道的人收费的权利。1693年，议会审议了一项法案，准备将收费权转移给希鲁斯贝里伯爵和科文垂伯爵。这项法案遭到了伯德文爵士的挑战，他立即向议会请愿，声称这项议案等于没收他父亲的财产，因为他父亲投入了许多资金开发这条河，就是为了能够收费。伯德文指出，“这项新法案企图取消旧法案，并夺走在过程中所有完成的工作和物资”。这种重新分配权利的行为是斯图亚特王朝的常见做法。伯德文指出：“未经同意而夺走任何人根据议会法案获得的权利，将带来危险的后果。”最终，新法案未能通过，伯德文的权利得到了保障。1688年后的政治制度使得财产权更加多元化，为英国创造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 土地权利的重新定义 在运输革命背后，18世纪土地权利的重新分配同样广泛。1688年之前，法律假设“所有英格兰的土地最终归皇室所有”，这是一个直接继承自封建社会的概念。许多土地被各种古老的财产权形式和交叉所有权主张所束缚。许多土地以所谓的衡平法产权（equitable estates）的形式持有，这意味着地主不能抵押、出租或出售这些土地。土地通常只能用于传统用途，有无数障碍阻止人们以经济上理想的方式利用土地。议会开始改变这种情况，允许团体向议会请愿，以简化和重新界定财产权，这些修改后来被整合进数百项议会法案中。 保护国内产业 经济制度的重构还体现在保护国内纺织品生产、抵御外国进口产品的努力上。不出所料，国会议员和他们的选民并不反对所有的进入障碍和垄断，只要这些政策能扩大他们的市场和利润。然而，关键在于，多元化的政治制度——议会代表社会的大部分人群、赋予这些人权力并倾听他们的意见——意味着这些进入障碍不会扼杀其他工业家，也不会像威尼斯的封闭措施那样完全阻绝新进入者。强大的羊毛制造商就是一个例子，他们通过政治手段保护自己的利益，但这种保护并没有阻碍其他行业的创新和发展。 结论 光荣革命不仅是英国政治制度的一次深刻变革，更是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一次全面转型。通过建立更加多元化和中央集权化的政治制度，英国为工业革命的爆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安全而有效的财产权、税收制度的改革、土地权利的重新定义以及对国内产业的保护，共同构成了这一历史进程的核心要素。这些制度变革不仅促进了经济增长，还为英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崛起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通过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制度变革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正如英国的经验所示，只有当政治和经济制度能够为广泛的群体提供机会和平等的竞争环境时，真正的繁荣才有可能实现。🚀
从金融到政治：光荣革命的多重影响
1702年至1724年间，霍尔银行（Hoare’s Bank）的贷款记录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尽管该银行确实向贵族和领主提供贷款，但在此期间，最大的借款人中有三分之二并非来自特权阶层。相反，他们大多是商人和企业家，如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这位名字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英国人在1715年至1719年间从银行获得了2600英镑的贷款。这一现象不仅反映了金融体系的开放性，还预示着更深层次的社会和政治变革。
政治制度的多元化与中央集权化
光荣革命不仅改变了英国的政治制度，使其更加多元化，还为包容性经济机构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它推动了政治中央集权化进程。在1688年之前，议会反对加强国家的能力和资源，因为他们无法控制这种强大的国家机器。然而，1688年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家开始扩张，支出迅速达到国民收入的10%左右。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预算，甚至超过了今天世界上许多地区的水平。例如，哥伦比亚的国家预算直到1980年代才达到这一相对规模，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些国家，如塞拉利昂，如果没有大量的外援，国家预算至今仍远低于这一水平。
税收制度的改革与国家能力的提升
国家规模的扩大只是政治中央集权化的一部分。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功能的质变和控制者的行事方式。英国的国家机构建设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但在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时期，政治中央集权化和现代行政管理的发展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然而，当时的国家距离1688年后的现代形态仍有很大差距。许多任命基于政治原因而非才能，国家征税能力也非常有限。
1688年之后，议会开始提高征税能力，这一点在消费税（excise tax）的征收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消费税是对国内生产的多种商品征收的一种税。消费税征收系统的官僚机构从1690年的1211人迅速扩大到1780年的4800人。税务稽查员遍布全国，由收集员监督，后者定期进行检查，测量和核实面包、啤酒等应税商品的数量。历史学家约翰·布鲁尔（John Brewer）对1710年6月12日至7月5日期间，约克郡里士满地区的税务监督员乔治·考珀斯韦特（George Cowperthwaite）的巡查记录进行了重建。在这段时间内，考珀斯韦特行驶了290英里，访问了263家酒馆、71家麦芽厂、20家蜡烛厂和1家公共酿酒厂。他共进行了81次不同的生产测量，检查了9名下属的工作。8年后，他在约克郡的另一个地区——韦克菲尔德区，依然工作得非常勤奋。在韦克菲尔德，他每天平均行驶超过19英里，每周工作6天，通常每天检查4到5个场所。即使在周日休息时，他也会整理账簿，因此我们有完整的活动记录。消费税系统有着非常详尽的记录保存机制，官员们需要保持三种不同类型且相互匹配的记录，任何篡改这些记录的行为都是严重违法的。这种高水平的国家监督在今天的许多贫穷国家都难以实现，而这发生在1710年。此外，1688年后，国家开始更多地依赖才能而不是政治任命，并建立了强大的基础设施来管理国家。
工业革命的制度基础
工业革命在英国经济的每一个层面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在交通运输、冶金和蒸汽动力方面出现了重大改进，但最重要的创新领域是纺织生产的机械化，以及生产这些纺织品的工厂的发展。光荣革命带来的制度变革启动了这一充满活力的过程，这不仅仅是因为1640年废除了国内垄断权，或税收和融资来源的多样化；更重要的是，经济制度的根本性重构使创新者和企业家受益，其基础是确立了更安全和更有效的财产权。
安全而有效的财产权
安全而有效的财产权在“运输革命”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为工业革命的出现铺平了道路。1688年后，运河和收费公路（turnpikes）的投资大幅增加，这些投资通过降低运输成本，帮助创造了工业革命的重要前提条件。1688年之前，这类基础设施的投资受到斯图亚特王朝专制政策的阻碍。1662年，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鼓励投资，使萨尔韦伯河（Salwarpe River）成为可航行的河道。伯德文家族为此投资了6000英镑，换取了向航行于该河道的人收费的权利。1693年，议会审议了一项法案，准备将收费权转移给希鲁斯贝里伯爵和科文垂伯爵。这项法案遭到了伯德文爵士的挑战，他立即向议会请愿，声称这项议案等于没收他父亲的财产，因为他父亲投入了许多资金开发这条河，就是为了能够收费。伯德文指出，“这项新法案企图取消旧法案，并夺走在过程中所有完成的工作和物资”。这种重新分配权利的行为是斯图亚特王朝的常见做法。伯德文指出：“未经同意而夺走任何人根据议会法案获得的权利，将带来危险的后果。”最终，新法案未能通过，伯德文的权利得到了保障。1688年后的政治制度使得财产权更加多元化，为英国创造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
土地权利的重新定义
在运输革命背后，18世纪土地权利的重新分配同样广泛。1688年之前，法律假设“所有英格兰的土地最终归皇室所有”，这是一个直接继承自封建社会的概念。许多土地被各种古老的财产权形式和交叉所有权主张所束缚。许多土地以所谓的衡平法产权（equitable estates）的形式持有，这意味着地主不能抵押、出租或出售这些土地。土地通常只能用于传统用途，有无数障碍阻止人们以经济上理想的方式利用土地。议会开始改变这种情况，允许团体向议会请愿，以简化和重新界定财产权，这些修改后来被整合进数百项议会法案中。
保护国内产业
经济制度的重构还体现在保护国内纺织品生产、抵御外国进口产品的努力上。不出所料，国会议员和他们的选民并不反对所有的进入障碍和垄断，只要这些政策能扩大他们的市场和利润。然而，关键在于，多元化的政治制度——议会代表社会的大部分人群、赋予这些人权力并倾听他们的意见——意味着这些进入障碍不会扼杀其他工业家，也不会像威尼斯的封闭措施那样完全阻绝新进入者。强大的羊毛制造商就是一个例子，他们通过政治手段保护自己的利益，但这种保护并没有阻碍其他行业的创新和发展。
结论
光荣革命不仅是英国政治制度的一次深刻变革，更是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一次全面转型。通过建立更加多元化和中央集权化的政治制度，英国为工业革命的爆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安全而有效的财产权、税收制度的改革、土地权利的重新定义以及对国内产业的保护，共同构成了这一历史进程的核心要素。这些制度变革不仅促进了经济增长，还为英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崛起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通过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制度变革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正如英国的经验所示，只有当政治和经济制度能够为广泛的群体提供机会和平等的竞争环境时，真正的繁荣才有可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