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教育的围城：一位诺奖得主的呐喊与一个时代的背影

在科学的殿堂里，诺贝尔奖的桂冠往往意味着一位学者毕生成就的终极认可，是静默无言的最高赞誉。然而，2014年，当物理学奖的光环落在蓝光LED的发明者中村修二（Shuji Nakamura）身上时，世界听到的不仅仅是掌声，更有一声振聋发聩的呐喊。这位颠覆了照明历史的科学家，将他锐利的目光从实验室的晶体结构转向了社会肌理，对准了将他孕育又几近将他扼杀的——东亚教育体系。他的批评如同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撼动了日本、中国、韩国乃至整个东亚社会对「成功」与「成才」的传统迷思。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怨言，更是一个时代在十字路口处，发出的痛苦而矛盾的呻吟。

🌋 一场来自诺奖得主的「地震」

当中村修二的名字与诺贝尔奖联系在一起时，许多日本人或许感到了一丝错愕。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天之骄子」。他出身于一个平凡的渔民家庭，考试能力平平，最终进入的也并非东京大学或京都大学这样的顶尖学府，而是名不见经传的「三流大学」——德岛大学。更令人称奇的是，这所大学甚至没有物理系，而中村修二对物理学的深刻洞见，几乎完全源于他惊人的自学能力。

他的日常充满了「工匠」色彩：上午调试设备，下午埋头实验。这种强大的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毅力，最终让他攻克了被无数顶尖实验室视为「不可能」的氮化镓晶体生长技术，点亮了第一颗高亮度蓝光LED。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凭借个人天赋与不懈努力取得突破的天才，在日本的科研与社会体系中却备受压制。他的故事，本身就是对僵化体制的一记响亮耳光。

因此，当他站在世界舞台上，抨击日本乃至整个东亚的教育制度时，他的话语充满了无可辩驳的分量。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中、日、韩三国的大学入学考试制度「非常糟糕」，它将所有高中生的目标简化为单一的、可悲的追求——考入名牌大学。在他看来，这种教育模式是对年轻人生命中最宝贵时光的巨大浪费。这声呐喊，揭开了一个巨大而沉重的序幕：我们引以为傲的教育体系，是否正将无数潜在的中村修二，困在一座名为「应试」的围城之中？

😫 围城之内：东亚教育的众生相

「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钱钟书先生的这句名言，恰如其分地描绘了东亚教育的现状。局外人常常赞叹其培养出的学生在国际测试中名列前茅，纪律严明、基础扎实；而身处其中的局内人——学生、家长、老师——却大多深陷苦海，难以自拔。

以韩国为例，这个国家对应试主义和学历主义的狂热举世闻名。首尔大学（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高丽大学（Korea University）和延世大学（Yonsei University），这三所大学的首字母被尊称为「SKY」。能进入「SKY」仿佛就预定了上流社会的入场券。数据显示，韩国最大规模企业的总裁中，70%毕业于这三所大学；司法机构中，80%的公务员也来自这片「天空」。

为了挤上这座独木桥，韩国的孩子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被送进补习班（Hagwon）。2009年，韩国补习班产业的总利润高达惊人的73亿美元，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了全球科技巨头三星电子的盈利。庞大的教育支出，已经成为压在韩国家庭身上最沉重的负担之一，也是导致其生育率持续走低的罪魁祸首。

注解：学历主义 (Credentialism)

这是一种社会现象，指的是社会过度强调教育文凭和学历证书在决定个人社会地位、职业机会和收入水平中的作用。在这种体系下，一个人所受教育的内容和实际能力的重要性，往往让位于其所持有的毕业证书的「含金量」。

这种现象并非孤例。在日本，虽然压力相对稍缓，但「塾」文化依然盛行。在中国，「高考定终身」的观念更是根深蒂固，从幼儿园开始的「抢跑」，到天价的学区房，再到无休止的课外辅导，构成了一幅令人窒息的教育全景图。每个家庭都被卷入这场无休止的军备竞赛，身心俱疲。

那么，究竟是什么塑造了东亚这套特异而又坚固的教育体系呢？答案或许在于一场历史的「混血」。它继承了现代教育体系与生俱来的「普鲁士基因」，又嫁接了东亚社会根深蒂固的儒家传统与科举文化。对于某些国家而言，其上更叠加了苏联式教育的实用速成导向与思想灌输功能，最终形成了一个结构复杂、难以撼动的「混合体」。

🏭 普鲁士幽灵：我们教育体系的「出厂设置」

让我们将时钟拨回到18世纪的普鲁士王国。在此之前，无论东方的私塾还是西方的家庭教师，教育都更像是一种小规模、个性化的手工业。但随着工业革命的浪潮和民族国家的兴起，社会对受过基本教育的劳动人口和忠诚国民的需求激增。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现代学校模式诞生了。

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它对我们来说是如此天经地义：

清晨，成千上万的学生涌入整齐划一的教学楼。
铃声响起，他们在40到60分钟的「课程」中端坐静听，老师讲，学生听。
原本浩瀚而美不胜收的人类知识，被切割成一块块便于管理的「学科」，如数学、历史、语文。
原本行云流水、融会贯通的概念，被拆分成一个个独立的「知识点」。
午餐和体育课穿插其间，放学后，学生带着家庭作业回家。

注解：K-12 教育体系

K-12 是从幼儿园（Kindergarten）到十二年级（12th Grade）的英文缩写，泛指从小学到高中的基础教育阶段。这个术语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被广泛使用，并逐渐成为国际上对基础教育阶段的通用指称。

这套体系的始作俑者，正是普鲁士人。他们设计这套模式的初衷，并非培养能够独立思考、充满创造力的个体，而是为了大规模、高效率地「生产」出忠诚、服从且易于管理的国民。学生们在学校里学到的价值观，让他们习惯于服从权威——父母、老师、教堂，最终是至高无上的国王。

在当时，普鲁士的教育体系无疑是革命性的。它极大地提升了国民的识字率和基本技能，为德国日后成为工业强国输送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基于当时的技术水平，这或许是实现全民教育目标最经济、最有效的方法。然而，这套体系的「出厂设置」中，就埋藏着一个根本性的缺陷：它以牺牲个体的深度探究和独立思考为代价，来换取群体的标准化和服从性。在19世纪，高水平的创造力和逻辑思维能力，或许确实不如思想上的服从和技能上的掌握来得重要。

19世纪上半叶，新兴的美国几乎全盘复制了普鲁士模式，并取得了类似的成功，它为蓬勃发展的工业经济提供了大量合格的中产阶级劳动力。随后，这套模式被推广到全球。然而，时代变了。当今的经济和社会不再需要百万计的、只需听从指令的「螺丝钉」，它渴望的是具有创造力、好奇心和自我驱动能力的终身学习者。它需要人们能够提出新颖的想法并将其付诸实践。不幸的是，普鲁士教育模式的目标，与这一社会需求恰恰背道而驰。它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美妙而珍贵的多样性，试图用一个标准化的模具，去塑造千差万别的灵魂。

📜 当普鲁士遇上孔夫子：一场跨越时空的「联姻」

当这套普鲁士模式在19世纪末漂洋过海来到东亚时，它与这片土地上流传了千年的文化传统发生了奇妙而深刻的化学反应。东亚国家在引进这套现代教育制度时，不可避免地通过儒家和科举的滤镜对其进行了潜意识的「扭曲」和「改造」。

大学入学考试，在东亚社会的话语体系里，几乎总是与「科举」的影子纠缠在一起。在古代农业社会，社会结构相对稳定，对创新能力的需求远不如今天这般迫切。科举制度作为一种选拔官员的机制，其核心目标是挑选出那些已经训练有素、能够立即上岗的成年人。他们就像是已经烧制完成、上了釉彩的出窑瓷器，形态固定，可以马上摆上货架使用。如果你试图对他们进行任何大的改动，结果不是破裂就是刮伤。

然而，大学入学考试的本质应该截然不同。它的目的，不是选拔「成品」，而是要识别出那些最具可塑性和发展潜力的「原材料」。理想的考生，应该像是刚从熔炉里取出的液态玻璃，炽热、纯净而充满能量，可以被拉伸、旋转、塑造成任何精美的形态。大学教育，正是这个塑造的过程。

将旨在选拔「原材料」的大学入学考试，用选拔「成品」的科举思维来对待，这是东亚教育悲剧的第一个根源。它导致了整个教育体系的重心错位。

此外，考试本身就是一个用途极其有限的工具。古代科举遗漏了多少奇才异士，早已是人尽皆知的历史公案。而在现代，无论考试设计得多么精妙，它又能多大程度上衡量出一个人的兴趣、志向、想象力、同情心、领导力以及至关重要的实际操作能力呢？即便是看起来最客观、最可量化的数学考试，也同样会遗失掉大量宝贵的东西。

可汗学院的创始人萨尔曼·可汗（Salman Khan）曾用代数学习来举例。在传统的课堂上，学生们的首要目标是在考试中拿高分。为了这个目标，他们记住了一堆关于 X 和 y 的公式，学会了如何机械地代入数值求解。考试中的 X 和 y，完全无法体现代数真正的力量与魅力。代数的魔力在于，这些抽象的符号可以代表世间万物无穷的现象和观点。

一个计算公司生产成本的方程式，可以同样被用来计算物体在太空中的动量。
一个用于计算抛物线最佳路径的等式，可以被用来为新产品制定最合理的价格。
一个计算遗传病患病概率的方法，可以在橄榄球赛中用来判断是否应该在第四节发起一次冒险的进攻。

代数，本应是探索世界的一把简洁、强大而通用的瑞士军刀。但在考试的指挥棒下，它在大多数学生眼中，异化成了一个个亟待跨越的、令人厌烦的障碍。他们学会了如何「解题」，却从未真正理解这些题目背后的广阔世界。

因此，社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考试的巨大局限性。它或许是必要的，但绝不应成为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尺，更不应占据学生生活的中心。美国的教育制度在设计上，就试图以一种「双保险」的方式来抑制学生在考试上过度浪费精力：首先，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的考分只是大学录取时考虑的诸多因素之一，成绩、课外活动、推荐信、个人陈述等同样重要；其次，SAT每年提供多次考试机会，减轻了「一考定终身」的压力。

相比之下，一些东亚国家的教育制度则以一种「加倍」的方式，将学生推向浪费青春的深渊：首先，高考分数几乎是录取的唯一决定性因素；其次，高考每年只有一次。这种制度设计，无疑将考试的重要性推向了极致，也将其弊端放大了极致。

⏳ 「一万小时」的迷思：创造力是如何被反复「复习」掉的

2009年发布的一份《中日韩美四国高中生权益状况比较研究报告》揭示了惊人的数据。这份报告通过对比，清晰地展现了东亚学生所背负的沉重学业负担：

国家	平时（不包括周末和节假日）每天在校学习时间在8小时以上的学生比例
中国	78.3%
韩国	57.2%
日本	几乎不存在
美国	几乎不存在

中国学生每日的学习时间遥遥领先。考虑到各国高中所学内容的总量相差并不会如此悬殊，那么这超出来的大量时间，究竟花在了哪里？答案显而易见：复习。无休止的、机械的、高强度的复习，正是扼杀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最大杀手。

人们在强调复习的重要性时，总喜欢引用孔子的名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孔子所处的时代与今天的社会有着天壤之别。在孔子的时代，学习的主要内容是「礼」，即一套复杂的社会规范和行为仪式。对于「礼」的学习，其精髓恰恰在于反复演练，直至内化为本能。

但是，人类社会演化到近现代，学习的主要内容已经从「礼」转向了「认知」——对世界、对知识的探索和理解。认知的本质是拓展和变化，是创造或学习新的东西。如果一套教育体系过度强化复习，将重心放在对已知有限知识的反复巩固上，那么它必然无法培养出适应未来需求的创新型人才。

正如著名创业导师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所言：「即使在最好的高中里学到的知识，和大学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以文科为例，几本需要反复背诵的高中历史课本，其知识含量如何能与大学历史系任何几本必读书籍相提并论？至于理科，即便一个学生将中学数学掌握得炉火纯青，他甚至还没有触及到17世纪就已出现的微积分。更何况，我们正处在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数学家基思·德夫林（Keith Devlin）曾做过一个估算：在1900年，人类所有的数学知识可以塞进1000本书里；而到了2000年，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10万卷。

可见，让一个年轻人花费其一生中精力最旺盛、最具可塑性的几年光阴，去反复咀嚼那么一丁点有限的知识，是一种何其低效的学习方式！

近年来，「一万小时理论」广为流传，似乎为这种反复练习提供了理论支持。该理论认为，要在任何领域成为专家，需要大约一万小时的练习。然而，深入研究就会发现，这一理论主要适用于那些【认知复杂性】较低的活动，例如国际象棋、钢琴演奏、篮球、出租车驾驶、单词拼写等。在这些领域，规则相对固定，反馈及时明确，训练的路径清晰可见。

但是，对于那些【认知复杂性】较高的活动，如企业管理、科学研究、文学创作、战略决策等，练习时长与最终成就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模糊得多，很难找到足够的证据支持「一万小时定律」。

有趣的是，这一点恰好可以解释一个文化现象：为什么像钢琴、小提琴这类技艺的训练，在西方社会已逐渐式微（更多地作为个人兴趣），而在东亚国家却如火如荼，甚至呈现出一种全民狂热的态势。这类在19世纪就已经发展成熟的古典技艺，其特点是：知识总量已经限定，技能的难度阶梯非常固定，学习的进度又可以通过曲目难度或考级来清晰地衡量。这完美地契合了东亚文化偏爱的那种有明确路径、有量化指标、靠「苦练」就能出成绩的学习模式。

于是我们看到，无数东亚的琴童家长，他们自己多半既没有深厚的音乐爱好，也不了解古典音乐的背景知识，却愿意投入巨大的金钱和时间，逼迫孩子进行大量枯燥的练习。其内在的逻辑，就好像那个著名的笑话中，只因为路灯下比较亮，就在路灯下寻找丢失钥匙的愚人一样。他们选择了一条看起来最清晰、最可控、最容易衡量结果的「成才之路」，却可能因此错过了通往孩子内心真正热爱与天赋的、更广阔的世界。

🌾 稀缺心态的烙印：我们为何如此焦虑？

面对所有对「联考」制度的批评，最常见的一种辩解是：「虽然它不尽如人意，但这是目前最公平的选拔方式。」这种对「公平」的执念，深受儒家文化中「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的影响。追求公平本身没有错，但如果为了形式上的绝对公平，而采取「一刀切」的模式，压制了所有不同类型人才的发展路径，那就成了一种巨大的悲哀。

考虑到东亚国家庞大的人口基数，这种因制度设计而导致的人才浪费，其机会成本高到难以估量。当学生长期处于考试的巨大竞争压力下，他们自然不可能拥有长远的、个性化的自我成长规划。他们所有的心智资源，都被迫集中在那些将会决定他们「一生」道路的一次次考试上。

从另一个层面看，东亚国家从幼儿园到大学的这场惨烈的「卡位战」，其实质是对有限的、高质量教育资源的争夺。这一点无可厚厚非。但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个地区的资源争夺会达到如此白热化的程度？答案或许要从更深层的民族心理中去寻找——那是一种长期物质匮乏所烙下的「稀缺心态」（Scarcity Mindset）。

注解：稀缺心态 (Scarcity Mindset)

稀缺心态是指当一个人长期感到资源（如金钱、时间、食物、机会等）不足时，其思维方式和决策行为会受到显著影响。这种心态会使人过度关注眼前的稀缺资源，导致「管窥效应」（tunnel vision），从而忽略了更长远、更重要的事情，并可能降低认知能力和执行控制力。

稀缺，可以说是东亚民族数千年来的集体记忆。这些国家在历史上长期依赖水稻密集型种植经济。这种经济模式一方面可以在同等面积的土地上养活更多的人口，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个体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忍受更大的拥挤和更低的生存底线。到了17世纪以后，东亚各国相继陷入了「内卷化」的陷阱。

以日本为例，从15世纪到19世纪，日本的人口在1000万到2000万之间波动，大约是同期英国人口的四倍。而这庞大的人口所赖以生存的适耕土地，面积仅相当于英格兰的一个县，生产力却远不及后者。在德川幕府时期，为了生存，日本人不仅将勤劳和节约发挥到了极致，政府甚至默许并鼓励「溺婴」这种残酷的行为来控制人口，以至于在近300年间，日本的人口几乎零增长。

这种根植于骨子里的对资源匮乏的恐惧，投射到现代社会，就演变成了对教育资源的疯狂争夺。如果我们将「教育资源」狭隘地理解为配备精良的教室、优秀的师资、重点学校的名额，那么它们确实是有限的。对于长期处于稀缺心态下的东亚人来说，参与这场你死我活的争夺，似乎是唯一理性的选择。

然而，一个孩子要成长成才，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教育资源，其实是无限的、非零和的。它们包括：

家庭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的言传身教。
父母的视野、格局和人生智慧的潜移默化。
被保护和鼓励的好奇心与探索欲。
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些宝贵的资源，根本不存在「你占有了，我就没有了」的零和博弈。可悲的是，当家长被稀缺心态所驱动，让孩子从小沉浸在补习班和题海中，希望能抢到眼前那些看似稀缺的学校资源时，他们恰恰浪费了孩子身上最宝贵的、无限的资源——充满无限可能性的少年时光和与生俱来的好奇心。这，或许就是最深刻的「爱之适足以害之」。

⚙️ 学校如工厂：教育领域的「泰勒制」悲剧

二十世纪初，一种名为「泰勒制」（Taylorism）的管理理论在美国产业界盛行一时。其创始人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认为，管理的根本目的在于无情地提高效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提出了一系列颠覆性的措施。

注解：泰勒制 (Taylorism)

也称为科学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是一种旨在通过科学方法分析和优化工作流程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管理理论。其核心思想是将复杂的生产过程分解为简单的、标准化的任务，并为每个任务确定「最优」操作方法和时间定额，通过激励和监督确保工人严格执行。

让我们来做一个惊人的对比，看看泰勒制工厂的原则与东亚教育体系的实践是何其相似：

泰勒制工厂原则	东亚教育体系实践
制定科学的工作定额	制定极高的学习量和需要考核的大量知识点。
挑选「第一流的工人」	通过考试选拔成绩最好的学生，组成「重点学校」、「重点班」。
实施标准化管理	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统一的教材、统一的考核标准。
实施刺激性的付酬制度	频繁的排名、考试和升学压力，形成强烈的刺激性奖惩机制。
强调「精神革命」，激发潜能	学校内部的各种「百日誓师」、「励志口号」等打鸡血活动。

在实行泰勒制的工厂里，每一个工人都像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一刻不停地运转，其潜能被发挥到极致。泰勒理论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把作为管理对象的「人」看作是纯粹的「经济人」，认为利益驱动是提高其效率的唯一法宝。当代最著名的泰勒制工厂，莫过于富士康。从各种报道中，我们不难想象在这种高压环境下工人的心理状态。

将东亚的教育体系比作一座巨大的「泰勒制工厂」，并非简单的激愤之词，而是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在这种体系下，学生被视为「产品」，他们的成绩好坏直接关系到老师的绩效和学校的声誉。因此，批评者常说，学生成了老师的「童工」，师生之间的利益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相悖的。

当然，如果这种辛苦确实卓有成效，以东亚民族的勤劳传统，也并非不能接受。但真正的问题，恰恰出在「有效性」上。

这种教育上的「泰勒制」，其本质是用训练体力劳动者的方法，来对待未来的知识工作者。对于体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状态是可见的、可量化的（例如，一分钟拧多少个螺丝）。对他们的管理要求是「把事情做对」（Do things right），即严格按照标准流程执行任务。

而对于现代学生来说，他们是未来的知识工作者。他们学习的真正成果，不是那一张张写满答案的考卷，而是他们大脑中真正理解、内化并能灵活运用的知识，是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核心成果在技术上是无法被严密督导和量化的。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学生，或未来的一名优秀知识工作者，关键不在于像体力劳动者一样忠实地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而在于要具备「有效性」，即「做对的事情」（Do the right things）。

因此，东亚教育最大的悲剧就在于此：它源于工业时代的基因，试图用训练体力劳动者的方式，来培养它心目中未来的学者、工程师、艺术家和企业家。这从根本上就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

🔗 僵化的枷锁：一个难以撼动的利益共同体

回顾历史，东亚的教育体制在特定的发展阶段，无疑是利大于弊的。在工业化初期，它能够为新兴的工业体系在短期内「批量生产」出大量素质尚可、可堪一用的工人和初级工程师。东亚各国在二十世纪经济的飞速腾飞，这套教育体制功不可没。

然而，随着技术和经济形态的演变，这套曾经的「功臣」体系，正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甚至成为继续发展的桎梏。它曾经批量培养出的大量「标准化人才」，在新时代里，其价值正面临被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迅速取代的风险。

许多有远见的东亚家庭，选择将孩子送往欧美留学，试图逃离这个体制。但这往往只是进入了另一个循环。除非他们毕业后留在国外，否则一旦回国就业，「海归」的身份和毕业院校的名气，又会立刻成为他们求职的砝码，重新被卷入那个无所不在的、比较学校名气的漩涡之中。

这就好比中世纪时的印度，许多低种姓成员为了摆脱种姓制度的压迫，选择皈依外来的伊斯兰教。但在那个种姓思想无孔不入的社会里，穆斯林很快也被视为一个新的、独立的「种姓」，同样被纳入了那个根深蒂固的等级体系之中。同样，托福、SAT这些本意在于评估综合能力的美国考试，在东亚也迅速被异化，无形中被融合到了那个富有东方风情的、登峰造极的应试主义和学历主义体系里。

为什么这个弊病丛生的体制如此难以撼动？因为它在漫长的运行过程中，已经悄然塑造了一个庞大而稳固的「既得利益共同体」。它甚至会像苏联时期的重工业联合体，或印度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一样，陷入一种「病得至死方休」的循环。

它像苏联的重工业复合体：苏联时期的重工业体系，为了自身的存在而不断制造对社会并无实际效益的武器和产品，形成了一个尾大不掉的利益集团，浪费了海量社会资源，直至整个国家体制崩溃。同样，东亚的教育体制也养活了庞大的、效率低下且思想陈旧的各类公私教育机构、补习产业和教辅出版行业。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构成了改革的巨大阻力。
它像印度的种姓制度：印度的种姓制度从佛陀时代起就饱受批评，却祸害了印度几千年，至今仍是其前进道路上的巨大障碍。其原因就在于，掌握社会权力和资源的高种姓阶层是这个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同样，在东亚社会，由于对学历的过度看重，占据社会中高阶层的，多半都是最适应这个考试体制的「优胜者」。而这个阶层，又会凭借其资源优势，在应试教育上投入更多，以确保自己的下一代也能在这场残酷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从而将自己的社会地位优势「世袭」下去。

就这样，这个亟需改革的体制，在各个社会集团的「共谋」之下，变得愈发僵硬，如同一副沉重的枷锁，锁住了整个社会的创造力和未来。中村修二的呐喊，如同一道刺破暗夜的蓝光，照亮了这座围城的轮廓。然而，要推倒这堵高墙，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位诺奖得主的勇气，更需要整个社会深刻的反思和艰难的抉择。否则，我们培养出的下一代，或许仍将只是这座宏伟工厂里，生产出的最精致、最标准，却也最缺乏灵魂的「产品」。

参考文献

Nakamura, S. (2014). Nobel Lecture: Background Story of the Invention of Efficient Blue InGaN Light Emitting Diodes. ✅NobelPrize.org.
Khan, S. (2012). ✅The One World Schoolhouse: Education Reimagined. Twelve.
Zhao, Y. (2009). ✅Catching Up or Leading the Way: American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ASCD.
Dore, R. P. (1976). ✅The Diploma Disease: Education, Qual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 Unwin Education.
Robinson, K. , & Aronica, L. (2015). ✅Creative Schools: The Grassroots Revolution That’s Transforming Education. Vik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