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人类价值观和社会结构的演变时，我们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到诸如农耕、平等主义、等级制度等关键概念。这些概念不仅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也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以下将从多个角度深入剖析这一复杂而迷人的主题。
农耕与平等主义的关系
首先，让我们聚焦于「农耕与平等主义价值观并无冲突」这一观点。即使在现代社会中，活跃的小型自治群体往往比大型群体更倾向于平等，并且其平等程度通常高于社会整体水平。以露营探险为例，在野外环境中，这个群体完全依赖自身力量运作，每个人都承担着必要的任务。虽然发布指令和实施控制的等级制度可能在此情境下具有一定可行性，但如果食物或资源分配不均，则必然引发内部紧张局势（🤔）。同样地，在规模类似于大型觅食游群（约50人左右）的小村庄里，村民们大多能够很好地维持平等主义的价值观。
然而，克里斯汀·科尔斯戈德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她认为尽管农业社会可能因人口规模较大而需要独裁式结构，但这并不能证明为何平等主义结构对于觅食社会而言是必需或者有利的。或许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当等级制度并非必要时，平等仅仅是一种默认状态而已。
人类价值观进化的另一种理论
科尔斯戈德和西福德还提出了一种关于人类价值观进化的全新理论：人类天生重视浅表性的等级制度，但随着更大规模的农业社会出现，少数精英通过国家提供的军事、管理和意识形态控制权，强行改变人们原有的价值观念。「横向联系的精英阶层」，正如西福德所言，「会将看似不公的行为强加给他人，并通过说服使其接受为公正，从而削弱甚至消除人们的平等主义思想。」这种现象长期以来被视为「意识形态」的贬义表达形式之一。
这一理论为我们理解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它强调了权力集中化过程中价值观被重塑的过程——即如何从一个相对自由和平等的社会转变为由少数统治者主导的高度分层体系。同时，这也揭示出那些试图维护传统平等理念的人们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能量、规模与等级之间的关系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规模与等级之间确实存在着密切联系。早在20世纪50年代，人类学家拉乌尔·纳罗尔便已证明，成员人数低于100~150人的群体很少存在过多的永久性结构分化和不平等；而当人数超过150~350人时，除非创建亚群及永久等级制度，否则该群体往往会分裂成若干较小社群。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这种模式在全球范围内表现得极为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规模与等级之间的关系并非线性发展。自公元1700年以来，尽管世界人口增长了十倍，最大城市的规模扩大了三十倍，但政治、经济以及性别方面的等级差异却普遍减弱了。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甚至提到过一种「反分化」现象，意味着随着规模扩张，现代社会结构反而可能出现简化趋势。
造成这种模式的根本原因是能量获取的变化。随着社会可利用能量增加，其规模也随之扩大。然而，能量与规模之间的关系远比想象中复杂得多。当一个群体获得更多食物热量时，其成员通常会把这些额外的能量转化为更多的人口。如果能量供给停止增长，或者人们选择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以继续扩展规模，最终都将导致灾难性后果。此时，人们要么迁移寻找新资源，要么面临饥饿威胁，直到重新实现人口与能量供应之间的平衡。经济学家埃丝特·博斯鲁普早在五十年前就已证明，人们会不断寻求新的能量来源，强化生存策略，进而推动规模再次扩大。
生物学视角下的多层次选择
从生物学角度来看，历史变化大致可以归结为多层次选择的结果。这一过程发生在基因、个体、亲族乃至群体等多个层次上。后代渐变不仅通过基因遗传发生，还通过文化传承在更高层次上传播，其方式类似于生物自然选择。
在微观层面，能量获取的变化并不会直接迫使任何人采取特定行为或思维方式。例如，在冰河期末期，随着全球气候变暖，食品卡路里的供应日益丰富，没有任何自然法则要求人们必须把多余的能量用于繁衍更多后代。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他们可以选择休息更多时间，也可以选择消耗更多能量（无论是个人享用还是更好地养育子女）。考虑到冰河期结束后数个世纪内，人们无数次面临类似选择，我们可以合理假设这两种倾向——懒惰与贪婪/亲情——各有支持者。
然而，在宏观层面，能量获取几乎决定了所有事情的发展方向。总体而言，那些因为贪婪而努力工作、获取更多能量并吃得更好的人，往往比那些选择懒散生活的邻居身材更高大、身体更健康。他们平均来说会生育更多高大健康的婴儿，而且如果他们既贪心又充满爱心（或者说像对待自己一样为家族争取利益），那么他们的后代通常由于营养充足而比懈怠者的子孙存活概率更大。经过成千上万年的积累，这种选择结果使得贪婪者逐渐取代了懒惰者，成为地球的主要继承者。
当然，过于贪婪也会付出代价。当觅食者从环境中提取过多能量时，人口数量迅速增长，收益递减的速度加快，继续获得足够生活所需能量变得愈发困难。最终，他们会遭遇马尔萨斯式的限制。然而，住在幸运纬度带上的少数幸运者学会了逐步转向农耕，并采纳等级制度，从而学会从土地中榨取更多能量。
等级制度的历史作用
回顾整个漫长而艰难的历史进程，能量获取从未在某一时刻强制要求人们采纳等级制度。相反，在森严的等级制度成功运行、产生大量人口和高效组织的情况下（这指的是冰河期结束后的大多数时间），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社会获得了丰厚回报。尽管如此，田间劳作的农奴和奴隶们未必能从这个故事中找到太多慰藉。但在未选择这条道路的社会中，人们遭受的惩罚往往更为严重，甚至可能导致灭绝。
另一方面，在工业革命以来的两个世纪里，浅层次的等级制度运行良好，产生了大量人口和高效组织。那些追求平等主义的社会获得了显著回报，而坚持旧有农业社会规则的社会则饱受磨难。尽管先进化石燃料社会中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但即便将欧盟底层社会与阿富汗最上层相比，前者仍然享有诸多优势。
因此，宏观层面趋向或远离等级制度实际上是微观层面无数决策产生的非预期后果。以现代人的露营假期为例，采用绝对君权方式组织旅行显然无法让当今渴望安宁的游客满意。尽管有人可能喜欢独裁式旅游，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是等级较为严格的组织，在进行团队建设活动时也会适当放松规矩。这种灵活性体现了人类为了完成手头任务而选择最适合的组织方式和价值观的能力。
对乡村生活浪漫化的批判
西福德认为规模而非能量决定了等级制度的存在，并指出在规模相当于大型觅食游群（约50人）的古代村落中，村民们通常能够很好地保持平等主义价值观。然而，这种观点可能存在对乡村生活的浪漫化倾向。实际上，关于古代乡村生活的有限资料显示，尽管乡下的等级制度可能比大城市更加缓和，但仍严格依据性别、年龄和财富划分层次。
以近代俄国为例，19世纪60年代，自称平民主义者的资产阶级活动家常常将农民公社的平等主义习俗视为社会主义改造社会的典范。然而，当他们真正接触农民时却发现事实截然相反。「mir[村庄]是由一个农民长老组成的大会统治的，这个大会几乎监控着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对此感到震惊，比如马克西姆·高尔基回忆道：「[穷苦农民们]充满了像狗一样趋炎附势的渴望，让我一看就作呕。」
由此可见，简单地将平等主义视为人类本质的一部分可能会犯过度本质主义错误。我们应当认识到，人类具有高度的文化灵活性，能够根据实际情况重新解读核心价值观，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
结语
综上所述，人类价值观和社会结构的演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它受到能量获取、规模扩张以及文化传承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影响。通过深入研究这一主题，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过去，也能对未来做出更加明智的预测。记住，真正的智慧在于平衡：既不过度强调平等，也不盲目推崇等级，而是根据具体情境灵活调整，找到最适合的方式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