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长河中，伟人往往被视为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然而，当我们深入探讨时会发现，无论是穆罕默德、亚述国王提格拉·帕拉萨三世还是秦始皇，这些人物的行为和决策虽然对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并不能单独决定历史发展的方向。🌟
伟人是否改变历史？🤔
以穆罕默德为例，在公元7世纪及其之后的西方核心地区变化中，尽管他个人的影响不可忽视，但将这些变化完全归因于他显然有失偏颇。在加百列天使造访穆罕默德之前，阿拉伯人就已经开始创造新的一神论，并且在沙漠上建立起了自己的城邦。此外，拜占庭和波斯当时正面临严重的危机，而地中海地区的瓦解早在公元3世纪便已开始。
如果穆罕默德做出不同的决定，那么公元7世纪的基督教可能选择其他的攻打对象而非入侵穆斯林地区。没有穆罕默德的话，西方社会发展在公元750年之后可能会恢复得更快或者更慢，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发展方向会被彻底改变。无论如何，西方核心地区依然会在地中海东岸，土耳其人仍会在11世纪入侵西方，蒙古人也会在13世纪入侵（并在1400年左右再次入侵），核心地区依旧会向西转移到意大利，随后在15世纪及之后几个世纪转移到大西洋。🌍
换句话说，即便穆罕默德采取了更为「正常」的行动路线，从摩洛哥到马来西亚的信仰体系或许会受到基督教而非伊斯兰教的影响——这无疑是一件大事。然而，无论穆罕默德做了什么，欧洲人最终还是会征服美洲，西方如今仍然统治着世界。
伟人与愚笨之人的角色🎭
同样的逻辑适用于其他我们熟知的伟人。亚述国王提格拉·帕拉萨三世以及秦始皇都建立了高度集权的古代帝国；16世纪时，欧洲的哈布茨堡王室以及日本的丰臣秀吉都没能成功建立帝国；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以及1976年毛泽东的逝世，则让改革派得以掌权。然而，大部分伟大的人物或愚笨之人所做的仅仅是加速或减缓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进程。
如果我们能够像做实验那样回到过去重新开始，除了把伟大人物替换成愚笨之人以及将愚笨之人替换成伟大人物之外，其他条件保持不变，事情的结果也会基本相同，尽管发展轨迹可能有所不同。显然，伟人们通常认为仅仅凭借自己的意愿就能够改变世界，但他们错了。🎯
技术发明与思想潮流💡
这种现象不仅限于政治领域，也适用于技术发明和思想潮流。例如，马修·博尔顿和詹姆斯·瓦特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后者发明了改变整个世界的蒸汽机，而前者为瓦特提供了设备资金和技术支持，特别是在加工制造工艺方面。然而，他们并非独一无二的伟大人物。
统计学家斯蒂芬·施蒂格勒提出了一条法则：他认为没有哪一项发现是以真正的发现者命名的（施蒂格勒法则实际上是由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在25年前发现的）。博尔顿和瓦特领先了，但其他人也有能力领先。如果瓦特没有在18世纪70年代发明出蒸汽机，其他人以后肯定也会发明出来的。事实上，如果瓦特没有申请专利从而将其他人排挤出这个领域，蒸汽机可能会改进得更快。
思想潮流的相似性📝
长久以来，东西方的思潮发展得如此相像的原因在于，社会要保持发展只有一条途径。社会发展指数要突破24分的硬上限，东西方都需要加强国家的中央集权，这不可避免地促使知识分子关注第一波轴向思想。而这些国家的衰退又促使人们转向第二波轴向思想，它们的复兴几乎总是带来文艺复兴。
科技思潮的分歧🔬
但是，1600年左右，当西欧人迈向科技思潮而东方人（包括那些生活在大西洋沿岸核心区域外的西方人）却故步自封时，其中产生的巨大分歧具有怎样的重大意义？思想方面划时代的转变是否反映了东西方巨大的文化差异，而不仅仅是时代获得了它所需要的思想？
一些社会学家认为确实如此。这些学者指出，心理学实验表明，西方受试者在需要将信息放在广泛背景下而不是孤立看待时，大脑中的额叶和顶叶更加活跃（意味着他们更努力集中注意力）。东方人则相反。
这种差异并不意味着东方人不能将事实和背景区分开来，或者说西方人无法从恰当的角度考虑问题，只是他们不大适应用对方的方式思考问题，并且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想明白。东西方人都能够执行两种类型的任务。
每个时代的每片土地上，我们总会发现理性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前者将具体的事物抽象化，后者着迷于错综复杂的事物，甚至有一些人既是理性主义者，又是神秘主义者。变化的只是他们面临的挑战。
文化适应与经济成功💼
20世纪60年代，一些西方社会学家认为，东方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使信仰者无法产生冒险精神以及创新精神这两个经济成功所必需的因素。然而，20世纪80年代，一群新的社会学家从日本经济的成功案例中得出结论，认为孔子思想中对权威的尊敬以及为集体自我牺牲的精神并没有抑制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反，儒家思想解释了日本经济的成功。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更加理智的结论，那就是人们会促使文化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在20世纪末期，产生了儒家资本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
弗林效应与现代思维方式🧠
每个时代都会产生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思想，这个结论也许能够解释另一个奇怪的现象，心理学家称之为弗林效应。自从有了智商测试，测试的平均分稳步上升（大约每10年提高3分）。这可能是由于我们越来越擅长以现代、分析的方式思考问题，而这正是这些测试所要测量的。看书比听故事更能让我们变得现代化，玩电脑游戏也能让我们在此基础上变得更加现代化。
伊斯兰教的世界观与现代化🕌
在伊斯兰教的土地上，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或者多样化的现代经济。一些非伊斯兰教徒认为，伊斯兰教的教条非常愚昧，令人们深陷迷信的深潭中。但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就难以解释，为什么1000年前世界上最好的科学家、哲学家和工匠都是伊斯兰教徒，以及为什么直到16世纪，伊斯兰教的天文学家都无人能够超越。
我认为，真正的原因是自1700年后许多伊斯兰教徒对军事和政治上的缺陷采取了保守的态度，正如13～14世纪的中国儒家思想家一样。随着伊斯兰世界从西方国家的核心变为外缘，它的社会发展停滞了，令人感觉它是受害者。要结束这种局面，对伊斯兰教来说，任重而道远，但伊斯兰世界也有可能发挥后发优势。
莫里斯定理与历史的复杂性📚
文化和自由意志这两个因素，使莫里斯定理变得更加复杂——莫里斯定理认为变化是因为懒惰、贪婪和恐惧的人们（他们往往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寻求更简单、更有益和更安全的生活而产生的。文化和自由意志会加快或者延缓我们对环境变化的反应。然而，第一章至第十章的事件已经表达得很清楚——文化和自由意志从来不会长久地胜过生物、社会以及地理因素。
帖木儿摧毁意大利的可能性⚔️
假设帖木儿在1402年后继续往西进军，他就有可能摧毁意大利，阻止文艺复兴，使西方的发展倒退几个世纪。另一方面，如果他不是于1405年在东征的途中驾崩，而是多活几年的话，他就有可能像忽必烈那样征服中国，使东方而不是西方的发展倒退几个世纪。
长期可能性与短期偶然性⏳
西方在2000年前得以统治世界，既不是长期以来注定如此，也不是一个短期的偶然性。它更多的是长期的可能性。即使在1100年，东方也不太可能首先发生工业革命，从而在全球施加它的影响，然后像现在的西方这样得以统治世界。不过，这些看起来总是可能发生的：火炮最终会被发明出来，将蒙古人击退，船只和市场能够开辟海洋通道。并且一旦事情这样发生了，新的地理因素会使得西方更可能在东方之前发生工业革命。
总之，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交织过程，伟人固然重要，但真正的推动力量来自于更深层次的社会、地理和生物学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