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探混乱无序的问题：麦肯锡的经历 🌐
阿瑟在麦肯锡公司的经历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复杂世界的大门。大公司拥有上百个下属分支，甚至不清楚自己拥有些什么的现象，让他对这种混乱无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麦肯锡解决问题的方法并非简单的兜售理论或时髦的概念，而是深入到错综复杂的情况中，切身感受其中的联系。
麦肯锡团队通常会在一家公司停留五六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研究一系列极其复杂的状况和相互间的关系，直到摸清其中的模式为止。这一过程需要团队成员围坐在一起讨论，有人提出假设：「这事肯定会是这样的，因为什么什么原因。」另一人则补充道：「如果这事是这样的，那么那件事的结果肯定会是那样的。」随后走出办公室去核对，可能某个地方分支的总经理会指出遗漏的关键点，于是团队再次花费数月时间澄清问题，直至完全搞清楚为止。在这个过程中，解决方案自然产生。
阿瑟认识到，当他面对复杂的真实世界时，学校里学到的漂亮方程式和花哨数学仅仅是工具——而且是很有限的工具。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洞察力，即看到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能力。正是这种认识将他引向了经济学领域。
经济学的吸引力与失望感：柏克莱的学习生涯 📚
鲁尔河谷的启示
在离开麦肯锡前往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之前，阿瑟和他的美国老板乔治·陶切驾车行驶在德国西部的鲁尔河谷——德国的工业中心。陶切讲述他们经手过的每个公司的历史，哪些公司把什么东西拥有了一百年，整件事情是如何有机地、历史地发展起来的。这对阿瑟来说是一次新的发现。他突然意识到，这就是经济学。如果他想了解这个强烈吸引他的混乱无序的世界，并真正改变人们的生活，那就必须学习经济学。
然而，柏克莱的经济学课堂却让阿瑟感到失望。在这里，经济学似乎成了纯数学的一个分支。「新古典」经济学已经将多姿多彩又错综复杂的世界简化成几页纸就能写尽的一系列狭隘、抽象的法则。教科书充满了数学等式，最优秀的年轻经济学家们将自己的学术生涯献给一个个定理的证明，而这些定理与现实世界的关联微乎其微。
阿瑟无法接受经济学理论过于简化的现状。尽管他喜欢数学，但困扰他的是经济学的不可理喻的非现实性。计量经济学家们成功地将他们的学科转变成假扮的物理学，滤去了人类所有的弱点和激情，把具有动物本能的人描绘成像粒子一样的「经济人」，这些存在物的理性思维永远是完美无缺的，冷静地追求可以预测的自我利益。
新古典经济学的魅力与局限性 ⚖️
尽管如此，阿瑟也承认新古典经济学有其美妙之处。作为一门绝妙的技艺，它能与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物理学相提并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严格性、清晰性和准确性使有着数学家天性的阿瑟无法不赞叹。前辈经济学家们热衷于它，是因为在上一代经济学家崭露头角时，经济学处于十分糟糕的状态。通过引入数学理论，少壮派经济学家决心清除经济学中的混乱，使其成为像物理学那样严格精确的科学。
然而，无论新古典经济学多么辉煌，它仍无法描述阿瑟在鲁尔河谷所见到的人类世界的混乱无序性和非理性。这种局限性促使阿瑟继续寻找其他理论的可能性。
运筹学与经济学的交织：德莱弗斯的影响 🎯
在撰写运筹学研究方面的博士论文期间，阿瑟得到了导师斯图亚特·德莱弗斯（Stuart Dreyfus）的指导。德莱弗斯强化了阿瑟在麦肯锡学到的知识，并提供了有效的经济学课程解毒剂。德莱弗斯教导阿瑟要直接深入到问题核心，简化问题直到能够应对为止，而不是一上来就解答复杂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方程式。他强调找出构成问题的因素，找到关键所在，找到主要的部分和主要的解答办法。
德莱弗斯不会让阿瑟为了数学而陶醉在花哨漂亮的数学公式里。这种指导方式深深影响了阿瑟，使他在后来撰写关于报酬递增率的研究时，选择平铺直叙、简练明了的表达方式，而非用厚厚的数学公式包装起来以迎合传统经济学家的口味。
第三世界人口增长问题的吸引：从理论到现实 🌍
1970年夏天，阿瑟再次回到杜塞尔道夫，在麦肯锡公司度过了他的第二个夏天。他发现自己被第三世界人口增长问题吸引住了。七十年代初，人口问题正赫然耸立于世人面前。斯坦福的生物学家保罗·厄里奇（Paul Ehrlich）刚刚出版了他的启示性畅销书《人口炸弹》。
当时的标准提议是强调经济决定论：给予人民适当的经济刺激以控制生育，他们会自动、理性地做合乎自己利益的事。许多经济学家提出，当一个国家变成现代化工业国后，公民自然会经历「人口数量上的变迁」，降低生育能力。
阿瑟提出了不同的角度：从「时间延宕」的角度分析人口控制问题。他指出，减少出生率会影响未来几十年内学校规模、劳动力数量、下一代人口及退休人数的变化。这就像试图控制远在太阳系之外的宇宙飞船，指令需要几小时才能到达那里；或者像调节淋浴喷头的水温，调节与热水淋到身上之间有半分钟的延宕。如果不适当地计算延宕时间，就会被烫伤。
孟加拉国之行：学术上的分水岭 🇧🇩
1975年，阿瑟和人口统计学者杰弗里·麦克尼考（Geoffrey McNicoll）一起前往孟加拉国进行调查。这次旅行成为阿瑟学术生涯的分水岭。他们访问乡村，与村民交谈，试图弄清楚为什么即使免费提供现代化的生育控制措施，农村家庭仍然平均每家生七个孩子。
他们发现，孟加拉的可怕困境源于村民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孩子很小就可以开始干活，因此多生孩子能带来很大好处。年轻的妻子为了自己的利益，尽可能多地生儿子，这样等到她老了的时候就有成年的儿子来保护她。所有这些利益合起来造成了多生孩子阻碍发展的现象。
这次经历使阿瑟深刻认识到，从数量学和工程化的角度探讨第三世界人口问题是极其有限的方案。经济学与政治和文化紧密纠缠在一起。每种文化都有不同的特有形式，孩子的数量与社会组成相互关联，社会的组成方式与家庭生育孩子的数目也有极大关系。
特有形式的发现：从地貌到文化 🏔️
阿瑟对特有形式的发现贯穿于他的多个研究场景中。在飞机上，他总是选择靠窗的座位，观察下面不断变化的地貌。同样的石头、泥土、冰、云彩会组合成别具特色的地貌，连绵伸延半个小时后又出现完全不同的情景。
在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工作时，阿瑟注意到阿尔卑斯山村庄的不同风格。奥地利泰若岭式的屋顶、栏杆和阳台设计是为了适应冬季积雪的问题，而意大利多罗米克阿尔卑斯山脉这一侧的村庄风格则完全不同，尽管面临的落雪问题相似。两种不同的文化产生了两种全然不同的、但都具有自我连贯性的特有形式。
报酬递增率经济学的顿悟时刻 💡
阿瑟的研究方式与众不同。他不喜欢像斗架的公羊一样径直发起攻势，而是倾向于先沉思良久。他在城外扎营，等待着、思考着，直到有一天，城门的吊桥突然放了下来。
1979年4月，在夏威夷火鲁海滩的一个慵懒下午，阿瑟翻开了随身带来的书。就在那个瞬间，他对经济学的思考豁然开朗。他意识到，报酬递增率经济学是他一直在寻找的答案。麦肯锡的经历、对常规经济学的全面失望、以及对特有形式的发现，都为这一刻的顿悟奠定了基础。
通过这次顿悟，阿瑟找到了一种全新的方式来理解经济学中的复杂问题。他开始构建一种基于特有形式和报酬递增率的经济学理论，这种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现实中那些混乱无序的现象，从而推动经济学向着更加贴近现实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