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美国，公务员改革成为了一个极具争议性的话题。这一时期的美国社会正经历着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伴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社会阶层的重新洗牌，传统的精英阶层逐渐被新兴的商业和政治势力所取代。本文将深入探讨这段历史中的关键问题，包括内涵优雅的改革者如何试图推动公务员制度改革，他们为何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以及职业政客如何通过反智主义和性别化的批评来反击这些改革者的努力。
这场文化冲突不仅揭示了当时美国社会的深层矛盾，也为我们理解现代社会中的类似现象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视角。以下内容将分为几个部分展开讨论：首先分析改革者的背景与诉求；其次探讨公务员改革的核心理念及其面临的障碍；最后聚焦于改革者与职业政客之间的冲突，特别是后者如何利用性别化的话语来削弱改革者的影响力。
一、内涵优雅的改革者：理想与现实的碰撞
1. 改革者的身份与特质
这些被称为「内涵优雅的改革者」的人，大多出身于波士顿、新英格兰和纽约的名门望族。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熟悉古典文学与哲学，并以自己的教养为傲。然而，正是这种优越感让他们在社会中显得格格不入。他们认为自己代表了一种更高层次的文化与道德标准，但这种态度却使他们难以融入普通民众的世界。正如小查尔斯·亚当斯所说：「我不与劳工往来。」这句简单的话道出了他们对劳动阶级的疏离感（尽管他补充说这样的往来「让双方都不舒服」）。
这类人循着直觉做事，按照本能冲动而行，却往往能够轻易摆平学者。他们天生好斗，吸引了许多追随者，但也因此失去了与其他群体合作的机会。例如，在公共事务中，他们的讨论与智识显然已经无用武之地了。有教养的人发现自己正面临着一股敌视他们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来自暴发户和新贵，还来自于那些粗鄙、无知、低效且腐败的政客们。
2. 社会的分裂与对立
随着时代的变迁，整个社会似乎变得更加动荡不安。行政机关与国会对此避而不谈，社会中没有人愿意听政府人士的说法，而政府人士也不顾社会上的人如何想。这种脱节使得像班克罗夫特与约翰·海这样的内战幸存者即便尝试解决问题，也最终以失败告终。
暴发户的崛起
一群暴发户与新贵逐渐占领了商业与政治圈。他们在社会层面上是危险的，在个人层面上既粗俗又爱装阔气。小查尔斯·亚当斯曾直言不讳地表示，对于这些暴发户，他根本不想见第二面，因为他们「完全没有任何幽默感、思想与气质」。而政客们的表现也好不到哪里去——戈德金称他们是「一群人格卑下之徒」。
政治与社会的分离
亨利·亚当斯回到华盛顿后不久，一位内阁阁员告诉他，跟这些国会议员打交道再有耐性也没用：「不能待他们以礼，他们是一群猪，一定要用棍子敲他们的鼻子才行。」所有波士顿、新英格兰与纽约的人都警告亨利·亚当斯，「华盛顿不是体面的年轻人待的地方」，他自己之后也发现这地方没有文明法理，不成社会，即使有教养的人也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影响这些人的行事作风。
二、公务员改革的核心理念及其障碍
1. 改革者的愿景
改革者的核心理念是通过公务员改革来提升政府的效率与廉洁度。他们相信，只有先改革公务员制度，后续的任何改革才有可能成功。具体来说，他们主张公务员职位应公开竞争、采取绩效制进行奖惩，并保障任期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参考了多种模式，包括美国的军事服役制度、普鲁士甚至中国的官僚制度，但最终主要借鉴了英国的经验。
英国的启示
自从1854年的《诺思科特—特里维廉报告》发表后，英国就开始了公务员制度的持续变革。英国的公务员制度改革设计者非常看重公务员与阶层结构或教育间的有机联系。威廉·尤尔特·格拉德斯通指出，他们的制度将高级公务员职位给予绅士阶层，而较低层的事务性职位或不需太多训练的位置则给予较低阶层者。这种规划主要是受麦考莱男爵的观念影响，他认为「高等公务员的职位应该限于有教养和文化的绅士阶级中的高级人才，经由文化考试的竞争遴选而出」。
成功的影响
到了1877年时，身为主要改革者之一的查尔斯·特里维廉爵士告诉他的美国朋友，英国所做的改革不但获得了成功，且广受好评。他说，虽然很多人受益于之前的恩庇制度，但是还有更多人没有受到恩庇制度之惠，其中包括一些最优秀的人——他们都是各类辛劳的专业人士，如律师、各教派的牧师、学校校长、农民、商店店主等。在公务员职位上，他们很快就领悟了这种新制度的理念，也视其为一种额外的殊荣，对之欣然接受。
2. 面临的挑战
然而，美国的职业政客们对这种基于能力与学历的选才方式极为反感。他们认为，这种做法是对美国基本政治理念的挑战，甚至将其视为贵族作风，是在仿效英国、普鲁士与中国的方式。以下是几方面的具体反对意见：
平等主义的威胁
伊利诺伊州的众议员约翰·A. 洛根抨击道：「这个法案是为了本国的贵族而设……它会导致这个国家最后只剩下两种学校：军校与公务员学校。这些学校会垄断一切进入政府的途径。」✅
内战老兵的情感诉求
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马修·H. 卡彭特指出，内战期间那些未参与战争的年轻人正在读大学，而受伤的士兵回家参加公务员考试时，自然考不过那些当他为国流血时却正在熟读书本的大学生。他强调，实际经验比书本知识更重要。✅
地域公平的担忧
密西西比州众议员乔治·C. 麦基认为，如果依照能力原则，那么以后他就再也无法为选民关说联邦政府的工作职位了。他举例说：「假设现在有一位新墨西哥州的农场女孩，她完全不知道墨西哥湾的洋流方向，或者会把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混在一起，尽管她应该完全可以胜任一些低级的联邦工作，却必定会在公务员考试中被大学女孩击败，然而后者可能在一般常识上只有前者的一半能力。」✅
三、改革者与职业政客的冲突
1. 性别化的攻击
在改革者与职业政客的冲突中，后者经常使用性别化的语言来贬低前者。他们暗示，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缺乏男子气概，甚至带有女性化的特点。
「女装制造商」的嘲讽
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发生在1877年的纽约州共和党提名大会上。政治掮客罗斯科·康克林在演讲中直接嘲讽改革派领袖柯蒂斯为「男性女装制造商」（man-milliners），原因是后者主编的《哈珀周刊》新增了关于女性时尚与服饰的版面。康克林的言辞引发了哄堂大笑，并进一步指责这些改革者「自命清高」，是骑墙派与伪君子。
第三性的标签
堪萨斯州参议员约翰·詹姆斯·英戈尔斯更是用「第三性」来形容这些改革者，称他们「非男非女却很女性化，不能生育也不能传嗣，没有女性特色，更无男子气概，男人看不起他们，女人也嘲讽他们，所以这些人注定要孤立、灭绝」。
2. 反智主义的兴起
除了性别化的批评，职业政客们还大力宣扬反智主义，试图动员群众反对改革者的计划。他们声称，公务员考试会让那些世代拥有大学学历的贵族阶级霸占政府职位，并通过各种艰涩隐晦的问题筛选出真正适合的人才。这种说法不仅吓坏了反改革者，也让许多有意申请政府工作的人望而却步。
普伦基特的表态
都市政坛从业者乔治·华盛顿·普伦基特直言不讳地宣称：「如果坦慕尼协会的领导人都是书呆子与教授的话，那么这个组织就可能每过四千年才能赢得一次选举了。」他还补充说：「有些年轻人认为可以从书本中学到如何从政，于是他们脑海里就塞满在大学里学到的东西。这真是大错特错。」
四、结论：文化冲突的深远影响
这场围绕公务员改革的文化冲突反映了19世纪末美国社会的深刻变化。一方面，传统精英阶层试图通过改革来维护自身的地位与价值观；另一方面，新兴的政治势力则利用反智主义和性别化的批评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尽管改革者最终取得了一些阶段性胜利，例如1883年通过的《彭德尔顿法案》，但他们的整体努力仍未能彻底改变美国的政治生态。
今天看来，这段历史提醒我们，任何社会变革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复杂的利益博弈与文化对抗。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代社会中的类似现象，并找到更为有效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