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汽机的早期发展与局限
在18世纪初，一个充满了蒸汽的巨大金属容器成为了矿工们的希望。这个装置通过将冷水倒在金属外壳上使内部的蒸汽冷凝，从而产生真空，将矿井中的水抽出。这一装置被称作「矿工之友」 😊。然而，它却因为交替冷却、加热的过程低效，以及锡焊接缝无法应对蒸汽压力而显得不切实际。尽管如此，托马斯·纽科门（Thomas Newcomen）于1705年发明的「大气热机」则比「矿工之友」有效得多。纽科门的机器利用冷凝蒸汽产生的部分真空来移动汽缸内的活塞。虽然这台机器也有明显的缺陷——动作慢且对煤的需求量大，其热效率只有1%，但它的应用范围迅速扩大。到了18世纪中叶，仅纽卡斯尔煤田就有50多台纽科门热机投入使用 🚂。
瓦特的突破与蒸汽机的改进
来自格拉斯哥的仪器制造商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找到了一种能够避免冷热循环的方法，而这正是此前蒸汽机效率低下的原因。瓦特在修理格拉斯哥大学的纽科门热机模型时发现了一种能将生成的所有蒸汽都利用起来的方法：「我想到，既然蒸汽可以膨胀，它就能冲入真空，要是在汽缸和排气管之间打通联系，它就会冲进排气管，在管里冷凝，不会导致汽缸冷却。」 1769年，瓦特取得了「一种减少火机的蒸汽与燃料消耗量的新方法」的专利，并与伯明翰（Birmingham）的制造业大亨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建立了合作关系，开始生产实用的蒸汽机。瓦特的蒸汽机不仅被应用于煤矿，也被应用于其他各类生产。瓦特的后续改进，尤其是18世纪80年代初发明的双向蒸汽机进一步提高了效率。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充分阐述了这一观点：瓦特的伟大天才表现在他所取得的专利说明书上，他没有把自己的蒸汽机说成是一种用于特殊目的的发明，而是将其视为大工业普遍应用的发动机 ⚙️。
蒸汽动力与传统能源的对比
尽管瓦特的发明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在1800年之前，英国各地运行的各式蒸汽机仅有约1,000台。以产生的马力而论，传统能源，尤其是水力依然远远超过了蒸汽机。彼得·马赛厄斯（Peter Mathias）曾做过估算，即便在1800年，风力的贡献依然大于蒸汽动力，此外，后者中仍有大约50%由纽科门式蒸汽机产生。冶金和蒸汽动力的发展情况都不足以支撑工业革命的概念，只剩下纺织业了，更确切地说，是棉纺业 🌿。
棉纺业的挑战与机遇
棉花的优点在于平展、空心，有自然的卷曲，纤维较长。因此，它将舒适性与强度、耐用性结合了起来。然而，棉花的严重缺点则是与其相关的产业都属于高度劳动密集型。种植、轧花、清棉、粗梳等一系列工序需要耗费大量人力。亨利·霍布豪斯（Henry Hobhouse）在他的经典研究《变革的种子》中很好地描述了这一过程。例如，挑选100磅棉铃需要2个工作日，轧花在最好状况下也得50个工作日，动手舀水、清棉、粗梳又要20个工作日。上述所有努力只能产出大约8磅的可纺棉花，接下来的纺纱需要25—40个工作日。因此，典型的棉纱每磅需要花费12—14个工作日的劳动。相比之下，羊毛、亚麻和丝绸的纺纱时间要少得多。难怪棉布在1784年被视为奢侈布料 😲。
机械化的兴起与棉纺业的繁荣
约翰·凯（John Kay）于1733年发明的「飞梭」让织工的生产率翻了一番，这也促进了机械纺纱装置的发明。刘易斯·保罗（Lewis Paul）和约翰·怀亚特（John Wyatt）的滚筒纺纱机于1738年取得专利权。詹姆斯·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在1764年发明了珍妮纺纱机，并于1769年获得专利权。理查德·阿克赖特（Richard Arkwright）于1769年发明水力纺纱机，塞缪尔·克朗普顿（Samuel Crompton）于1779年发明「骡机」。这些发明一起带来了生产率的大幅提高、规模经济效应的出现、质量的提高，以及纱线成本的急剧下降。到了1800年，极细纱的生产成本已经降到20年前的1/4。英国进口的棉花总量从1750年的113.5万千克上升到1787年的近1,000万千克，而且到了1787年，大部分棉花都由机器清理、粗梳、纺纱了。按原棉消费量计算，1785年的棉纱产量是1760年的11倍，1827年的产量则是1785年的11倍以上 💪。
工业革命的扩散与影响
当时的人明确感觉到有些重大事情已经发生了。约翰·艾金（John Aikin）在1795年写道：「棉花生产迅速而惊人的增长，或许在诸多贸易国的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然而，要说这是革命，还得加上许多限定条件。虽然飞梭等发明带来了大有希望的生产率的增长，织布却未能跟上纺纱的步伐。埃德蒙·卡特赖特（Edmund Cartwright）于1785年取得了「动力织机」的专利，尽管他后来还做过改进，但因为纱线反复断裂，仍然无法解决将速度与连续性结合起来的问题。到1815年为止，英国只有大约2,400台动力织机投入运行。机械织布是19世纪的现象。
与此同时，英国的技术迅速扩散到了欧洲大陆。鲁昂的棉纺厂数目在1763—1785年间增长了1800%，阿尔萨斯的米卢斯（Mulhouse）印花棉布产量从18世纪50年代的3万匹增加到18世纪90年代的12万匹。法国人在1786年进口了500万千克原棉，英国人同期进口了大约800万千克。截至1815年，整个欧洲的棉纺业共有150万个纱锭，其中法国有100万锭，萨克森有25万锭，瑞士有15万锭。这类企业有不少是以外包方式组织起来的，其中许多与其说是机械化工厂，不如说是手工工场。虽然如此，有大量证据表明英国技术已经走向了欧洲大陆。有些企业家到大陆上寻找财富，其中就有发明飞梭的约翰·凯，他未能维持住自己的专利权，之后便前往欧洲大陆。机器可以仿制，可以靠贿赂操作人员得到机密，技术也会通过工业间谍活动扩散 🕵️♂️。
英国工业革命的独特性与全球影响
为什么英国人会在该领域占得先机？这不能用单一原因解释，因为很难找到一项特征是英国经济独有的。优越的自然与人工交通条件？荷兰共和国在这方面绝不比英国差。商业和金融专业知识的积累，完备的货币市场，先进的商业化农业，灵活的社会结构，宗教宽容，以及对战争损害具备较好的免疫力吗？荷兰人在这些方面至少可以与英国人打个平手，其他几个欧洲国家也至少可以声称在某些领域与英国相当。原材料尤其是煤矿和铁矿供应充足吗？然而比利时和德意志中西部若干地区也享有同样的优势。其他优势也是一样。要达到临界点，或许就得把上述所有优点都结合起来。
尼尔·麦肯德里克（Neil McKendrick）曾在一本具有开创性的研究著作中坚定地指出：「18世纪的英格兰出现了一场消费革命。数量空前的男男女女享受了获得物质财富的体验……消费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必要对应物，是供求平衡关系的需求侧为适应供给侧剧变而产生的剧变。」过去被视为奢侈品的东西现在成了「维持体面的物品」，过去维持体面才需要的则成了必需品。正如罗伊·波特和约翰·布鲁尔（John Brewer）的著作都阐明了18世纪的不列颠，尤其是18世纪的英格兰是如何越来越被改变了经济的消费欲望控制的。正如普拉姆观察到的那样，「消费之音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越来越强」，而且，「积极消费是成功资产阶级社会的核心」。顾客不分阶级，总是对的，这样的观念深入人心，亚当·斯密于1776年在《国富论》中承认：「消费是一切生产的唯一目的，而生产者的利益，只有在消费者的利益需要其保证的情况下才应当加以注意。这个原则是……完全不言自明的。」说到底，正是了解到热切的消费者们渴望购买商品，达比们和阿克赖特们才提出了满足市场需求的方法。戴维·兰德斯评论道：「令英国经济有别于其他国家的……是对赚钱机遇的异常敏感和热忱回应。这是一个不论集体还是个人，都对财富和商业着迷的民族。」当然，欧洲大陆上也有消费者，特别是在低地国家和城市中心，但没有任何地方的消费者会像英国消费者那样人数众多、信心十足 🛒。
英国人自满地观察着欧洲大陆的发展，因为他们知道，模仿就是最诚挚的奉承。英国人可以在1815年摆出一副恩赐姿态，因为他们知道英国经济和欧陆经济之间原本就存在差距，刚刚结束的持续22年的战争则让差距大得难以逾越。这一事态的缘由我们会在后续章节里讨论，不过我们可以在此用一个问题收尾：大不列颠的工业革命是否伴随着甚至先于法国的政治革命发生？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此毫不怀疑：「如果发生在18世纪80年代前后的那场突如其来的根本质变都不算革命，那么『革命』一词就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个意思了……革命本身，革命的『起飞阶段』，或许能定在1780—1800年这20年间的某个时候（这已经尽可能精确了），与法国大革命同时代，而又稍稍早于法国大革命。无论如何，工业革命都很可能是自农业和城市发明以来，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而且，它从英国发端。」
尽管霍布斯鲍姆喜欢认为保守主义（也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自然不喜欢任何与革命有关的东西，但在工业革命这一点上其实并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因素。美国经济史学家戴维·兰德斯也同样确信18世纪末在英国发生的事件具有革命性，他几乎重复了霍布斯鲍姆的措辞：「我们用『工业革命』表示的技术变革是自轮子发明以来最激烈的革新。」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认的是，将大不列颠视为「旧制度」的学者看到的并不是革命性变化，而是连续的发展。乔纳森·克拉克（Jonathan Clark）以其典型的犀利笔锋写道：「『工业革命』……不是一个事件，也不是一种现象，而是一个很久之后才被用于纪念前现代性与现代性之间所谓分水岭的历史学术语：在法国，大革命终结了旧制度，在英格兰，也应该有个工业革命来做同样的事情。」
经济史学家提供了充足的统计学证据来支持克拉克的观点。他们把工业化的起始时间越推越早，将工业化产生的影响越推越晚。正如戴维·坎纳丁（David Cannadine）所述，工业革命「几乎写满了英国近现代史」。唐纳德·科尔曼在1989年，即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之际，总结了当时的状况：「如果主要以当时数据或精巧的当代重构形式存在的证据大致正确的话……那么1830年以前的经济增长似乎是缓慢的，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都没有出现显著增长，值得注意的经济、技术变化也相当有限。到了19世纪中叶之后，经济才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可即便到了那时，与其说是发展出了更高的生产力，倒不如说是出现了从农业到工业的结构性转变。简而言之，人们越来越强调连续性，认为革命观点暗含的间断性没有那么重要，甚至是错误的。」
结论
如何解决这个争议？矛盾的是，支持克拉克反对工业革命概念论点的一个论据也许可以从另外的角度解读，成为解决问题的线索。克拉克的那个论据出自制造业业主、社会改革家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于1815年出版的专题论述：「三四十年前，在这个国家从事贸易、制造和商业的人在帝国的知识领域、财富领域、影响面或人口中都只占有微不足道的比重。在此之前，英国基本上是农业国。但从当时到现在，国内外贸易的增速不同凡响，已经把商业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它从未在任何国家取得过这么大的政治权力和影响力。这一改变主要源于将棉花贸易引入该国的机械发明。」就像当时的大部分人一样，欧文并不会如计量经济学家一般严格区分各类财富创造形式。他所看到的就是英国经济开始快速发展，快到足以被称作革命的地步，尽管他并未使用「工业革命」这一术语。他环顾四周，看到有人在短短几年内从赤贫变为巨富。按照1780年兰开夏郡某人的记载，不到10年内就有「原本全部家当不到5英镑的穷人拥有了马车和仆人，成了一座庄园的领主，还买下了一块价值2万英镑的地产」。值得注意的是，欧文还把这种物质繁荣与政治稳定、军事胜利联系起来。到了欧文出版他那本小册子的年份，始于1688年光荣革命的「第二次百年战争」终于在滑铁卢战场以有利于英国的方式结束了。正如我们将在后续章节所见，这场冲突的最后阶段（1793—1815年）极大地增加了英国对其古老敌手的经济领先优势。对因军事胜利而得意扬扬的英国人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国家的胜利，还是以自由、新教和繁荣——令他们国家伟大的三块基石——为基础的整个文化的胜利。换言之，更为广泛的综合发展在一个世纪内令英国从经济、政治都趋于边缘化的海外岛屿变为整个世界的主人，而当时的人们在经济上体验到的根本性转变只是整体发展中的一部分而已。如此看来，商业与制造业的变革的确有资格被称为「革命」。工业化改变了世界，它的确始于大不列颠，也的确始于这一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