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商业的独特地位
在1660年至1815年的英国，商业的地位举足轻重。丹尼尔·笛福曾言：「英格兰人的贸易创造了绅士，让这个国家到处都有绅士。」瑞士旅行者塞萨尔·德·索叙尔也指出，在英国，成为商人并不受轻视，这与法国和德国的情况大不相同。这种现象背后，是英国社会对商业的新认识。过去，人们认为良性政体依赖于有地精英的人文精神，而此时，商业社会被视为一个合法的私人交际空间而非腐败巢窟。
英国商业的成功速度令人瞩目。第四代奥福德伯爵霍勒斯·沃波尔曾惊叹道：「你再也认不出自己的国家了。你离开的时候，它是个自给自足的清静岛屿。现在你将发现，它成了世界的首都。」托利党人塞缪尔·约翰逊博士也意识到商业的巨大吸引力：「自古以来，还没有哪个行当能够吸引人类这么多的关注，也没有什么商业成果能让人们以如此大的好胜心追逐。」
商业数据的惊人增长
从统计数据来看，商船队规模从1702年的3 300艘（26万吨）增长到1776年的9 400艘（69.5万吨），几乎增加了两倍。货物进口贸易额从1700年的大约600万英镑发展到1770年的大约1 220万英镑，同期的出口额则从647万英镑增长到1 430万英镑，翻了一番还多。凯恩和霍普金斯的研究表明，1697—180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出口额年均增长率为1.5%。到1801年，出口份额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已达18%，比1783年翻了一番。
然而，这种快速增长也引发了负面评论。约翰·布朗在1758年写道：「过度的贸易和源自贸易的财富带来了柔弱、不虔诚和颓废。」尽管如此，伦敦在1818年已成为巨大的贸易中心，拥有绵延6.5千米的造船厂、1 100艘帆船、3 000艘驳船等基础设施，真正成为了「世界工厂」和「世界的仓库」。
都城经济的黄金时代
与此同时，欧洲的许多城市正处于都城经济的黄金时代。这些城市如伦敦、利物浦、南特、波尔多等，展现出现代化的活力，仿佛预示着未来的模样。但对大多数市民来说，他们生计的主要来源并非商人，而是宫廷经济。
宫廷经济的特点
在1660—1815年间，典型的城市经济是宫廷经济。统治者和他的官员、教士与廷臣构成了「都城」的核心。他们花费从乡村榨取的金钱，维持着庞大的仆人群体。例如，在维也纳，侯爵家族每年要花费30万～70万古尔登，伯爵们每年花费5万～8万古尔登，男爵们的家庭支出大约在2万～5万古尔登之间。
这些特权阶层的生活方式十分奢华。佩策尔的社会调查揭示了一个伯爵家庭需要雇佣大量仆人，包括贴身女仆、洗衣妇、用餐侍女、门卫、信差等等。这种文化中，地位意味着一切，排场决定着地位，而排场只能依靠「规模相称」的仆从队伍来维持。据统计，维也纳的男女家仆总数约为2万。
特权阶层对城市的经济影响
特权阶层的奢侈消费创造了相应的经济网络，即奢侈品贸易和服务网络。伊格纳茨·德·卢卡记录道：「城里的绝大多数贵族是廷臣或公务员。整体而言，贵族阶层拥有巨额财富，能够随意花费，这对劳动人口而言可谓恩赐。」大卫·休谟略带酸味地评论说：「这座城市完全是由贵族以及仆从、士兵和教士组成的。」
食利者阶层在欧洲许多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的原因之一是各国宫廷地点的固定。例如，路易十四治下的凡尔赛成为全国第十大城市，迅速从一块绿地变为一座都城。在哈布斯堡君主国，维也纳也成为固定的首都，并修建了大量的豪宅。
宫廷的角色与功能
宫廷位于都城的中心位置，它是王权与贵族特权的交会之地。宫廷不仅是表现场所，通过排场和仪式展现统治者的权威；也是娱乐场所，上流社会人士可以在此宴饮、跳舞、赌博等；还是谈判场所，中心与边境、首都与外省可以在此达成协议。
宫廷的复杂性
宫廷既是冲突场所，也是解决冲突的场所。大地主权贵们不再试图挑战君主，而是形成了新的社会政治联盟。正如约翰·亚当森所说：「权威的外壳掩盖着各式各样的『权力门厅』，它们半是补充，半是竞争。」从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末，欧洲各地发展出了「期望的标准化」。
在凡尔赛，除了大贵族的聚会外，还有教士、士兵、官员、商人和家仆等各类人员。路易十四统治末期，凡尔赛共有1万名宫廷人员，这让他的宫廷成为整个王国内除军队外的头号雇主。
教会与都城经济
在天主教国家，教会处于都城经济的中心。罗马作为天主教世界的首都，不仅有众多豪华宅邸，还有大量的修道院和教区神父。罗马城的总人口在1740年是14万，而修会人员和教区神父占了7%，全城大约1/3的不动产也归各个修会所有。
罗马吸引游客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其作为天主教世界首都的地位，二是追寻文物的新时尚。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欧洲富人前往罗马游览古典时代的遗址，特别是罗马的遗迹。据说在1650年有70万人完成了朝圣之旅。
军事都城与其他特殊类别都城
柏林是军事占据主导地位的特殊类别都城的代表。腓特烈大帝于1740年即位时，柏林的驻军人数达到21 309人，等到他逝世时，驻军人数增加到33 635。圣彼得堡紧随其后，1789年人口为218 000，其中包括55 600名士兵及家属。
维也纳、罗马、威尼斯或圣彼得堡这样的大城市是都城经济占有重要地位的最显著例证，但遍布欧洲各地的无数小型都城同样不可忽视。神圣罗马帝国的每一座城镇都有一个宫廷、一座都城，即使是像魏玛这样仅有7 000人的小城也不例外。
手工业行会的影响
手工业行会依然是制造业的主要组织形式。行会肩负繁多的任务，包括质量监控、社会行为规范、社会福利等。行会的核心是在特定社区内垄断特定商品的生产。进入行会的过程漫长而复杂，通常需要经过学徒、满师学徒工、工匠师傅等多个阶段。
行会的保守性
到了18世纪，许多行会表现出消极的保守姿态，坚守既有做法，墨守成规，怀疑创新，仇视竞争，敌视外国。行会尤其在意将成员资格局限在「自己人」当中。申请加入行会的人必须是男性合法婚生子，并且属于正确的宗教派别。例如，在勃兰登堡有个织布匠因妻子的祖母据说是牧人后代而被逐出行会。
行会对创新的阻碍
工匠师傅用将竞争降到最低程度的方式维持垄断，给进取与创新造成了沉重负担。在法国，盘剥最为严重的是学徒出师的阶段。满师学徒工往往需要制作一件精巧的作品，并缴纳高额入会费。杜尔哥曾批评行会对昂贵且无用的学徒出师作品要求过多，许多有才能的工匠不得不离开法国去外国工作。
结论
综上所述，1660—1815年的英国商业崛起与都城经济的兴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深刻变化。英国商业的成功不仅改变了国家的地位，也为全球贸易树立了典范。而欧洲的都城经济虽然在一段时间内繁荣昌盛，但也逐渐显现出其局限性和保守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商业的力量最终战胜了传统的宫廷经济模式，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