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16世纪到17世纪，欧洲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关系充满了复杂性。安全通行权成为各国竞相争夺的目标，英格兰、法国和尼德兰等国纷纷展开行动，以期在这一区域获得商业优势。从伊丽莎白女王与苏丹穆拉德三世的书信往来中，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对彼此的高度评价 😊。然而，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外交礼仪，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经济与政治考量。本文将深入探讨这一时期的贸易、外交与文化交流，揭示其中的机遇与挑战。
英格兰与土耳其的合作
早期合作与特权
1578年，一位使者带着安全通行权抵达了目的地，开启了英格兰与土耳其合作的新篇章。英格兰的政策制定者深知与土耳其携手反对西班牙的重要性。伊丽莎白女王在给苏丹穆拉德三世的信中称其为「最令人敬畏又最仁慈的恺撒」 👑。苏丹则在1580年给予英格兰商人特惠条例，并在写给伊丽莎白一世的信中称赞她是「追随耶稣的女子的骄傲」 🌸。这种相互尊重的态度为两国的商业合作奠定了基础。
商业竞争与优势
英格兰的做法很快引发了其他国家的关注，尤其是法国。法国大使通过谈判废除了英格兰的特权，并为法国争取到了更多排他性条件，包括要求驶往土耳其港口的他国船只挂法国国旗 🚢。然而，英格兰并未因此气馁，哈本作为伊丽莎白一世驻朴特大使回到伊斯坦布尔，成为第一位常驻大使。英格兰黎凡特公司专注于地中海贸易，特别是在16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法国陷入内战时，英格兰商人加强了他们在土耳其市场的地位，主要从事进口醋栗和出口布匹。到1601年，英格兰人成功将关税降到了仅有3个百分点，获得了其他商业优势。
尼德兰与奥斯曼帝国的关系
北尼德兰起义省份的崛起
与此同时，北尼德兰起义省份的商人也开始建立与奥斯曼帝国的直接贸易往来。奥斯曼的战略家认识到支持西班牙在欧洲北部敌人的必要性。科尼利厄斯·哈加于1612年率团访问伊斯坦布尔，尼德兰得到了丰厚的特惠条例。哈加成为了尼德兰驻伊斯坦布尔常驻大使，等到他1639年回国时，尼德兰已经在奥斯曼帝国从帕特拉斯到突尼斯城到阿尔及尔等各个贸易中心都设有领事点，享受极低的关税，条件比法国和威尼斯更加优越。这标志着尼德兰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显著提升。
贸易繁荣与商品流动
17世纪上半叶，欧洲与黎凡特的贸易突飞猛进。远东的胡椒和丝绸在奥斯曼的港口转售，但更重要的是本地产品的贸易，包括安纳托利亚的棉花、阿勒颇的丝绸和安卡拉附近的山羊毛（即「安哥拉羊毛」）。1620年时，每年从阿勒颇进口的生丝超过200吨，法国和英格兰竞相争夺在这笔生意上的主导地位。这些商品不仅丰富了市场，也促进了技术交流和文化传播。
海盗活动与奴隶问题
私掠船与海盗活动
随着贸易的繁荣，海盗活动也日益猖獗。从16世纪末期开始，扣押船货、俘虏船员的事件成了黎凡特贸易的心头大患。北非海盗纵横大西洋和地中海，夏季徘徊于加斯科涅湾外，甚至劫掠爱尔兰和冰岛沿海。有一次，海盗一次袭击拿下了一个400人的村庄。这些海盗来自不同背景，包括柏柏尔人、阿拉伯人、黎凡特人、塞法迪犹太人和摩里斯科人，以及定居北非并改宗伊斯兰教的基督徒（被称为变节者）。
基督徒奴隶的生活
被卖成奴隶的基督徒的生活极其悲惨。他们被夺去衣服、财产和尊严，用链子锁着，上岸之后就被当成战利品对待。貌美的女性或年轻的男孩被挑出来作为当地统治者的妻妾或随从，有能力的人被调去船坞或当地军队，剩下的人被带到当地巴扎拍卖。新主人买下他们的时候，售价会被印在他们的头上或肩上。之后他们就在田里、家中或船上干活，他们的伙食很差，而且经常遭到虐待。然而，通过商业中介和天主教修会的活动，许多奴隶得以与亲朋好友和家乡社区取得联系，家人会在市政府和教会机构的帮助下筹集资金把被俘的亲人赎回来。
宣传与赎回运动
修会的宣传与赎回
大多数情况下赎人之前都有交涉，这些交涉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也是商业交易的一部分。在天主教修会的组织下，被赎回的奴隶们在回国之后会成为修会宣传的焦点。例如，1630年有100多个奴隶被从塞拉赎回，到达法国西部沿海的布鲁阿日。他们的释放是由仁慈圣母会交涉的，这些被赎的俘虏从布鲁阿日列队前往巴黎，穿过城镇的时候不断展现他们的自由，高喊「国王万岁」。出版奴隶的故事、描绘奴役与赎回的插图是仁慈圣母会与圣三一会的宣传手段之一，这两个修会相互比拼争取当局的赞助。
政治反应与商业利益
这种宣传的效果很难说。一方面，它让基督教世界东征的古老叙事重现生机。但是当时的人越来越注意到，赎回基督徒奴隶不是基督徒统治者的当务之急。他们更在意的是不要破坏与奥斯曼统治者的关系或者他们与巴巴里海盗据点首领的双边协议，以免自己的商业利益受到损失。因此，当17世纪20年代有10艘海盗船来到尼德兰港口销赃修船的时候，尼德兰当局有些尴尬，因为根据特惠条例，它应当对海盗船示以尊敬，即使有些海盗船是被俘获的基督徒的船，船上还有基督徒奴隶。
文化认知与现实差距
固有印象与现实变化
奥斯曼镜中的欧洲反映出欧洲列强越来越觉得与北非和黎凡特做生意有利可图，这使得大众对土耳其人的认识和更加复杂的新现实之间出现了隔阂。对土耳其人的固有印象根植于历史之中，这一时期无所不在的媒介（宣传册、歌谣、舞台剧、布道，甚至包括儿童的游戏）都强化了这种印象，但是随着不同的元素相互叠加，土耳其人的形象变得碎片化了，这一过程反映了欧洲对自身认知的改变。
文化交流与影响
虽然对土耳其的刻板印象很顽固，但是欧洲人对奥斯曼的语言、文化、制度和宗教信仰越来越感兴趣。人文主义者开始比较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但他们的比较加深了对差异的认识，强化了已有的观念，助长了内在的优越感。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在《意大利史》中表达了对近代奥斯曼苏丹所取得的成就的尊敬，不过他也认为土耳其社会好斗、残酷、不宽容。佛兰德斯作家奥吉耶·吉斯兰·德·比斯贝克和法国哲学家纪尧姆·波斯特尔为奥斯曼的司法、道德价值观和军事强项做了辩护，而他们除了欣赏也有另外一面。
结论
复杂的国际关系
混乱中的基督教列国在1650年前的30年间经历了战争的密集程度超过了1500年前的任何一个时期。国家内部的矛盾可以根据政治危机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7世纪中期震颤的前奏，矛盾的核心是政治确定性的丧失和对新的确定性的探索。基督教世界冲突的仲裁者——教皇及其帝国——放弃了这一使命，基督徒统治者取而代之，从王朝的延续性和君权神授的观念那里获取自己的合法性和权力。
展望未来
展望未来，欧洲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关系将继续演变，贸易、外交与文化交流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尽管存在诸多挑战，但通过对话与合作，双方有望实现共赢的局面。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个更加和平、繁荣的未来 🌍。
这篇文章通过对16至17世纪欧洲与奥斯曼帝国关系的全面分析，展现了这一时期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文章结构清晰，内容详实，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深入了解该历史时期的机会。希望本文能够激发更多关于这段历史的思考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