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电气公司（GE）取得了突破。在西屋公司研发压力水冷反应堆的同时，该公司一直在研发沸水反应堆。沸水反应堆在常温常压下运行，简化了设计，降低了成本。GE与泽西中央电力与照明公司（Jersey Central Power and Light）在1963年末签订了一份固定价格合同，提供了一个位于纽约市以南约85英里的新泽西州奥伊斯特河边的核电站，该核电站发电能力为515兆瓦的“交钥匙”工程。这是通用电气和西屋公司在后来三年内出售的12座类似的“交钥匙核电站”中的第一个，两家公司为此一共损失了近10亿美元。社会学家詹姆斯·贾斯珀写道：“只有对未来的技术进步抱有极大信心的人，才可能让这种(赔钱)买卖发生。”这充分体现了当时企业在核电领域开拓时的冒险精神，他们相信随着技术的发展，核电的成本必然会降低，从而实现盈利。😎
一、引言
在能源发展的长河中，核电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它就像一把双刃剑，在带来巨大潜力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质疑和担忧。从早期“小世界潮流”“零人口增长理论”“软能量路径”等观念的提出，到如今对核电安全性的深入探讨，这段历程充满了各种思想的碰撞、利益的博弈以及技术的革新。🧐
二、“小世界潮流”等观念背后的意识形态影响
（一）新马尔萨斯主义者的反人道主义倾向
这些所谓的“小世界潮流”“零人口增长理论”“软能量路径”等观念，有意或无意地将新马尔萨斯主义者的反人道主义意识形态融入其中。这种意识形态在核电方面表现出矛盾的立场。例如，加州塞拉俱乐部有影响力的总裁大卫·布罗尔就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对于扩大能源生产的敌意态度。他在1966年的塞拉俱乐部董事会会议上抱怨：“更多的发电厂创造了更多的产业，这反过来又会增加人口的密度。如果这种动力资源的增长鼓励加州的人口在未来20年增加一倍的话，那么本州的风景将会受到破坏。”其实，在人与景观的较量中，布罗尔清楚地知道自己所采取的立场，并且他并没有把自己列在不受欢迎的人当中。这反映出一种以保护环境为名，实际上却带有抑制人口增长等反人道主义色彩的思想倾向。😉
三、核电发展初期的技术探索与商业尝试
（一）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支持与企业面临的困境
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原子能为和平”倡议之后，虽然政府给予了鼓励，但单凭此并不足以说服公用事业公司去采用核电。希平港核电站于1957年并网发电，其他地方也有几座示范性的核反应堆。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在1958年支持开发了不少于11种不同类型的反应堆，其中压力水冷反应堆和沸水反应堆的设计最为先进。然而，公用电力公司却没有跟进，因为核反应堆的成本太高，依然无法与燃煤电厂竞争。这就像是一个刚刚起步的新事物，在技术和成本之间面临着巨大的鸿沟。😏
（二）通用电气公司的突破与“交钥匙”工程
通用电气公司（GE）取得了突破。在西屋公司研发压力水冷反应堆的同时，该公司一直在研发沸水反应堆。沸水反应堆在常温常压下运行，简化了设计，降低了成本。GE与泽西中央电力与照明公司（Jersey Central Power and Light）在1963年末签订了一份固定价格合同，提供了一个位于纽约市以南约85英里的新泽西州奥伊斯特河边的核电站，该核电站发电能力为515兆瓦的“交钥匙”工程。这是通用电气和西屋公司在后来三年内出售的12座类似的“交钥匙核电站”中的第一个，两家公司为此一共损失了近10亿美元。社会学家詹姆斯·贾斯珀写道：“只有对未来的技术进步抱有极大信心的人，才可能让这种(赔钱)买卖发生。”这充分体现了当时企业在核电领域开拓时的冒险精神，他们相信随着技术的发展，核电的成本必然会降低，从而实现盈利。😎
（三）公用电力公司的盲目跟风
公用电力公司的管理人员有时仅凭与其他公用电力公司的高管打高尔夫球时的闲聊就决定要采用核电。在20世纪50年代的设计开发期间，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没有特别去关注核反应堆的安全性，20世纪60年代的公用电力公司也没顾得上这一点。在1965年至1970年间，美国的电力公司订购了约100座反应堆。这种“顺风车效应”使得核动力的发展看似一片繁荣，但实际上却隐藏着巨大的风险。这就好比一群人在没有深入了解情况的前提下，仅仅因为看到别人做某件事似乎有利可图就盲目跟风，而忽略了背后潜在的安全隐患等问题。😱
四、核能倡导者与新马尔萨斯主义观点的关联
（一）阿尔文·温伯格的观点及其争议
核能倡导者回应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新马尔萨斯主义观点，认为原子能可以解决人口增长超过自然资源的明显困境。其中最著名的代言人是参加过“曼哈顿计划”的核物理学家阿尔文·温伯格。他在二战结束后领导了设在田纳西州橡树岭的国家实验室长达25年的时间。温伯格是一位具有弥赛亚宿命论精神的人，他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广泛演说，四处作证。
他认为，无论世界人口如何增长，核能可以帮助预防马尔萨斯预言的灾难发生。核能不仅可以通过产生廉价的清洁的电力来实现这一目标，也可以通过海水淡化和分解水来产生氢气，作为运输和工业的燃料。他写道：“如果我们有氢，我们可以从矿石中提炼金属；我们可以让煤炭氢化(来制造液体燃料)；我们还可以为农业生产氨。”他的设想非常宏伟，但也遭到了很多批评。用温伯格自己的话说，他们“高估了新发明所带来的好处并低估了风险”。不过，温伯格反驳说，新技术的批评者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指责技术人员犯错误时，正好忽略了一点：低估了社会从新技术中获得的间接成果，而那些成果则代表着人类更广泛的利益。例如，批评人士认为，核能的大规模效益很少，其主要好处是公用电力公司能够多分红，核反应堆的制造商们会获得更多的利润。但温伯格坚持认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二）温伯格对核电成本的估计与现实偏差
温伯格在1970年提出这一主张时，估计核电的成本能与其他能源有竞争性。但他的估算是在核电时代开始时做出的，他还没有遇到那些刚刚将注意力转向核电的环保活动家的反对，也没有机会观察到由于担心现实和夸大的对核事故的假设而导致政府法规收紧的单向棘轮效应。这种效应增加了资本成本却并不一定能提高核电的安全性。而且，吉米·卡特总统尚未正式取消核燃料的后期处理措施，正如他后来在1977年要做的那样，避开了利用增殖反应堆的核政策。这也表明，核电的发展不仅仅取决于技术本身，还受到政治决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五、对核辐射恐惧的根源与误解
（一）乔克里弗事故与卡特的经历
对辐射的恐惧以及对其影响的误解，是反核情绪的强大驱动力。以乔克里弗事故为例，这位未来的总统吉米·卡特在1952年是一名美国海军中尉，有在潜艇服役的经验。当时他驻扎在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Schenectady）的通用电气公司里，在海曼·里科弗的领导下接受核子工程培训。在那一年的12月，在加拿大安大略省乔克里弗的一个实验性质的30兆瓦核反应堆经历了一次失控事故，发电量飙升至100兆瓦，发生了爆炸并部分融化。这是世界上的第一起核反应堆事故。由于卡特获得过国家安全背景审批，可以接触核反应堆，他和其他22名美国海军人员于1953年初前往安大略省，帮助拆除毁坏的机器。这种亲身经历无疑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影响了他对核电的看法。不过，如果卡特知道对乔克里弗的辐射接触所做的长期研究的结果的话，他可能会对核电更加友好一些。1982年发表的一项对事故发生30年后的研究结果发现，与安大略省的一般人群相比，参与过核反应堆清理的实验室人员“平均寿命比预期的长了一年左右”。没有人死于白血病——这是一种典型的因为过多接触辐射而导致的疾病，得癌症的死亡率也低于一般人群的可比平均值。这说明，之前对辐射危害的一些过度担忧可能是基于误解。😄
（二）国际间核试验与公众恐慌
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采用了一种有缺陷的辐射影响模型，使得辐射安全看起来似乎无法保证，这更加支持了激进人士的主张。1949年8月苏联首次实验原子弹之后，美国在惊恐中加速了建设核武库的努力。美国在1946年至1958年间测试了至少193枚原子武器和氢武器，全部实验都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北部的西太平洋比基尼环礁（Bikini Atoll），或在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北部的尤卡平原（Yucca Flats）这些地方进行。同一时期，苏联也在其位于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塞米巴拉金斯克（Semipalatinsk）或俄罗斯在欧洲北部北冰洋的新泽米拉岛（Novaya Zemlya）上的实验场上，测试了86枚此类武器。来自这些试爆的放射性物质飞散到全世界范围内。人体会对降落的物质中的一种物质——锶90进行吸收，如吸收钙一样，并沉积在骨骼中。当这种物质开始出现在母乳中的时候，母亲们感到恐惧了。例如，“喝彩城堡行动”（Castle Bravo）的试爆造成了巨大的辐射污染，影响了太平洋岛民以及日本渔船“福龙丸”上的船员。这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核辐射的恐惧，也让反核运动有了更多支持的理由。😖
六、结论
核电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涉及到技术、经济、政治、环境和社会等多个层面的因素。从早期的观念碰撞到企业的冒险尝试，再到对核辐射的恐惧与误解，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挑战。虽然核电有着巨大的潜力，如提供清洁能源、促进经济发展等，但同时也面临着诸如安全性、公众接受度等诸多问题。我们需要在不断探索核电技术的同时，加强对其安全性的监管，提高公众对核电的正确认识，这样才能使核电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