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洛温王朝的政治生态与权力运作 New

强势统治下的政治格局

每当强势的国王、太后或宫相当政,贵族里几乎所有的野心家都希望能进入朝廷,以获得更多的特权和土地。这种现象在7世纪尤为明显。例如,查理·马特在715—719年的内战中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他通过控制国库来获取贵族阶层的支持。政治生活中的这个组成部分完全没有发生变化 😊。

墨洛温王朝的政府相当复杂。王室的命令被定期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并归入档案(主教和城市也都有档案,贵族可能也有)。这些档案不仅记录了王室的各种决定,还保存了大量的纳税记录和司法记录。7世纪晚期出版的《马尔库夫范例集》收录了很多文件的模本供后人抄录,其中有40种王室文件的范例。从这些范例中可以看出,王室关心的问题包括主教和伯爵的任免、王室信使的供养、婚约的批准等方方面面的内容 📜。

政治互动与社会结构

官职体系与庇护网络

朝廷中的官职包括负责监督文献记录工作的咨询官(referendarii)、总管各项宫廷行政事务的内务官(domestici)、主管财政工作的财务官(thesaurarii)等。这些官员应该都以某种形式听命于宫相,而且有机会与统治者接触。这样,他们就成了重要的政治中间人,因为法兰克王国拥有与罗马帝国高度类似的庇护体系。还有一种正式的官衔叫“座上客”(conviva regis),意思是说拥有这种头衔的人有资格和国王一起吃饭,他们也享有一些特权。

法庭与大会的作用

在法庭上,法律纠纷得到了系统地解决。675年,克莱蒙主教柏莱日多来到希尔德里克二世在奥斯特拉西亚的朝廷,要求国王在他和普罗旺斯贵族赫克托的土地纠纷中主持公道。赫克托的势力很大,背后有欧坦主教路德加尔的支持,而路德加尔又是国王的几个重要幕僚之一。因此,柏莱日多就找到路德加尔的政敌西姆尼希尔德(Chimnechild)来庇护自己。最终,柏莱日多打赢了官司,但这其中充满了曲折和政治博弈 😅。

国王和他的法兰克军队似乎每年春天都会召开一次大会。例如,希尔德贝尔特二世在6世纪90年代立下的法律都是在各年的3月1日公布的。决定是否开战的是大会,而大会并不完全从属于王室。格雷戈里记述道,克洛塔尔二世曾于556年在莱茵兰的法兰克人的逼迫下进攻萨克森人,而他本人并不愿意这么做(最后他输掉了战争)。至于谁有资格参加大会,就很难说清楚了。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些在政治上比较活跃的社会阶层确实经常会大规模地聚集在一起。

财富与权力的关系

贵族的巨额财富

国王身边围满了想为自己谋取好处的贵族,而这些贵族本身的富裕程度已经很惊人了。我们的史料中有几篇墨洛温时期的遗嘱,其中几篇的主人,如勒芒主教贝特朗、卡奥尔主教德西德里乌斯以及普罗旺斯贵族阿博等,都拥有超过75处房产。在中世纪早期法兰克王国之外的世界里,我们还没有发现谁能拥有这么多财产,只有罗马帝国晚期最有钱的元老院议员才能与之匹敌。丕平家族的财富比上述这些人只多不少。当然,最富有的还要数阿吉洛尔芬家族。这个家族是7世纪早期权力最大、势力范围最广的贵族集团,在巴黎以东的莫拥有土地并建立了修道院,在莱茵兰也有地,还统治着巴伐利亚,甚至在653—712年间把意大利伦巴第的国王之位也揽了过来 💰。

土地与武装力量

土地财富所能买来的东西之中,最紧要的就是私人武装卫队。这是一个人体现自己野心的最明确的标志。这些私人武装的存在是派系斗争的基础,尤其是7世纪晚期,不过其出现的时间最早可追溯至劳钦和乌尔西奥的时期,甚至更早。这些贵族拥有财富的情况在格雷戈里的记述和7世纪的各种档案中得到了清楚印证。在高卢南部,贵族拥有大量财富的现象在罗马帝国晚期就已经出现了,而且当时一些大家族的势力一直维持到7世纪,甚至有一家(皇帝阿维图斯以及希多尼乌斯·阿波黎纳里斯的后代)维持到了公元700年以后。

教会与政治的交织

修道院的影响

科伦巴努是墨洛温王朝北方中心地区第一个有重要影响的修道主义者。克洛塔尔重新完成统一后,国王、王后和贵族都开始资助修道院。这些修道院大多沿袭了科伦巴努在勃艮第和吕克瑟伊设立的大修道院的传统。巴黎郊外的圣但尼堂也得到了达戈贝尔特的大笔资金支持。他和他的大多数继承者死后都葬在这里。高卢境内的其他宗教祭祀中心也都在660年左右被巴尔蒂尔德改造成了修道院。

主教与军事领袖

修道院与它们的建立者及其家族关系紧密,而较少依附其所在教区的主教。这表明政治和宗教间的互动已经越来越明显地与贵族和王室,以及家族的势力范围挂钩,而后者打破了原有的教区边界。这样,教会在7世纪逐渐变成了各个政治派系争夺的资源。与此相呼应的是,虽然主教和修道院经常发生矛盾,但占据主教职位的贵族还是越来越多。而且,这些主教中有越来越多的人过起了军人的生活,有些人还当上了军事领袖。

地方政治与中央政治的平衡

地方精英的角色

图尔的格雷戈里和7世纪的一些圣徒生平中所描述的城市,尤其是高卢南部的城市,似乎都有很活跃的政治派系活动。这些派系的争夺对象包括地方的主教职位和爵位。克莱蒙的城市政治活动得到了特别详尽的文字记录。在那里,伯爵都是由王室任命的,但多数是当地人。他们掌控着城市领地内的军队和法庭。主教之中的本地人更多,外来的主教还会因此遇到麻烦——就像格雷戈里在图尔的遭遇那样,尽管他是继承了自己叔叔的职位,但是由于他是在克莱蒙长大的,有一些人还是认为他是外地人。

中央与地方的联系

无论如何,这些地方社群还是与宫廷政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血缘、婚姻和庇护把一个社群和其他的社群联系在一起,也和更大的权力追求联系在一起;所有的主教和伯爵都要定期到朝廷去参与宫廷政治。那些“主教共和国”则因为被上述体系隔绝在外而势单力薄。这种中央政治和地方政治的平衡,在卡奥尔的德西德里乌斯的身上体现得最为清楚,因为我们不仅有他的圣徒生平,还有他的书信集。他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映射出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7世纪后期的政治危机

权力分散与再集中

我们已经讲过,7世纪后期的政治危机动摇了上述健康的政治模式。在约655—675年之间,墨洛温王室失去了在政治舞台上的中心地位。尽管他们仍然是政治活动的焦点,但一些距离遥远的公国得到了实质性的自治地位,其他一些公爵和主教也不再像以前那样重视墨洛温或丕平家族的庇护。687年的泰尔特里之战给这段动荡时期画上了句号。但是,在随后的丕平二世掌权时期,王权(或者说相权)的地位降到了最低点。

查理·马特的改革

从7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马尔库夫范例集》中收录的王室或相府文件不再像以前那样丰富多样,只剩下了对权利的批准和司法意见。也没有任何675—742年间的教会会议记录留存下来。丕平似乎并不像埃布罗恩和希尔德里克二世等人那样雄心勃勃,这可能促使一些政治领袖更专注于地方或区域事务,而不再像以前那样关心朝廷政治,甚至还没有内战时期上心。但是,在查理·马特重新统一全国之前,这种地方化的趋势并没有太大的发展。查理·马特没有扭转中央政府逐渐丧失活力的进程——这个任务要由加洛林王朝的下一代来完成——但是他消灭了很多旧体制下的成员,然后又要求贵族们每年都聚集在一起,在他的率领下南征北战。这个举动尤为重要,它是自6世纪以来法兰克土地上最坚决、最一致的军事动员,彻底扭转了地方化的趋势。而且,查理·马特的破坏性并不是特别大,法兰克政治体系虽然数次摇摇欲坠,但到此时仍然保持着良好的状态。

结语

墨洛温王朝的政治生态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它融合了中央与地方、世俗与宗教、财富与权力等多种因素。通过对这一时期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世纪早期欧洲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尽管存在着种种问题和挑战,但墨洛温王朝的政治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的加洛林王朝奠定了基础,也为整个欧洲历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希望本文能够帮助读者更加全面地认识这一段精彩的历史画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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