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40年开始，首先在英国出现了新肥料：另一种体积不那么笨重，价钱较为便宜而且富含养料的肥料——鸟粪石进入市场。普鲁士探险家和博物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男爵(Baron Alexander von Humboldt)于1802年参加了一支南美洲探险队，在秘鲁看到矿化的鸟粪后，就向欧洲引进了这种物质。当他了解到，在秘鲁海岸附近的一些岛屿上，鸟粪石堆积如山，其名字来自克丘亚语的单词“wanu”。洪堡无法相信如此大量的矿物质会是鸟类留下的，他推测这种物质的产生，可能类似煤炭的形成过程。在1804年回到欧洲后，洪堡将一份鸟粪样品送到巴黎的两位化学家那里去做分析。另外，（英国化学家）汉弗莱·戴维也于1805年通过“英国农业委员会”得到了来自南美洲的样本并进行了实验。戴维认为这是“一种肥效很强大的粪便”，但认为英国的阴雨天气“会浸出氮气来，从而破坏”肥料的功效。法国化学家的报告表明，洪堡送去的样本里含有：1/4的尿酸、部分含氨，这两种都是氮的来源；含有草酸，部分与氨和钾混合；含有磷酸；含有小部分的硫酸钾、氯化钾、脂肪物质和锈色石英砂。现代化肥通常含有不同比例的氮、钾和磷。而这是一种天然的浓缩肥料，对植物生长至关重要的元素含量远高于动物的粪便。
瑞士医生和博物学家约翰·雅各布·冯·舒迪(Johann Jakob von Tschudi)在1840年到秘鲁进行了考察，研究了那里的古生物，也在那年访问了鸟粪岛。他正确地评估了鸟粪石形成的原因：成群结队的、体形巨大的秘鲁鸬鹚(guanay cormorants，拉丁文：Phalacrocorax bougainvillei），沿着海岸飞行时，像一片云一样遮天蔽日。考虑到这些鸟的数量巨大，又有惊人的胃口以及它们摄食的能力，几千年来鸟类不间断地排泄粪便会造成厚厚的鸟粪石堆积。舒迪判断他所看到的鸟粪堆有35 – 40英尺厚——但他还是低估了。在鸟粪石经过了10年的开采之后，有人在1853年做了仔细的测量，发现钦查群岛(Chincha Islands）上鸟粪石堆积最厚的地方达到44.7米——也就是147英尺的厚度。一位历史学家写道：“有人说，岛上鸟粪的臭味如此难闻……人们想走近都很难。”现代的调查人员得出的结论是，在公元前500多年的时候，鸟粪石就开始堆积了。
在现代社会，我们很难在街上看到马匹 😢。然而，在一个半世纪以前，马匹可是能源史上经常被忽视的重要推动者。那时候，在每条街道上都可见到马的身影。
一、马匹在城市中的重要作用
（一）马匹的广泛用途
直到1900年，在曼哈顿这个面积大约23平方英里的地方，居住着180万人口，而在那个狭窄的岛屿上还生活着大约13万匹马。除了骑警和在中央公园练习骑马的人以外，很少有人直接坐在马背上。曼哈顿的马匹就像美国和欧洲所有城市地区的马一样，承担着各种各样的任务。它们拉着两轮出租车和四轮马车、公车和有轨街车、平板车和货车等。这些马不仅用于载客，还运送牛奶、食物、洗衣店的衣服、啤酒、冰块和煤炭等多种物资。此外，它们还拖运消防车和洒水车，从城市街道上清除积雪以及马匹自己拉出的大量粪便。可以说，马匹是当时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同一个个不知疲倦的小“引擎” 🐎。
（二）早期的城市交通方式
从18世纪至19世纪初，短途驿马车将人们从农村带到更大些的美国城市。那时候，小城市和城镇里人们的交通主要靠徒步。历史学家安·格林(Ann Greene)提到：“在前工业化社会的‘步行之城’里，街区的地理位置都很紧凑，因为一个人徒步通勤的距离大约是2英里。”随着时代的发展，驿马车演变成了19世纪30年代那种体积较大些的马拉公车。这种马拉公车有着封闭式的车厢，可容纳12~28名乘客，让乘客可以不受天气影响。车厢中间作为通道，乘客彼此面对，背靠窗户坐着。到了1852年的时候，在曼哈顿的下城，就有大约30家这样的公司运营着700多辆马拉公车。不过坐这种马车并不便宜，要12美分的票价，而当时的工人每天才能挣到1美元，有技术的工匠一天也只能挣到2美元，所以能坐得起马拉公车的主要是商人、年轻的专业人士及其家人。
后来，为了增加乘客数量并且让乘坐者感觉运行平稳，人们让马拉公车在铁轨上跑。当时的“纽约共同管理委员会”觉得在街道上行驶蒸汽机车会造成危险，并禁止蒸汽机车进入曼哈顿岛上第42街以下地区，于是马拉的街道铁轨车就取代了蒸汽机车。轨道线路的拥有者买来更大、更轻便的车辆，增加了载客量。每次行程容纳更多的乘客就意味着运营商可以降低票价。例如，有一条铁轨道路在曼哈顿上下城之间，仅在1859年一年里就有350多万人次乘坐过。尽管波士顿的街道狭窄拥挤，但波士顿的乘客数量也与曼哈顿颇为相似。在19世纪美国的每座城市里，由于没有交通管制，使得交通更加混乱。交通警察和机械信号是到20世纪才出现的创新事物。
二、马匹的品种选择与饲养
（一）佩切隆马的优势
美国中西部的农民提供了纽约城所需要的马匹。其中最受欢迎的马匹品种是“佩切隆马”(Percheron)，它起源于法国巴黎西南约50英里处的佩奇(Perche)地区。这种马皮毛为灰色或白色，性格沉静，躯体有力，颇为聪明，体重约为2000磅，马的身体在肩膀部位高达6英尺。爱德华·哈里斯(Edward Harris)于1839年将第一批“佩切隆马”进口到美国。1851年进口到俄亥俄州的一匹名叫“路易·拿破仑”的马赢得了马匹评比的冠军，代表了该品种的最高标准。1930年的美国人口普查发现，在美国登记的“佩切隆马”的数量是其他4个品种的马匹加起来的总数的3倍。这足以看出佩切隆马在美国的受欢迎程度。
（二）马匹饲养对农业的影响
较重的载荷需要用体形较大的马匹。就像现代工程师们设计高效的机器来满足人们的需求一样，过去人们饲养动物也是为了多种多样的目的。养马也分种类，有的马善于运输，有的马善于赛跑，有的马拉车载货等。在蒸汽机商业化之后，马匹的数量增加了，因为马力填补了蒸汽动力以外的需求空间。马匹可以随时根据需要拉车或耕地，不会有像蒸汽机那样打起火、等着蒸汽的时候。能源的转型很少会非常完整，以至于能够一下子打败所有的竞争对手。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现在仍然要依靠动物来从事农业和运输活动。
要以干草和谷物喂养的城市马匹，让成千上万的农民有了活计。在纽约市一匹让人骑着玩的马每天需要吃大约9000卡路里的燕麦和干草。而在城里建筑工地上干活的马，则几乎需要吃相当于3万卡路里的饲料。一匹驮马每年要消耗大约3吨的干草和62.5蒲式耳（1吨）的燕麦，大约要4英亩那么大的一片优质农田才能供养城里的一匹马的饲料。19世纪初，当美国的城市主要还分布在东海岸时，农民运送松散的干草距离很少会超过20英里或30英里。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干草压榨机变得普及起来，通过手动或马力压缩干草减少了体积，从而降低了运输干草的成本。在此期间，人们开始到中西部的草原地带定居，那里的农业满足了马匹饲料需求日益增长的趋势。到1879年，美国全国干草产量总计3500万吨，这个数字到1909年几乎增加了2倍，达到9700万吨。新英格兰地区一半以上的土地在1909年也用于种植干草，至少有22个州每年种植了超过100万英亩面积的干草和草料。美国农业生产用上了马拉机械，更是支持了这一巨大的种植面积的扩张。
三、马匹带来的环境问题与解决之道
（一）马粪问题
城市里的马匹喝了水吃了饲料，每天也会排泄出相应的尿液和粪便。一匹干活的马每天会排泄大约1加仑的尿和30 – 50磅的粪便。每天在纽约街头大约会有400万磅的马粪和10万加仑的马尿，这些排泄物必须及时清除，否则就会让街道陷入困境。城市里的粪便，无论是人类的（人的粪便常被称为“夜肥”，“night soil”)或是动物的，在19世纪早期和中期，都是城市生活带来的宝贵的副产品。街道清洁部门从马厩和街道收集马粪，并将其卖给当地的农民，农民们用粪便来为花园、牧场和田地施肥，为城市种植食物、干草和谷物。
（二）鸟粪石的发现与应用
从1840年开始，首先在英国出现了新肥料：另一种体积不那么笨重，价钱较为便宜而且富含养料的肥料——鸟粪石进入市场。普鲁士探险家和博物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男爵(Baron Alexander von Humboldt)于1802年参加了一支南美洲探险队，在秘鲁看到矿化的鸟粪后，就向欧洲引进了这种物质。当他了解到，在秘鲁海岸附近的一些岛屿上，鸟粪石堆积如山，其名字来自克丘亚语的单词“wanu”。洪堡无法相信如此大量的矿物质会是鸟类留下的，他推测这种物质的产生，可能类似煤炭的形成过程。在1804年回到欧洲后，洪堡将一份鸟粪样品送到巴黎的两位化学家那里去做分析。另外，（英国化学家）汉弗莱·戴维也于1805年通过“英国农业委员会”得到了来自南美洲的样本并进行了实验。戴维认为这是“一种肥效很强大的粪便”，但认为英国的阴雨天气“会浸出氮气来，从而破坏”肥料的功效。法国化学家的报告表明，洪堡送去的样本里含有：1/4的尿酸、部分含氨，这两种都是氮的来源；含有草酸，部分与氨和钾混合；含有磷酸；含有小部分的硫酸钾、氯化钾、脂肪物质和锈色石英砂。现代化肥通常含有不同比例的氮、钾和磷。而这是一种天然的浓缩肥料，对植物生长至关重要的元素含量远高于动物的粪便。
瑞士医生和博物学家约翰·雅各布·冯·舒迪(Johann Jakob von Tschudi)在1840年到秘鲁进行了考察，研究了那里的古生物，也在那年访问了鸟粪岛。他正确地评估了鸟粪石形成的原因：成群结队的、体形巨大的秘鲁鸬鹚(guanay cormorants，拉丁文：Phalacrocorax bougainvillei），沿着海岸飞行时，像一片云一样遮天蔽日。考虑到这些鸟的数量巨大，又有惊人的胃口以及它们摄食的能力，几千年来鸟类不间断地排泄粪便会造成厚厚的鸟粪石堆积。舒迪判断他所看到的鸟粪堆有35 – 40英尺厚——但他还是低估了。在鸟粪石经过了10年的开采之后，有人在1853年做了仔细的测量，发现钦查群岛(Chincha Islands）上鸟粪石堆积最厚的地方达到44.7米——也就是147英尺的厚度。一位历史学家写道：“有人说，岛上鸟粪的臭味如此难闻……人们想走近都很难。”现代的调查人员得出的结论是，在公元前500多年的时候，鸟粪石就开始堆积了。
因为汉弗莱·戴维等人多年来的研究和宣传，秘鲁的鸟粪石在1840年时开始在英国有了市场。到了1844年，在英国很有名的德国化学家贾斯特斯·利比格(Justus Liebig)评论说：“虽然鸟粪石最近才被引入英国，但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秘鲁三个主要的鸟粪石岛——钦查北岛、中岛和南岛——人们每年都要挖走成千上万吨的鸟粪石。这三个岛都是平坦的、不到半英里长的花岗岩岛屿，上面堆起了高高的让人想起空气动力学效应下形成的鸟粪堆。矿工们从岸边向内陆，从高处向下，用镐锄挖掘，挖出了黄色的悬崖，从远处看就像被弄脏了的雪坡地一样。一位德国观察家将这三个岛比喻成“在深色盘子上被切割的巨大黄色奶酪”。
1854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得出的结论表明，这三个岛屿上积累的鸟粪石重量总计不少于1140万吨。有一个考察人员把鸟粪石山丘描绘为“令人眼花缭乱的鸟粪外壳”盖着的磷酸钙山丘。另一位考察者在1854年发现，鸟粪石表面“像干燥的、到处是洞的土壤”，鸟儿挖了洞用于筑巢和遮风挡雨。鸟粪石的表面“难以行走，一不小心踩一步都可能会下陷到膝盖那里”。在距离表面几英尺深的地方，鸟粪“压得紧凑”。然而，“从那几英尺深度以下，鸟粪石松滑的感觉就像是橄榄油香皂”。将鸟粪运往欧洲带来的一个可怕的副作用，是从秘鲁传染到爱尔兰的晚疫病（致病疫霉，Phytophthora infestans）。这种疫病导致了爱尔兰土豆的大规模减产，造成了严重的饥荒。这也提醒人们，在发展农业的同时，也要注意防范潜在的风险。
总之，马匹在19世纪的城市交通和农业发展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它们不仅是城市交通的主要动力来源，还在农业方面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围绕马匹产生的环境问题也促使人们寻找新的解决方案，如鸟粪石的发现和利用，这对现代农业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