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的秘密投票与包容性制度：从罪犯殖民地到民主典范 2024-10-21 作者 C3P00 秘密投票的诞生 1856年，维多利亚省及塔斯马尼亚省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实行选举秘密投票的地方，这一举措有效地遏制了买票和强制投票的行为。直到今天，提到选举秘密投票的规矩，人们仍称之为“澳式投票” 🗳️。这项创新不仅改变了澳大利亚的政治面貌，也为全球民主进程树立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初期的殖民背景 在新南威尔士的悉尼，最初的情况非常类似于181年前弗吉尼亚的詹姆斯镇，唯一的不同在于，詹姆斯镇的新居民大多是契约工，而不是罪犯。在这两个地方，初期的情况都没有为榨取式的殖民制度提供空间。两个殖民地都没有稠密的原住民可供剥削，没有可以轻易取得的贵金属如金矿或银矿，也没有适合奴隶经济运作的土壤与作物。1870年代，奴隶贸易仍然活跃，如果有利可图的话，新南威尔士可能早就充满了奴隶。但事实上并没有。 无论是弗吉尼亚公司还是新南威尔士的军人及自由新住民，都逐渐向压力低头，逐步打造了包容性的经济制度，并与包容性的政治制度相联结。在新南威尔士，这一发展的斗争程度低于弗吉尼亚，而随后企图扑灭这一趋势的倒退也未能得逞。 广纳式制度的形成 澳大利亚走上包容性制度的历程与美国相似，但不同于英格兰。在英格兰，内战及后来的光荣革命都曾动摇英格兰的国本，但在美国及澳大利亚，就不需要这类的革命，因为这两个国家立国的情形不同。这并不意味着广纳式制度的建立未曾经历任何冲突，事实上，美国就是通过推翻英国的殖民主义才走出来的。在英格兰，专制统治历史悠久，根深蒂固，需要革命才能予以铲除。在美国及澳大利亚，就没有这种情形。 尽管马里兰的巴尔的摩男爵及新南威尔士的麦克阿瑟有可能都有建立专制统治的雄心，但若要实现，他们却都力有不及。在美国及澳大利亚，广纳式制度一旦建立，意味着工业革命将会快速在这些土地上发芽，繁荣也随之而来。而这些国家所走的道路，殖民地如加拿大及新西兰亦步亦趋跟了上来。 第三条道路：西欧的改革 当然，要达到广纳式制度还有别的道路。西欧大部分地方走的就是第三条道路，在法国大革命的刺激下，走上了广纳式制度。法国大革命推翻了法国的专制政权，接着又制造了一系列的国际冲突，将制度的改革散布到西欧大部分地区。至于改革所产生的经济结果，则是西欧大部分地区开始出现广纳式经济制度、工业革命及经济成长。 罪犯的流放与澳大利亚的早期历史 18世纪的英格兰——更准确地说，1707年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联合后的不列颠——有一个简单的解决犯罪问题的方法：眼不见为净。他们将许多罪犯流放到帝国的流放地。在独立战争之前，被定罪的罪犯主要被送往美洲殖民地。1783年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不再欢迎英国罪犯，英国当局不得不为他们寻找新的流放地。他们首先考虑了西非，但由于疟疾和黄热病等疾病的存在，欧洲人对此地毫无免疫力，当局认为将罪犯送往“白人的坟墓”是不可接受的。他们的下一个选择是澳大利亚。东部海岸由伟大的航海家詹姆斯·库克船长探索过。1770年4月29日，库克在一处美丽的海湾登陆，他将其命名为植物湾，以纪念随行自然学家发现的丰富物种。这似乎是一个理想的位置，气候温和，而且远离英国的视线。 1788年1月，一支由11艘船只组成的舰队载着罪犯前往植物湾，由亚瑟·菲利普船长指挥。1月26日，现在被庆祝为澳大利亚日，他们在悉尼湾设立了营地，这是现代悉尼市的心脏地带。他们称这个殖民地为新南威尔士。其中一艘船“亚历山大号”上有一对罪犯夫妇，亨利和苏珊娜·凯布尔。苏珊娜因盗窃罪被判处死刑，后减刑为14年流放至美洲殖民地。美国独立后，这一计划落空。在此期间，苏珊娜在诺里奇城堡监狱遇到了并爱上了亨利，另一位罪犯。1787年，苏珊娜被选中随第一支舰队前往澳大利亚的新罪犯殖民地，但亨利没有被选中。此时，苏珊娜和亨利已经有一个名叫亨利的小儿子。这一决定意味着家庭将分离。苏珊娜被转移到泰晤士河上的监狱船上，但这一消息传到了慈善家卡多根女士的耳中。卡多根女士组织了一场成功的运动，使凯布尔一家得以团聚。她还筹集了20英镑购买了一些物品，这些物品将在澳大利亚交给他们。他们乘坐“亚历山大号”出发，但当他们到达植物湾时，那批物品消失了，或者至少船长邓肯·辛克莱声称如此。 凯布尔一家能做什么？根据英国法律，他们几乎无能为力。即使在1787年，英国已经拥有包容性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但这种包容性并不延伸到罪犯，他们几乎没有权利。他们不能拥有财产，当然也不能在法庭上起诉任何人。事实上，他们甚至不能在法庭上作证。辛克莱知道这一点，可能偷走了包裹。虽然他从未承认，但他确实吹嘘说凯布尔一家无法起诉他。根据英国法律，他是对的。而在英国，整个事件可能会就此结束。但在澳大利亚，情况并非如此。 一份诉状被提交给了当地的法官大卫·柯林斯，内容如下： 鉴于亨利·凯布尔和他的妻子，作为这个地方的新定居者，在离开英格兰之前，有一批货物被装上了“亚历山大号”运输船，船长邓肯·辛克莱，包括衣物和其他适合他们当前状况的物品，这些物品是由许多乐善好施的人购买的，用于亨利·凯布尔、他的妻子和孩子。多次请求船长交出这批货物均未成功（除了少数书籍），其余价值更高的部分仍留在“亚历山大号”上，船长似乎对此非常疏忽，未能将其交付给合法所有者。 亨利和苏珊娜都是文盲，无法签署诉状，只能在底部画上“十字”。后来，“新定居者”这几个字被划掉，但这一点非常重要。有人预见到，如果亨利·凯布尔和他的妻子被描述为罪犯，案件将毫无希望继续进行。有人想到了这一点。 结论 澳大利亚的历史展示了从罪犯殖民地到民主典范的转变过程。秘密投票的引入不仅改变了选举的公正性，还为社会的包容性和多样性奠定了基础。从凯布尔一家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也有追求正义和尊严的权利。这一历史进程不仅对澳大利亚，也对全球民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通过这些历史事件，我们看到了一个国家如何从最初的困境中走出，逐步建立起一个更加公平、包容的社会。澳大利亚的经验告诉我们，无论起点如何，只要愿意倾听人民的声音，勇于改革，就能走向繁荣与进步。🌈
秘密投票的诞生
1856年，维多利亚省及塔斯马尼亚省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实行选举秘密投票的地方，这一举措有效地遏制了买票和强制投票的行为。直到今天，提到选举秘密投票的规矩，人们仍称之为“澳式投票” 🗳️。这项创新不仅改变了澳大利亚的政治面貌，也为全球民主进程树立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初期的殖民背景
在新南威尔士的悉尼，最初的情况非常类似于181年前弗吉尼亚的詹姆斯镇，唯一的不同在于，詹姆斯镇的新居民大多是契约工，而不是罪犯。在这两个地方，初期的情况都没有为榨取式的殖民制度提供空间。两个殖民地都没有稠密的原住民可供剥削，没有可以轻易取得的贵金属如金矿或银矿，也没有适合奴隶经济运作的土壤与作物。1870年代，奴隶贸易仍然活跃，如果有利可图的话，新南威尔士可能早就充满了奴隶。但事实上并没有。
无论是弗吉尼亚公司还是新南威尔士的军人及自由新住民，都逐渐向压力低头，逐步打造了包容性的经济制度，并与包容性的政治制度相联结。在新南威尔士，这一发展的斗争程度低于弗吉尼亚，而随后企图扑灭这一趋势的倒退也未能得逞。
广纳式制度的形成
澳大利亚走上包容性制度的历程与美国相似，但不同于英格兰。在英格兰，内战及后来的光荣革命都曾动摇英格兰的国本，但在美国及澳大利亚，就不需要这类的革命，因为这两个国家立国的情形不同。这并不意味着广纳式制度的建立未曾经历任何冲突，事实上，美国就是通过推翻英国的殖民主义才走出来的。在英格兰，专制统治历史悠久，根深蒂固，需要革命才能予以铲除。在美国及澳大利亚，就没有这种情形。
尽管马里兰的巴尔的摩男爵及新南威尔士的麦克阿瑟有可能都有建立专制统治的雄心，但若要实现，他们却都力有不及。在美国及澳大利亚，广纳式制度一旦建立，意味着工业革命将会快速在这些土地上发芽，繁荣也随之而来。而这些国家所走的道路，殖民地如加拿大及新西兰亦步亦趋跟了上来。
第三条道路：西欧的改革
当然，要达到广纳式制度还有别的道路。西欧大部分地方走的就是第三条道路，在法国大革命的刺激下，走上了广纳式制度。法国大革命推翻了法国的专制政权，接着又制造了一系列的国际冲突，将制度的改革散布到西欧大部分地区。至于改革所产生的经济结果，则是西欧大部分地区开始出现广纳式经济制度、工业革命及经济成长。
罪犯的流放与澳大利亚的早期历史
18世纪的英格兰——更准确地说，1707年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联合后的不列颠——有一个简单的解决犯罪问题的方法：眼不见为净。他们将许多罪犯流放到帝国的流放地。在独立战争之前，被定罪的罪犯主要被送往美洲殖民地。1783年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不再欢迎英国罪犯，英国当局不得不为他们寻找新的流放地。他们首先考虑了西非，但由于疟疾和黄热病等疾病的存在，欧洲人对此地毫无免疫力，当局认为将罪犯送往“白人的坟墓”是不可接受的。他们的下一个选择是澳大利亚。东部海岸由伟大的航海家詹姆斯·库克船长探索过。1770年4月29日，库克在一处美丽的海湾登陆，他将其命名为植物湾，以纪念随行自然学家发现的丰富物种。这似乎是一个理想的位置，气候温和，而且远离英国的视线。
1788年1月，一支由11艘船只组成的舰队载着罪犯前往植物湾，由亚瑟·菲利普船长指挥。1月26日，现在被庆祝为澳大利亚日，他们在悉尼湾设立了营地，这是现代悉尼市的心脏地带。他们称这个殖民地为新南威尔士。其中一艘船“亚历山大号”上有一对罪犯夫妇，亨利和苏珊娜·凯布尔。苏珊娜因盗窃罪被判处死刑，后减刑为14年流放至美洲殖民地。美国独立后，这一计划落空。在此期间，苏珊娜在诺里奇城堡监狱遇到了并爱上了亨利，另一位罪犯。1787年，苏珊娜被选中随第一支舰队前往澳大利亚的新罪犯殖民地，但亨利没有被选中。此时，苏珊娜和亨利已经有一个名叫亨利的小儿子。这一决定意味着家庭将分离。苏珊娜被转移到泰晤士河上的监狱船上，但这一消息传到了慈善家卡多根女士的耳中。卡多根女士组织了一场成功的运动，使凯布尔一家得以团聚。她还筹集了20英镑购买了一些物品，这些物品将在澳大利亚交给他们。他们乘坐“亚历山大号”出发，但当他们到达植物湾时，那批物品消失了，或者至少船长邓肯·辛克莱声称如此。
凯布尔一家能做什么？根据英国法律，他们几乎无能为力。即使在1787年，英国已经拥有包容性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但这种包容性并不延伸到罪犯，他们几乎没有权利。他们不能拥有财产，当然也不能在法庭上起诉任何人。事实上，他们甚至不能在法庭上作证。辛克莱知道这一点，可能偷走了包裹。虽然他从未承认，但他确实吹嘘说凯布尔一家无法起诉他。根据英国法律，他是对的。而在英国，整个事件可能会就此结束。但在澳大利亚，情况并非如此。
一份诉状被提交给了当地的法官大卫·柯林斯，内容如下：
鉴于亨利·凯布尔和他的妻子，作为这个地方的新定居者，在离开英格兰之前，有一批货物被装上了“亚历山大号”运输船，船长邓肯·辛克莱，包括衣物和其他适合他们当前状况的物品，这些物品是由许多乐善好施的人购买的，用于亨利·凯布尔、他的妻子和孩子。多次请求船长交出这批货物均未成功（除了少数书籍），其余价值更高的部分仍留在“亚历山大号”上，船长似乎对此非常疏忽，未能将其交付给合法所有者。亨利和苏珊娜都是文盲，无法签署诉状，只能在底部画上“十字”。后来，“新定居者”这几个字被划掉，但这一点非常重要。有人预见到，如果亨利·凯布尔和他的妻子被描述为罪犯，案件将毫无希望继续进行。有人想到了这一点。
结论
澳大利亚的历史展示了从罪犯殖民地到民主典范的转变过程。秘密投票的引入不仅改变了选举的公正性，还为社会的包容性和多样性奠定了基础。从凯布尔一家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也有追求正义和尊严的权利。这一历史进程不仅对澳大利亚，也对全球民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通过这些历史事件，我们看到了一个国家如何从最初的困境中走出，逐步建立起一个更加公平、包容的社会。澳大利亚的经验告诉我们，无论起点如何，只要愿意倾听人民的声音，勇于改革，就能走向繁荣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