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历史与未来的量化解读 📊

社会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核心指标之一,它不仅反映了社会的能力,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历史和预测未来的重要工具。本文旨在探讨社会发展的概念、理论基础及其在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同时结合具体案例分析其意义与局限性。

一、社会发展:定义与内涵 🌍

1.1 社会发展的基本定义

社会发展指的是「社会达成目标的能力」。这一特性被贴上「社会发展」的标签,因为它与发展经济学的核心观点有许多共同之处。然而,这种能力并不等同于对社会价值的评判。例如,21世纪的日本,遍布着配有空调、实现了计算机化的工厂和繁华的城市,到处是汽车和飞机、图书馆和博物馆,拥有高科技的医疗条件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居民。现代的日本人对自然环境和知识环境的利用远比他们1000年前的祖先要充分。因此,现代日本的社会发展水平无疑高于中世纪日本。但这也绝不意味着现代的日本人比平安时代的日本人更聪明、更富裕或者更幸运(更不用说「更幸福」了)。社会发展是一种中性的分析范畴,旨在衡量而非解释。

社会发展并不是衡量不同社会价值的标尺,而是提供了一种工具,帮助我们理解不同社会如何通过技术、生计、组织和文化方面的成就来实现其目标。这些成就可以包括吃饭、穿衣、居住和繁殖自身,解释周围世界,在群体内解决纠纷,扩张自己的势力并压缩其他群体的势力,以及保卫自己、抵御其他群体扩张势力的企图。

1.2 社会发展的理想型定义

为了使这一概念更加精确,社会科学家们通常会在最小定义后续之以一个「理想型」定义。这种理想型定义「旨在汇集众多最大属性,也就是囊括所有(非特有的)有助于以其最纯粹、最理想(或许也是其最极端)的形式定义该概念的特性」。用更正式的说法就是:

社会发展就是技术、生计、组织和文化方面的总体成就,人们通过这些成就来吃饭、穿衣、居住和繁殖自身,解释周围世界,在群体内解决纠纷,扩张自己的势力并压缩其他群体的势力,保卫自己、抵御其他群体扩张势力的企图。

这一定义强调了社会发展是一个可以衡量并通过时间和空间进行比较的事物。如果西方的社会发展水平自远古时代起就高于世界其他地方的话,那么「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的答案一定深藏在历史中,正如西方生态和环境优越论的持有者们所主张的那样。


二、社会发展的理论基础 🧠

2.1 社会进化的思想起源

斯宾塞的进化论

学者们对类似于社会发展的观点一直饶有兴趣。对于这一历史观点,已有若干出色的评述。最有助益的起点也许当属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于1857年发表于《威斯敏斯特评论》上的《论进境之理》。斯宾塞认为,「从科学所能探及的最遥远的过去,到新奇事物层出不穷的昨天,进步最本质的成分,是从相同性质转化为不同性质。」他提议将事物从起初简单到变得越来越复杂的机制称为「进化」。

斯宾塞的观点赢得了大量读者,自20世纪50年代起,很多人都认可了他的理论,并以此来构筑自己的思维。他的著作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影响了全球范围内的学术讨论。斯宾塞的理论不仅涵盖了地质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伦理学,还提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4个演变阶段:从简单阶段(没有领袖的游荡营居群),经过复合阶段(有政治领袖的稳定村落)和加倍复合阶段(有教会、国家、复杂的劳动分工和学术活动的群体),到三倍复合阶段(像罗马,当然还有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那样伟大的文明)。

古典进化论者的贡献

除了斯宾塞,还有几位19世纪末的理论家也创造了他们自己版本的斯宾塞类型学。例如,爱德华·泰勒在其《原始文化》一书中论述了从原始到野蛮再到文明的变化;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在他的《古代社会》中也使用了同样的术语;这本书对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功能主义的兴起与挑战

进入20世纪最初10年时,一股强烈的反冲发生了,在整个20世纪,斯宾塞关于进化和分化应当是历史研究的中心的观点,仅是昙花一现。弗朗茨·博厄斯和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等人提出的功能主义变得越来越流行,他们会打动人类学家们,使他们认为这是比那些古典进化论者们跳跃式的推测好得多的建设自然科学的社会学的基础。采用功能主义方法的代价之一,无疑是使得对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进行跨文化的比较和解释变得困难多了。


2.2 能量获取与社会进化

怀特的能量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二三十年,美国思考社会进化问题的学者通常聚拢在「新进化论」的标签下,以便与(主要流行于欧洲的)19世纪的古典进化论相区别。新进化论的讨论大多贯穿着两大观点:一种是回归于分化是进化的最重要的结果(按照帕森斯的观点,也是进化的原因);另一种观点希望对进化进行量化,以便做出更明确的对比。

莱斯利·怀特强调能量获取是推动进化的动力。他认为,「当每年人均利用的能量增长了,或者技术手段使能量发挥作用的效率增长了,或者上述两个因素同时增长了,文明就进步了。」怀特的结论是,历史可以概括为一个公式:C= E×T. 即文明(Culture)=能量(Energy)×技术(Technology)。当人们从事农业生产后,便从原始社会进步到文明社会;实现工业化后便从文明社会进步到复合社会。

农业革命与社会分化的加速

怀特进一步指出,农业极大地增加了粮食供给,反过来又导致了人口的增长。随着人力劳动在农业生产中的效率越来越高,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力可以从获取食物这一任务中分离出来,转向其他职业。于是社会中出现了很多职业群体,如泥瓦匠、金属工、玉匠、织工、文书、牧师等。其结果是加速了艺术、手工艺和科学(如天文学、数学等)的进步,因为这些行业已掌握在专家,而不是「万金油」手里了。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增加了更多的职业群体,生产的目的变成了交换和销售(而不再像部落社会那样主要是为了使用),于是出现了交换的媒介:货币、商人、银行、典当行、放贷者、奴隶等。财富的积累和对有利之地的争夺引发了征服战争,促成了职业军人和统治阶级、奴隶制和农奴制的产生。


三、社会发展的量化方法 🔢

3.1 纳罗尔的社会发展指数

用数值尺度来为社会进化分级的主张,可以追溯到19世纪晚期古典进化论的鼎盛时期。在可靠的、跨文化的数据的基础上进行这样的分级,最早的尝试也许当属泽巴尔德·施泰因梅茨的长篇大论《社会类型的分级》,是一篇主要关注生存技术的文章。

拉乌尔·纳罗尔提出的第一个真正可用的指标,是基于「人类关系地区档案」(HRAF)的研究成果。纳罗尔从全球范围内随意挑选了30个工业化前的社会(既有当前的,也有历史上的),然后遍搜「人类关系地区档案」以探究它们的分化情况。鉴于分化可能存在几乎无限的维度,纳罗尔为这一概念的运用设立了两个原则:首先,他认为必须将研究限制于部分特性,这些特性能以最小的数目涵盖斯宾塞关于「分化的大部分想法」;其次,选定的特性必须符合一些基本的准则。它们必须有文化自由性(不能有种族优越的偏见)、逻辑独立性(不能充斥着伪相关)、充分的文献资料和可靠性(专家们不能对事实有太大的分歧),以及便利性(如果数据太难获得,则评分系统是不切实际的)。

纳罗尔将目光落在3个特性上:社会中最大定居点的规模、其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以及该社会子群的数量。在调查了各种各样的定义问题和方法问题后,他对这3个特点进行了量化,将结果转换为标准格式,生成了一种「社会发展指数」,以63分为最高分数。在他的分数表上,以12分垫底的是火地岛的雅甘人,就是在1832年令来访的达尔文惊叹为「生存于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要低的进化状态」的那群人;高居榜首的是15世纪的阿兹特克人,为58分。

3.2 卡内罗的功能性先决条件

罗伯特·卡内罗提出了另一种迥然不同的建立指数的方法。卡内罗像帕森斯一样,也对下面这个问题感兴趣:所有社会在从一级复杂/分化水平提高到另一级时,是否都必须具备「进化的共性」(卡内罗称之为「功能性先决条件」)?他从社会心理学家们那里借来了量表分析技术,继而寻找起「具备下列特点的特性:(1)这些特性的出现标志着复杂性程度比它们未出现时提高;(2)这些特性一旦形成,就很可能保留下来,即使不是无限期地保留下来,至少也会在相当长时间内保留下来」。

卡内罗挑选了8个这样的特性(石建筑、政治状况、金属矿石冶炼、社会分级、织布机纺织、酿酒、陶器、农业),根据其有/无而打分,而不是像纳罗尔那样赋予数值。随后,他挑选了9个南美洲社会,将它们排列在一张他称之为「量表」的表中(见表1.1)。

| 特性 | 雅甘人 | 印第安部落 | 阿兹特克人 |
|————-|——–|————-|————|
| 石建筑 | – | – | + |
| 政治状况 | – | – | + |
| 金属矿石冶炼| – | – | + |
| 社会分级 | – | – | + |
| 织布机纺织 | – | – | + |
| 酿酒 | – | – | + |
| 陶器 | – | – | + |
| 农业 | – | – | + |

卡内罗称,量表使他不仅能给这9个社会的复杂性评分,从0分(又是19世纪的雅甘人)到9分(15世纪的印加人),也使他可以证明这8个特性全部都是功能性先决条件,即「x必然优先于y,也就是说,如果没有x的预先存在,y是不可能存在的」。


四、社会发展指数的实际应用 🚀

4.1 比较史学的价值

社会发展指数的一个重要应用是在比较史学中。通过精心设计多重指标,可以使比较史学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例如,彼得·图尔钦曾指出:「科学的历史是有说服力的。一门学科通常只有创造出数学理论,才是成熟的。」适合一切尺度,能回答所有从事比较研究的社会科学家们想问的所有问题的数值指数,是永远不可能存在的,但是能使比较史学成为这样一门成熟学科的最好办法之一,也许就是精心设计出多重指标,使每项指标都能解决一个特定问题。

4.2 对西方实力和财富崛起的解释

社会发展指数还可以用来解释西方实力和财富的崛起。西方在过去200年来主宰世界的主要原因是:(1)其社会发展达到了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高的水平;(2)这种水平之高,使得西方能够在全球施展其实力。通过对能量获取、社会组织、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等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理解西方为何能够在近代历史上占据主导地位。


五、总结与展望 🌟

社会发展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它不仅是衡量社会能力的工具,更是理解历史进程的关键。通过量化社会发展指数,我们可以更好地比较不同社会的成就,并为社会科学中的其他争论提供有价值的参考。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社会发展并不是衡量社会价值的唯一标准,它只是一种中性的分析范畴。未来的研究需要继续完善这一理论框架,使其能够更准确地反映社会的真实面貌。

让我们一起期待,在社会科学发展不断进步的道路上,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人类社会的奥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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