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00年，莱特正式就任威斯康星州州长后，围绕着威斯康星大学（以下简称“威大”）的产学合作计划开始出现了一些争议。作为一位从威大毕业的校友，莱特本人对那些怀揣各种理念的改革者们抱有极大的认同感。因此，在他任职期间，他开始采纳专家的意见，并针对税制改革、铁路管理以及基层直接选举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这一举措不仅体现了他对学术界的支持，也反映了他对社会改革的热忱追求。
随着这些政策的推进，一个名为“立法图书资讯服务处”（Legislative Reference Service）的独立机构逐渐走入公众视野。该机构由充满干劲的威大研究生查尔斯·麦卡锡（Charles McCarthy）创立。麦卡锡对这个参考图书服务机构的期待正如特纳对威大的期待一样——希望它能够为社会提供最佳的服务，同时保持独立于各党派的状态。在那个铁路、电话、电报与保险公司纷纷兴起的时代里，麦卡锡深刻认识到州政府任务的复杂性。他认为，州议员需要大量的信息来做出合理的立法决策，而让专家提供这些信息无疑是最优的方法。
然而，这种理想虽然看起来既天真又真诚，却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争议。例如，莱特的一些政策得罪了那些特纳曾经想要接近的商人资本家，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尤其是在1903年后，拉福莱特的朋友查尔斯·P. 凡海斯（Charles P. Van Hise）接任威大校长时，他提出了将威大变成州政府一个分支的想法，这触怒了保守派。再加上全国媒体对“威斯康星构想”的广泛报道，许多人认为威斯康星州是一个代表“进步精神”的模范州，甚至夸张地说这是因为“威大在治理这个州”。这样的舆论氛围无疑加深了保守派对威大的疑惧。✅
实际上，威大的教授专家们并不认为自己是激进派，他们更不想为州政府施政带来太多倡议。根据统计，威大在州政府任职的人大多属于技术官僚（工程师、地理测量师、科学家及农业专家等），而非政策顾问。约翰·R. 康芒斯（John R. Commons）曾表示，威大的教授绝大部分都很保守，“除了在进步时期外，我从来没有被咨询过，他们需要我时才会找我。我从未主动倡议过任何事”。尽管如此，在税务、铁路管制等方面，威大的专家们依然是一些政策制定中的重要咨询对象。✅
反智主义的崛起：菲利普的攻击与保守派的反击
到了1914年，共和党在全国层面上的分裂给威州进步派共和党人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保守派看到了机会，他们击败了拉福莱特在进步派中的继任者，并推举出铁路与伐木业商人伊曼纽尔·L. 菲利普（Emanuel L. Philipp）竞选州长。菲利普以一种强烈的反智姿态攻击威大的专家们，呼吁减税和改造威大，使它不再“掺和”政治。他声称，一定要把威大彻底“清扫干净”，因为社会主义已经在其中滋生，而且它的学生毕业时心怀的理念并不属于美国。如果继续重用专家，威大就会持续入侵政治领域。在他看来，将政治交付专家来管理，无异于承认民选官员不能胜任职责。如果州政府已经到了承认所有施政都需要威大协助的地步，那么一般百姓岂不应该自认为近乎“白痴”了？✅
菲利普的攻击还包括要求取缔麦卡锡之前支持设立的“法案工厂”，也就是立法图书资讯服务处。然而，当选后的菲利普对这些机构的处理手法并没有像竞选时所说的那样强硬。虽然他仍然要求议会关闭立法图书资讯服务处，重整威大的若干单位，但他渐渐变得更加圆融。尽管他限制了威大的扩张，削弱了它的影响力，但由于威大在全国有许多受人尊敬的支持者，所以他与威大校长海斯维持着和平的关系。就连麦卡锡也躲过了他的攻击，因为当保守派借助立法图书资讯服务处的帮助草拟法案时，发现麦卡锡确实如他所声称的那般保持着中立的态度。
学术自主与实用主义的辩论
威大内部从来就没有对进步主义观点达成绝对的共识。康门斯指出，威大很多人是保守派。不仅如此，许多威大的人认为大学如果介入实际政治，就是对于纯粹中立的学术传统的背叛。1920年，J. F. A. 派尔（J. F. A. Pyre）反驳了海斯校长所说的威大应该成为“州政府的一部分”的观点。他说，这种观点太“唯物论”（因为学校经费来自州政府），破坏了学术自主与中立，最终会对学校造成伤害。✅
然而，多数威大教授接受麦卡锡在《威斯康星构想》这本书中提出的实用主义立场。他在书中提到，老一辈的经济学学者“只是搞些纯粹的理论工作，从未对政府施政做过第一手研究”。现在这些老一辈的人被重视常识的专家取代，他们在实务的第一线研究经济问题，并用“实际的事件与资料”来测试他们的理论。
于是，普通民众在争论是否应该让专家介入施政的同时，学术圈也在辩论大学的未来应该是朝向实务还是纯理论路线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学术与社会结合的趋势愈发明显。
学术与社会的结合：新理念热潮的扩散
进步时代的理念在政治上的斩获虽然有限，但它所激起的氛围却一直在扩散。这种氛围对那些一直关心心智在美国社会中地位的人来说是一种鼓舞。追求智识的风气得到普及，开始自由且旺盛地发展，似乎已经蔓延到政界的高层乃至整个社会。梅布尔·道奇·卢汉（Mabel Dodge Luhan）对此时文学与艺术的观察，同样适用于描述美国社会的其他领域：“藩篱被打破了，以前从不互相接触的人开始伸出触角互相联系；新的沟通方式和新的联系大量涌现。”在这个仿佛是“小文艺复兴”的时代，文学与艺术的基调是“解放”，而学术则追求影响力的扩张。处处都可以看见大家在追求新的自由与新的兴趣。凡事都可以被重新考察，从铁路政策到性解放，甚至教育儿童的方式。
在这种新理念热潮中，社会并未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到了进步运动的末期，美国传统上的统治阶层再次牢牢掌握权力，但他们的言行风格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对学者与文艺界人士而言，言行风格异常重要，对政治人物亦然。这种注重风格的风尚一兴起，受益最大的是知识分子。无论是像李普曼、赫伯特·克罗利（Herbert Croly）一样的公共知识分子，或是像杜威与查尔斯·A. 比尔德（Charles A. Beard）一样的学者，他们都共同追求一个目标：消除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隔阂。1914年，李普曼出版《疏离与掌握》（Drift and Mastery）一书，阐扬的就是此理念。他认为，将所学贡献于实际社会的发展与运作，乃是这个时代的中心思想。当社会的管理与控制需要某种学术领域提供知识时，对于这个学科的学者而言，即使是平素研究最抽象理论者也会因此感到自己很重要。任何理念都不能再被斥为纯粹学术，因为学术与社会之间已无距离。有人观察到，“现在到处都出现了……一种新的教授”：✅
- 有的专家精通铁路、桥梁与地铁；
- 有些熟悉天然气与电力；
- 有些是货币与银行方面的专家；
- 有些通晓菲律宾的关税制度或是委内瑞拉的国界线分布；
- 有些人知道波多黎各的工业发展；
- 有些人擅长公务员制度的分类或是信托业务。
最重要的是，社会不仅需要这些专家的专业知识，而且高度赞赏这些专家的贡献。也许有一些观察家担心专家会损害民主精神，偶尔还有一些企业人士因为害怕管制会导致成本提高，抱怨专家的角色膨胀得太快。但总的来说，这些作为政坛新秀的专家普遍得到了好评。布兰德·马修斯（Brander Matthews）于1909年时写道：“美国社会大众已不再对教授专家和文人抱有偏见。大家慢慢开始承认这些人对于国家的贡献……部分原因是大家现在了解专家与理论家的价值了。”
更重要的是，连政坛领导人都越来越接受专家了。媒体人艾萨克·马科森（Isaac Marcosson）给老罗斯福总统看了爆料作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在一本书中披露的事证，这在那个时代是常见的做法。结果一个有关食品卫生的法案很快通过了，这在那个时代是很典型的现象。
知识与权力的界限：老罗斯福与威尔逊的对比
如果我们细看老罗斯福与威尔逊总统的行事，就会发现两人各自用不同的方法呈现了知识与权力间的界限。这两位总统都相信知识对于治国的重要性，但同时，两人都并非完全信任他们的知识分子同僚。
老罗斯福：知识分子的拥护者与怀疑者
老罗斯福很喜欢新观念，喜欢与克罗利、李普曼、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等知识分子做朋友。他任命埃德温·阿林顿·罗宾逊（Edwin Arlington Robinson）为政府官员，吸引了很多有热忱抱负的人为政府工作——这个情形已经一个世代没出现过了。他还针对铁路管制、移民问题、肉食品检查与其他事务咨询知识分子和专家。因此，他可以说是自林肯甚至杰弗逊以来，在公共事务上最重视智识的总统。布莱斯子爵（Lord Bryce）谈到老罗斯福总统的成就时承认：“从未在其他国家看到像当时美国这么有效率、有智慧又热心服务的专家群，他们对国家所做的贡献比在华盛顿的一班公务员或是军人还要大。”
然而，老罗斯福也有因为细微的意见分歧而对他的知识分子朋友发怒的时候。他对那些揭发丑闻者不以为然，认为他们是社会的危险分子，会积聚“革命情绪”。他误判了许多日渐累积的温和抗议的严重性。虽然除了他以外，没有一位美国总统可以称得上是知识分子，但是他对于智识在我们生命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对于中产阶级出身、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却是爱恨交织，而这些人唯他马首是瞻。他重视智识能力也重视处事能力，当然，他对于智识能力的重视更坚定。然而相比于这两者，他更重视的是“品格”。他代表了美国人在政治上与生活中重视品格胜于重视智识的立场，而且持此立场的人常认为这二者是相对立的。他在著作中常提到此点：“对一个民族或是个人而言，品格远比智识重要。”“正如同力量比美丽更重要，品格比智识更重要，甚至天才亦然。”“我多么希望能提醒国人，千万不要盲目崇拜智识，尤其是缺乏道德责任的智识……”
威尔逊：学者气质与现实脱节
大家都认为威尔逊当总统后为这个职位带来了学者气息，当然这样有优点也有缺点；很少有研究他的人会认为他个人的特质很适合担任美国总统。他个性很严肃，一点也不浪漫，但是这可能是长老教会的影响，更有可能是因为他自己天生性格使然，和他是不是学者没有关系。他完全是个老旧时代的学者与知识分子。在19世纪80年代末期，他出版了《国会政体》（Congressional Government）与《国家》（The State）这两本精彩的书，但此时他的学术生涯几乎已经结束。他在品位、思想与阅读的书籍上几乎像是一位美国南方版的维多利亚时代绅士，他的观念停留在美国剧烈变化之前的时代。他相信小型企业、竞争型经济、殖民主义、英国清教徒的白人至上主义，以及男性才应有投票权，但在他的时代这些观念早就饱受抨击了。
他受到白哲特（Walter Bagehot）与埃德蒙·伯克（Edmund Birke）的启蒙，却恰恰错失了18世纪末爆发、一直延续到进步时代的批判思潮，未能受其影响。在18世纪90年代，他事务缠身，忙于拉近学术界与一般人的距离。可当许多学术界的同僚都在试图摆脱镀金时代知识分子的自满时，威尔逊却以等待被奉承的态度来向一般平民做演说。从1902年他接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后，他就与当时的思潮脱节了。1916年时他坦承：“十四年来，我没有读完过一本重要的书籍。”可以想见，在他的政治生涯里，他并没有受到当时美国智识领域最具创造性一面的影响，因此他的思想很难受到那时知识分子的重视。
毋庸讳言，1912年威尔逊当选时，他受到不满于老罗斯福的知识分子的支持，他们认为威尔逊无疑具备贵族的气质。但是在一战前，学界出身的威尔逊并没有如大家期待的那般在政治上广泛重用知识分子。更且，他一向不信任所谓的“专家”。与老罗斯福或是拉福莱特不同，他从不认为专家是改革的推手或是执行者，而是认为他们在为大企业或是利益团体服务。大多数进步时代的理论家都将由大企业控制的政府与雇用大批专家管制企业不当运作的平民政府做对比，但是威尔逊却将大企业、利益团体与专家三者视为联盟，与之相对的乃是平民政府。
新政时期的转折：知识分子地位的顶峰
在小罗斯福新政期间，知识分子与民众间的关系又恢复了和谐。民众的政治观与知识分子的心态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完美契合。在进步时代，基本上民众与知识分子有着相似的目标。而在新政时期，他们的目标更为接近，对知识分子的需求也更为迫切，超过了威尔逊与老罗斯福时期。
经济危机下的专家需求
知识分子像普通人一样受到了大萧条的影响，经历了失业与意志消沉。新政为年轻的律师与经济学家创造了成千的就业机会，他们涌向华盛顿，出任各个调控机构的职位；公共事业振兴署与全国青年总署推行的研究、艺术与剧场计划更是雇用了许多失业的艺术家、知识分子与大学毕业生。然而，比起这些实际帮助，新政带来的潜在影响更加深远：由于大量雇用教授与理论学者作为顾问和理论家，智识与权力取得了自建国以来都从未有过的密切联系。为刚离开校园的年轻人提供工作当然是好事，但新政给予知识分子如此重要的角色，等于是在正式认可和颂扬所有教授或怪异叛逆的头脑。于是，理念、理论与各式批评都有了新的价值，而要获得它们就要在知识分子堆中寻找。
经济的崩溃说明社会需要专家，但直到新政施行，人们才意识到专家的表现可以有多么抢眼。除了一小撮保守者或激进派外，新政让所有人都耳目一新，这并不让人意外。即使是从1933年到1935年间激烈反对新政的共产党人，也都渗透进入智识圈，希望能分享当时对知识分子的崇敬。
智囊团的崛起
知识分子地位提升的明显表现是“智囊团”（brain trust）的出现，新政施行之初的那几年，这个词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在新闻报道中。雷蒙德·莫利（Raymond Moley）、雷克斯福德·盖伊·特格韦尔(Rexford Guy Tugwell)与阿道夫·A. 伯利（Adolph A. Berle）等人都是小罗斯福信赖的著名智囊，他们最常遭受攻击，他们的受宠代表了在联邦机构中的上千顾问，尤其是从哈佛来到华盛顿的费利克斯·弗兰克福。✅
总之，从莱特到新政时期，学术与社会结合的趋势不断深化，展现了知识分子在美国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