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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被高科技包围的时代，我们似乎已经失去了与陌生人畅聊的自在。然而,最近一次与滴滴司机的交谈,却让我深刻感受到了平台经济下劳动者所面临的困境。这场对话不仅揭示了”大数据”背后的残酷现实,也引发了我对劳动权益、自由选择等更深层次问题的思考。
滴滴平台推出的”安心包”政策,表面上看是为了保障司机的收入,实则巧妙地掌控了劳动力。这项政策将城市划分为不同片区,签约的司机可以享受优先派单,但代价是在固定时间段内(通常是高峰期)接受固定报酬,而不是按单计费。以北京为例,大约每小时60元,远低于正常接单的收入。
这位司机无奈地表示:”凡是签约’安心包’的司机,会在高峰期内有接不完的单,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如果是正常接单,收入起码是在’安心包’的一倍以上。”
这意味着平台至少从司机身上拿走了50%以上的毛收入。而司机还需要承担油费、保险,车辆损耗等成本,实际到手的收入少得可怜。
当被问及为何不拒绝这种不合理的政策时,司机的回答令人深思。虽然政策号称”来去自由”,但不签约的司机很难获得订单。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下,许多司机不得不”自愿”接受这种条件。
“虽然挣得少但总比闲着强。”司机无奈地说,”大家都是这样。”
这种”自愿”背后隐藏着深层次的问题。当选择被严重限制时,所谓的自由选择权实际上已经丧失。正如美国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在《公正:该如何做是好?》中指出的:”在极度不平等的条件下达成的协议,很难说是自由的。”
司机对大数据的朴素理解令人警醒:”大数据真的太厉害了。谁干的活儿多,平台就会优先派单给谁。平时不够’努力’的人只能看着别人挣钱。你能干多少活儿挣多少钱,大数据早就替你算的明明白白。”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驯兽师控制动物的手段:通过精心设计的奖惩机制,逐步提高要求,最终使动物完全顺从。在平台经济中,大数据似乎扮演了类似的角色,通过精确计算和控制,将劳动者驯化为听话的”工具”。
近年来,许多企业推崇的”996″工作制和”狼性文化”,本质上可能正是一种”奴性文化”的体现。它们让员工在不自由的环境中认为”事情一直如此,本该这样”,失去了追求公平和自由的动力。
正如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规训与惩罚》中所分析的,现代社会的权力运作往往是隐蔽和内化的。人们被训练成自我监督和自我约束的主体,甚至将不合理的要求视为理所当然。
在美国,强大的工会组织为劳动者提供了集体谈判的力量。以美国卡车司机工会为例,他们不仅为成员争取到了丰厚的收入,更重要的是确保了体面的工作环境。
美国劳工史学家尼尔森·利希滕斯坦(Nelson Lichtenstein)在《国家工会:美国工人运动的兴衰》中指出:”工会不仅仅是经济组织,更是民主社会中至关重要的制衡力量。”
然而,在中国的平台经济中,类似的组织还相对缺失。这导致个体劳动者在面对强大的平台时,往往处于绝对弱势地位。
在现代社会,个人往往会将部分权利让渡给公权力,以换取更好的保护。但这种让渡是有限度的,某些基本权利是不可剥夺的。
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在《论民主》中强调:”民主社会的核心在于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包括表达、结社和选择的自由。”
对于平台经济中的劳动者而言,保留选择的权利、维护劳动尊严,以及争取公平的利益分配,都是不应被忽视的基本权利。
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Xenophon)在《希腊史》中记录了一段斯巴达人的话:”你不明白自由是多么美好,如果你知道了,你就会同意,我们会用一切力量,长矛盾牌,甚至牙齿和指甲来捍卫自由。”
在当今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捍卫自由和权益可能并不需要诉诸武力,但需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勇于质疑不合理的现状,并积极寻求改变的途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成为被驯化的”工具”,真正享有作为人的尊严和自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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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被高科技包围的时代，我们似乎已经失去了与陌生人畅聊的自在。然而,最近一次与滴滴司机的交谈,却让我深刻感受到了平台经济下劳动者所面临的困境。这场对话不仅揭示了”大数据”背后的残酷现实,也引发了我对劳动权益、自由选择等更深层次问题的思考。
被”安心包”束缚的司机
滴滴平台推出的”安心包”政策,表面上看是为了保障司机的收入,实则巧妙地掌控了劳动力。这项政策将城市划分为不同片区,签约的司机可以享受优先派单,但代价是在固定时间段内(通常是高峰期)接受固定报酬,而不是按单计费。以北京为例,大约每小时60元,远低于正常接单的收入。
这位司机无奈地表示:”凡是签约’安心包’的司机,会在高峰期内有接不完的单,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如果是正常接单,收入起码是在’安心包’的一倍以上。”
这意味着平台至少从司机身上拿走了50%以上的毛收入。而司机还需要承担油费、保险,车辆损耗等成本,实际到手的收入少得可怜。
“自愿”背后的无奈
当被问及为何不拒绝这种不合理的政策时,司机的回答令人深思。虽然政策号称”来去自由”,但不签约的司机很难获得订单。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下,许多司机不得不”自愿”接受这种条件。
“虽然挣得少但总比闲着强。”司机无奈地说,”大家都是这样。”
这种”自愿”背后隐藏着深层次的问题。当选择被严重限制时,所谓的自由选择权实际上已经丧失。正如美国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在《公正:该如何做是好?》中指出的:”在极度不平等的条件下达成的协议,很难说是自由的。”
大数据:新时代的”驯兽术”?
司机对大数据的朴素理解令人警醒:”大数据真的太厉害了。谁干的活儿多,平台就会优先派单给谁。平时不够’努力’的人只能看着别人挣钱。你能干多少活儿挣多少钱,大数据早就替你算的明明白白。”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驯兽师控制动物的手段:通过精心设计的奖惩机制,逐步提高要求,最终使动物完全顺从。在平台经济中,大数据似乎扮演了类似的角色,通过精确计算和控制,将劳动者驯化为听话的”工具”。
从”狼性文化”到”奴性文化”
近年来,许多企业推崇的”996″工作制和”狼性文化”,本质上可能正是一种”奴性文化”的体现。它们让员工在不自由的环境中认为”事情一直如此,本该这样”,失去了追求公平和自由的动力。
正如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规训与惩罚》中所分析的,现代社会的权力运作往往是隐蔽和内化的。人们被训练成自我监督和自我约束的主体,甚至将不合理的要求视为理所当然。
工会:保障劳动者权益的重要力量
在美国,强大的工会组织为劳动者提供了集体谈判的力量。以美国卡车司机工会为例,他们不仅为成员争取到了丰厚的收入,更重要的是确保了体面的工作环境。
美国劳工史学家尼尔森·利希滕斯坦(Nelson Lichtenstein)在《国家工会:美国工人运动的兴衰》中指出:”工会不仅仅是经济组织,更是民主社会中至关重要的制衡力量。”
然而,在中国的平台经济中,类似的组织还相对缺失。这导致个体劳动者在面对强大的平台时,往往处于绝对弱势地位。
公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平衡
在现代社会,个人往往会将部分权利让渡给公权力,以换取更好的保护。但这种让渡是有限度的,某些基本权利是不可剥夺的。
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在《论民主》中强调:”民主社会的核心在于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包括表达、结社和选择的自由。”
对于平台经济中的劳动者而言,保留选择的权利、维护劳动尊严,以及争取公平的利益分配,都是不应被忽视的基本权利。
结语:捍卫自由的勇气
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Xenophon)在《希腊史》中记录了一段斯巴达人的话:”你不明白自由是多么美好,如果你知道了,你就会同意,我们会用一切力量,长矛盾牌,甚至牙齿和指甲来捍卫自由。”
在当今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捍卫自由和权益可能并不需要诉诸武力,但需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勇于质疑不合理的现状,并积极寻求改变的途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成为被驯化的”工具”,真正享有作为人的尊严和自由。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