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窠臼：从历史中寻找发展的启示

三个非洲酋长的故事

1895年9月6日，一艘名为“坦特伦古堡”的邮轮缓缓驶入英国南部的普利茅斯港。三位非洲酋长——恩瓜托的卡玛、恩瓜克策的巴桐及奎那的赛博——踏上了陆地，随即乘坐八点十分的特快车前往伦敦的帕廷顿车站。他们的此行肩负着一个重要的使命：阻止罗德斯夺取他们自己以及另外五个邦的土地。恩瓜托、恩瓜克策和奎那属于茨瓦纳族（Tswana），茨瓦纳共有八个邦，构成了当时的贝专纳兰，也就是1966年独立后的博茨瓦纳。

部落与欧洲人的互动

几乎整个19世纪，茨瓦纳部落都在与欧洲人进行贸易往来。1840年代，著名的苏格兰传教士大卫·利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e）穿越了贝专纳兰，并成功引导奎那的国王希凯勒皈依基督教。《圣经》首次被翻译成非洲语言时，使用的正是茨瓦纳的塞茨瓦纳语。1855年，英国宣布贝专纳兰为其保护国。同年，布尔人为逃避英国的殖民统治，展开了大规模的内陆迁徙，与茨瓦纳人发生了冲突。英国人则有自己的打算，希望通过控制这一地区来阻止布尔人进一步扩张以及德国人可能的渗透。德国当时已经吞并了西南非（今纳米比亚）。然而，英国并不认为全面殖民化是值得投入的。1885年，高级专员雷伊（Rey）明确表达了英国政府的态度：“除了开辟一条通往内陆的道路外，我们对北部的马乐普——即贝专纳兰保护国——并无其他兴趣；因此，我们将尽量避免保护国的任何部分受到入侵或外国势力的占领，无论是管理还是垦殖。”

情势的变化

然而，对于茨瓦纳人来说，1889年的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布尔人和德国人的威胁日益加剧，茨瓦纳人意识到他们需要寻求更强大的保护者。于是，三位酋长决定前往英国，请求英国政府加强对贝专纳兰的保护。这次访问不仅展示了茨瓦纳人的智慧和勇气，也为后来博茨瓦纳的独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提取式制度与国家繁荣

提取式政治与经济制度

在许多国家的历史中，提取式政治制度往往导致了提取式经济制度的形成，财富和权力被集中到精英阶层手中。这种现象在阿根廷、哥伦比亚、津巴布韦和塞拉利昂等国尤为明显。尽管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各不相同，但它们都陷入了类似的恶性循环。

• 阿根廷：尽管宪法和民主选举在促进多元化方面表现不佳，但它们的功能远优于哥伦比亚。至少在阿根廷，国家可以声称拥有暴力垄断权。因此，阿根廷的人均收入是哥伦比亚的两倍。
• 哥伦比亚：由于国家在许多地区的权威缺失，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提取性特征更加明显。尽管如此，核心国家机构仍然足够强大，防止无序状态演变为彻底的混乱。
• 津巴布韦和塞拉利昂：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更为提取性，导致了极度的贫困。即使在国家崩溃的情况下，如塞拉利昂和津巴布韦，提取式制度仍然存在。塞拉利昂自2002年内战结束后的情况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2007年的民主选举中，老党APC重新掌权，尽管当选总统厄内斯特·拜·科罗马（Ernest Bai Koroma）与旧APC政府没有关联，但他的内阁成员中有许多人与之有关联。这种局面类似于哥伦比亚，尽管国家在某些地区的权威缺失符合部分政治精英的利益，但核心国家机构仍能防止完全的混乱。

历史背景与提取式制度的形成

这些国家的提取式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甚至更早。每个国家都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 哥伦比亚和阿根廷：这些国家的提取式制度根植于西班牙殖民时期的制度。
• 津巴布韦和塞拉利昂：这些国家的提取式制度起源于19世纪末的英国殖民统治。在塞拉利昂，由于缺乏白人定居者，殖民当局广泛利用了前殖民时期的提取式政治结构，并进一步强化了这些结构。这些结构本身是长期政治分散和奴隶贸易灾难性后果的结果。
• 乌兹别克斯坦：该国继承了苏联的提取式制度，并将其转变为裙带资本主义。
• 埃及：同样继承了苏联的提取式制度，并进行了类似的转变。

突破恶性循环的可能性

虽然恶性循环使得提取式制度难以改变，但这并非不可能。一些预存的包容性制度元素、广泛的联盟领导的反体制斗争，或是历史的偶然性，都有可能打破恶性循环。

• 1688年的光荣革命：这场革命是一场权力斗争，但其性质与塞拉利昂的内战不同。议会已经拥有强大的力量，并由不同的经济利益和观点组成的广泛联盟支持，这使得铁律寡头制不太可能在1688年适用。此外，幸运的是，议会在这场斗争中占据了上风。
• 其他国家的成功案例：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探讨其他国家如何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提取式制度后，成功地转变了制度，实现了更好的发展。

结论

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失败的解决方案在于将提取式制度转变为包容性制度。虽然这一过程充满挑战，但并非不可实现。通过学习历史上的成功案例，我们可以找到打破恶性循环的方法，为国家的繁荣和发展铺平道路。正如三位非洲酋长的故事所展示的那样，智慧和勇气是推动变革的关键。让我们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