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败者视角看明治维新：历史的另一面》 New 2025-01-07 作者 C3P00 一、引言 📖 当我们谈论历史时，往往是从胜者的视角出发。然而，正如步子哥所言：“我想说它和败者的视角是相通的。”根据彼时条件的不同，胜者与败者完全有可能发生逆转。一旦成为胜利一方，就会以胜者的角度去看历史——不，只能以美化胜者的角度去书写历史。就像明治维新史也不例外。但为了让我们看到一个更为客观的历史画卷，我们有必要站在胜者看不见的角度——败者一方去观察历史。在那里，有踩踏一方永远不会明白的被踩一方的痛楚，而这饱含痛楚的“历史”，便和含有“未发的可能性”这一设想的历史合二为一。 二、“大君”制国家设想与幕府的命运 ⚔️ （一）“大君”制国家设想的背景 如果我们把上面提到的《议题草案》中的“大君”制国家设想，放到幕府有关新型统一国家设想的一系列内容中来看，那么它就是在大政奉还迫在眉睫时，庆喜从西周这一智囊中找到的、对大政奉还后庆喜的出路最具现实性的方案。 （二）大政奉还后的复杂局势 如果将“大君”制国家设想放到教科书记载的所谓大政奉还（庆应三年十月十四日）—王政复古（同年十二月九日）—鸟羽·伏见之战〔庆应四年（元治元年）一月三日〕这一时间线的十一月，历史又会是怎样一番风景呢？ 1. “大政奉还”的真意及之后的德川庆喜 倘若庆喜想将政权还于朝廷，远离政治实权，就不会有大政奉还四天后幕府一方松平乘谟的方案，也不会有十一月西周的“大君”制国家设想。因此，当时就连站在幕府一方的越前藩士都禁不住怀疑，这是否是庆喜企图实现复权的“谋略”，指望着朝廷接受奉还后不知所措，天皇再次将政权委任于他。因为在此之前，天皇已有两次（一八六三和一八六四年）将庶政委任于幕府的先例，庆喜指望会有第三次也是理所当然。大政奉还彻底解除了获得“讨幕敕令”（十月十三日和十四日）的讨幕派发动武力的借口，形势更为混沌，各大名都在观望。而大政奉还后，坂本龙马也开始宣扬“不战”，与讨幕派之间渐生嫌隙（十一月十五日，龙马被暗杀）。 在这种情况下，老中兼陆军总裁松平乘谟率幕府军上京，旗本们也纷纷往京都集结。讨幕派深感危机重重，于十二月九日毅然发动王政复古的政变，宣称要废除幕府和摄关制。心有不满的公议政体派大名们试图反扑，庆喜移阵大阪城，以旧幕府军固守周边。随后，幕府向各国使臣宣告对履行条约负责，间接向国际社会宣告自身仍掌握政权。这意味着庆喜开始试图走上“大君”制国家的道路。 2. 庆喜的后续行动 被逼上绝路的讨幕派向幕府发起挑衅。一八六八年（明治元年）一月三日，鸟羽·伏见之战爆发。讨幕派试图以武力粉碎通往“大君”制国家的道路。也许是初战失和乱阵脚，庆喜趁着夜色逃离大阪城，乘坐幕舰“开阳丸号”回到江户城。随后，庆喜让津田真道创立集议所，一月下旬命西周调查立宪政体，并让津田和加藤弘之也加入调查。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 就东归后庆喜的动向，外国报纸描写道：他召集众多装备齐全的士兵和大量武器、弹药等军事物资，军事力量比战败前进一步增强，稳步加固江户的防备，并指出“要是他不准备打仗，这一系列动向就无从解释”（《北方中国报道者》一八六八年三月十四日）。联想到庆喜东归后仍然对立宪政体的执着，我们可以肯定他对建立“大君”制国家的执念。 然而，或许意识到形势已无力回天，庆喜于二月从江户城转移到上野东叡山大慈院。四月一日江户开城后又赴水户，七月进入骏府（静冈）宝台院。 之后，一直到一八九七年（明治三十年）十一月，除因私事上京之外，庆喜再未因公上京。经人引荐，一八八九年三月，他首次入宫，拜谒了明治天皇和皇后。据说当时天皇和庆喜曾把酒共饮。随后天皇对伊藤博文感慨道：“伊藤啊，我今天终于赎罪了。我夺了庆喜的天下，今天一起喝酒，他说这都是造化使然，不是二人能左右之事。” 庆喜晚年居留骏府三十载，或许是对被夺去“大君”制国家之“庆喜天下”的无言抗争，而从庆喜那里夺取“大君”制国家之“大君”宝座的人（天皇），也知道是自己窃取了“庆喜的天下”。 三、明治政府的成立与早期挑战 🏛️ （一）《五条誓文》和草案变化的意义 《五条誓文》内容如下： 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二、上下一心，盛行经纶。 三、官武一途，下至庶民，各遂其志，不倦人心。 四、破旧来陋习，遵天地之公。 五、求知识于世界，振皇统之根基。 这是一八六八年（明治元年）三月十四日，睦仁天皇（明治天皇）在京都御所内的紫宸殿上，率公家、诸大名及文武百官，对天地神明发的誓文。与此同时，一则名为《宣扬国威之宸翰》（木户孝允起草）的文书也发布天下。宸翰（天皇执笔的文书）指出，在万国对立、各显其势的形势下（万国对峙），天皇应以亲征来安抚万民，威震四方。誓文与宸翰系一体，但当时宸翰更受重视。 天皇以率群臣向神明宣誓的形式，明确了天皇是新政府，其权力主体的权威性得以确立。因此，这一宣誓的对象并非人民。 该誓文草案最先由福井藩士由利公正（三冈八郎）在一八六八年一月，为制定议事所规则而执笔，随后土佐藩士福冈孝弟进一步修改，用于充当诸侯会议（列侯会议）的盟约书，后经长州藩士木户孝允润色，最终连岩仓具视、三条实美也加入其中，终于赶在十四日早朝前定稿。誓文每经过一次润色或修改，原版中的具体、限制性语句就变得更加抽象。 例如，福冈版本中的“兴列侯会议”之后改为“广兴会议”。因此一直以来，“广兴会议”被解释为“兴列侯会议”。可这并没有回答为何“兴列侯会议”会改成“广兴会议”这一问题。 《五条誓文》还涉及大阪亲征。一八六八年（明治元年），为一扫多年积弊，木户提出“会三百诸侯归还土地和人民”的意见，然而它被大久保利通修改为迁都大阪论后正式提出。迁都大阪论并非简单地把首都从京都迁到大阪，而是要打破束缚京都公家的传统，将身在“破败”深处的天皇推到人民面前（事实上，从这时候开始，锦绘上的天皇都清楚地画出了脸），宣传其是“人民的父母”，能带来无上恩惠。与此同时，他认为天皇一下命令，天下都要抖三抖，如果不建立这样的国家体制，就无法向海外宣扬皇威，与万国对峙。为此，次日即十五日，“三月二十一日亲征大阪”的指令传遍天下。而三月十五日这一天，正是萨长讨幕军计划总攻江户城的日子。 在这样的形势下，木户、大久保等讨幕派就包括公家也提出异议的亲征大阪等问题在内，为如何掌握新政府的主导权而费尽心思。若誓文中留有“列侯会议”的字眼，恐怕公议政体派会以此为借口召开大名会议，发起反攻。基于此，他们删去“列侯会议”，改为“广兴会议”，以堵住反对势力的嘴，且给人以尊重公议的印象，吸引摇摆的各方势力聚集到“广纳百川”的新政权身边。因此宸翰中亦体现了天皇的意志，即所谓“去私见，采公议”。 作为政治纲领的誓文 此外，誓文之所以采用了开明的文言，也和当时的对外形势有关。彼时正值神户事件（一月十一日，冈山藩兵在神户与外国人发生冲突）、堺事件（二月十五日，土佐藩兵和法国士兵发生冲突）、英国公使帕克斯袭击事件（二月三十日）等外国人被杀被伤事件先后爆发之际。面对这一系列事件，新政府如果不主动展示自己的开明性，就难以获得列强的支持。而如果没有列强外交团的支持，戊辰战争的前景将难以预测。 在誓文发出的第二天，又出现了所谓的《五榜揭示》，即正儒教道德之五伦，戒恶业、禁党徒、禁强诉[1]、禁逃散、禁天主教〔第一到第三条（永世之法）〕，履行万国公法，禁杀伤外国人，戒脱籍浮浪化[2]〔第四、第五条（一时之公示）〕。这些条目表达了新政府对民众的态度。 《五条誓文》和《五榜揭示》，一方开明而一方封建，乍看充满矛盾，实为一个盾牌的两面。我们往往把《五条誓文》看作新国家的建国宣言，其实倒不如说这是迫于当时海内外政治形势而发的极具政治性的纲领更为合适。如此一来，为什么岩仓使节团（后文详述）在美国进行宪法调研时，负责总结誓文的木户却将四年前的这一誓文忘得一干二净就能说得通了。如果是具有建国宣言性质的纲领，木户的这一表现无论如何解释都未免太过牵强。而当时比起誓文，宸翰更受重视也与此有关。 那为何《五条誓文》会出现在《天皇人间宣言》中，被人们视作民主主义性质的纲领呢？其一，它用语开明；其二，在自由民权运动的过程中，该誓文的各个条目曾被民权运动的先锋们作为开设国会的依据而引用。推行民权运动的人们，以天皇向神明发誓的誓文为反向撒手锏，寻求开设国会的正当性。可以说这是《五条誓文》在政治上的失控，而这种失控在历史中并不少见。 （二）“公论”的意义 接下来，让我们从维新政府成立初期的语境中，去找寻《五条誓文》第一条中“公论”的意义。 一八六八年（明治元年）闰四月二十一日公布的《政体书》率先提到了《五条誓文》。它主张天皇之下“天下权力都归太政官”的集权制，形式上采用三权分立和议事制度，强调“公议”“公论”（以下均记作“公论”），甚至规定了官员四年替换、公选制度。 这里的“公论”，是幕末时期幕府及公议政体派为重振势力而打出的口号。幕府一倒，维新派官僚就有意无意地接过大旗，动辄在当时的布告类文件中使用该词，《五条誓文》就是其中的代表。之后，不论是在中央政府，还是在地方藩国，都设置了公议机关（公议所、众议所、藩议院等），有时还会公开选举议员，讨论政策。 然而，“公论”一词虽然大为热门，却不过是以新政府口号的方式上传下达，因此它并未和前文所述的“纠正世道”之志向有机结合。甚至，这一“公论”反而被当作压制异议的手段，以加强集权和扩大集权。此外，“公论”还和“国家独立”这一民族主义性质的一面相结合，与作为民族主义象征的天皇形象重合起来。靠着“公论”这一关键词，天皇和国家成为一体，给人们“天皇才是对峙万国的民族主义象征”的幻觉。 一八七〇年（明治三年）三月二十日，木户孝允在写给三条实美的信中如是说道：解开人民一直以来受到的束缚，给予每个人“自由之权”，以此来“独立出”天皇政治，从而打破诸藩旧习。也就是说，这里所说的“自由”，是为打破诸藩旧习、建立天皇政权而服务的。因此，当幕藩体制开始解体，天皇政府的建立指日可待时，“自由”的权利就被抛弃。“公论”的口号亦随之在几年之内消失得无影无踪。彼时，权力的主导权已经落到天皇周围的维新官僚手中。 有关维新官僚们所要建立的国家体制，岩仓具视曾如此说道：“不待明天子、贤宰相出，而国家足可自持，非确立该制度不可。”（一八六九年一月）他提倡建立一个即便没有“明天子”“贤宰相”，也可以维持正常运转的官僚制国家。而这就是他们所描绘的近代天皇制国家的蓝图。 （三）明治初年的多重危机 我们看一下明治初年农民起义的次数。一八六八年（明治元年）一百四十一次，次年更多，达到一百五十一次（一八七〇年九十二次，一八七一年六十四次，逐渐减少）。这些起义从东北到九州岛，席卷了全国。他们在要求救济贫困的同时，也在“更换政权”造成的政治混乱中横插一脚，把村官和富商豪农看作政府爪牙而大肆攻击，高举政治诉求。人们认为“王政”不及幕府，并口口相传萨长劣于德川氏。某本探索书〔一八七〇年（明治三年）六月〕认为，当时怀念旧幕府的人有七成，支持新政府的不过三成。 让我们再看一看一八六九年（明治二年）四月，东京小石川方面发出的檄文。该檄文断定现在的“王政”不过是一种雄藩谋取私利的政治。要改变天下，当“大举治世安民之兵”，“选贤明之士”任“日本君王”，实施“至当公正之善政”，使人民无一人贫穷痛苦。要建“升平鼓腹，夜不锁户之世”，需大家齐心协力，共议“义举之大事”〔藤井甚太郎、森谷秀亮《明治时代史》（《综合日本史大系》第十二卷）〕。这难道不是为了实现一八六六年（庆应二年）八月江户小石川扔诉中所说的“纠正世道”之理念，在共和制设想下，进一步推进改革的行动吗？ 明治初年，抱着“纠正世道”之理念的这股能量已经在社会最底层蠢蠢欲动。加上草莽、“脱籍浮浪”之徒对政治的不满和猜忌，政府高官被暗杀、袭击（参与[3]横井小楠暗杀、兵部大辅大村益次郎袭击事件、参议广泽真臣暗杀事件等）、叛乱、颠覆政府之事（山口藩诸队叛乱、米泽藩士云井龙雄等的谋反、爱宕通旭事件等）层出不穷，这些矛盾的集中井喷使新政府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如何化解这些极易发展为内乱的多重危机，成为维新官僚们的头等大事。 四、国家统一过程中的挑战 💪 （一）朝令暮改的制度、人事 有个词叫“朝令暮改”，说的是早上发出的命令到了傍晚就被修改，以讽刺法令变更之快，让人难以信任。 明治初年的官制变迁正是朝令暮改的绝佳案例，其变化之快直叫人眼花缭乱。一八六七年（庆应三年）十二月九日，随着《王政复古大号令》的发布，幕府、摄关制被废止，新设总裁、议定、参与三职。不出四十天，三职变为三职七科，又过不足一月，即一八六八年（明治元年）二月三日，三职七科变成三职八局。紧接着闰四月二十一日（《政体书》）、一八六九年七月八日（职员令）、一八七一年七月二十九日（太政官职制）、一八七一年八月十日等，官制历经多次更改。制度如此，人员的变动更是剧烈。 这从岩仓具视身上便能窥见一斑。岩仓于一八六七年（庆应三年）十二月九日成为参与，二十七日成为议定；一八六八年（明治元年）一月九日成为副总裁，十七日又兼任海陆军务会计事务等总督；二月二十五日，他被任……这种频繁的人事变动反映出当时新政府在构建稳定统治体系方面的困难重重。 五、结论 🎯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明治维新这段历史不仅仅是胜者书写的故事。如果我们站在败者的角度重新审视，能够发现许多被掩盖的事实真相。无论是幕府在走向衰落过程中对于“大君”制国家的构想，还是明治政府成立初期面临的诸多挑战，都让我们认识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只有全面、客观地看待历史，才能真正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引言 📖
当我们谈论历史时，往往是从胜者的视角出发。然而，正如步子哥所言：“我想说它和败者的视角是相通的。”根据彼时条件的不同，胜者与败者完全有可能发生逆转。一旦成为胜利一方，就会以胜者的角度去看历史——不，只能以美化胜者的角度去书写历史。就像明治维新史也不例外。但为了让我们看到一个更为客观的历史画卷，我们有必要站在胜者看不见的角度——败者一方去观察历史。在那里，有踩踏一方永远不会明白的被踩一方的痛楚，而这饱含痛楚的“历史”，便和含有“未发的可能性”这一设想的历史合二为一。
二、“大君”制国家设想与幕府的命运 ⚔️
（一）“大君”制国家设想的背景
如果我们把上面提到的《议题草案》中的“大君”制国家设想，放到幕府有关新型统一国家设想的一系列内容中来看，那么它就是在大政奉还迫在眉睫时，庆喜从西周这一智囊中找到的、对大政奉还后庆喜的出路最具现实性的方案。
（二）大政奉还后的复杂局势
如果将“大君”制国家设想放到教科书记载的所谓大政奉还（庆应三年十月十四日）—王政复古（同年十二月九日）—鸟羽·伏见之战〔庆应四年（元治元年）一月三日〕这一时间线的十一月，历史又会是怎样一番风景呢？
1. “大政奉还”的真意及之后的德川庆喜
倘若庆喜想将政权还于朝廷，远离政治实权，就不会有大政奉还四天后幕府一方松平乘谟的方案，也不会有十一月西周的“大君”制国家设想。因此，当时就连站在幕府一方的越前藩士都禁不住怀疑，这是否是庆喜企图实现复权的“谋略”，指望着朝廷接受奉还后不知所措，天皇再次将政权委任于他。因为在此之前，天皇已有两次（一八六三和一八六四年）将庶政委任于幕府的先例，庆喜指望会有第三次也是理所当然。大政奉还彻底解除了获得“讨幕敕令”（十月十三日和十四日）的讨幕派发动武力的借口，形势更为混沌，各大名都在观望。而大政奉还后，坂本龙马也开始宣扬“不战”，与讨幕派之间渐生嫌隙（十一月十五日，龙马被暗杀）。
在这种情况下，老中兼陆军总裁松平乘谟率幕府军上京，旗本们也纷纷往京都集结。讨幕派深感危机重重，于十二月九日毅然发动王政复古的政变，宣称要废除幕府和摄关制。心有不满的公议政体派大名们试图反扑，庆喜移阵大阪城，以旧幕府军固守周边。随后，幕府向各国使臣宣告对履行条约负责，间接向国际社会宣告自身仍掌握政权。这意味着庆喜开始试图走上“大君”制国家的道路。
2. 庆喜的后续行动
被逼上绝路的讨幕派向幕府发起挑衅。一八六八年（明治元年）一月三日，鸟羽·伏见之战爆发。讨幕派试图以武力粉碎通往“大君”制国家的道路。也许是初战失和乱阵脚，庆喜趁着夜色逃离大阪城，乘坐幕舰“开阳丸号”回到江户城。随后，庆喜让津田真道创立集议所，一月下旬命西周调查立宪政体，并让津田和加藤弘之也加入调查。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
就东归后庆喜的动向，外国报纸描写道：他召集众多装备齐全的士兵和大量武器、弹药等军事物资，军事力量比战败前进一步增强，稳步加固江户的防备，并指出“要是他不准备打仗，这一系列动向就无从解释”（《北方中国报道者》一八六八年三月十四日）。联想到庆喜东归后仍然对立宪政体的执着，我们可以肯定他对建立“大君”制国家的执念。
然而，或许意识到形势已无力回天，庆喜于二月从江户城转移到上野东叡山大慈院。四月一日江户开城后又赴水户，七月进入骏府（静冈）宝台院。
之后，一直到一八九七年（明治三十年）十一月，除因私事上京之外，庆喜再未因公上京。经人引荐，一八八九年三月，他首次入宫，拜谒了明治天皇和皇后。据说当时天皇和庆喜曾把酒共饮。随后天皇对伊藤博文感慨道：“伊藤啊，我今天终于赎罪了。我夺了庆喜的天下，今天一起喝酒，他说这都是造化使然，不是二人能左右之事。”
庆喜晚年居留骏府三十载，或许是对被夺去“大君”制国家之“庆喜天下”的无言抗争，而从庆喜那里夺取“大君”制国家之“大君”宝座的人（天皇），也知道是自己窃取了“庆喜的天下”。
三、明治政府的成立与早期挑战 🏛️
（一）《五条誓文》和草案变化的意义
《五条誓文》内容如下：
这是一八六八年（明治元年）三月十四日，睦仁天皇（明治天皇）在京都御所内的紫宸殿上，率公家、诸大名及文武百官，对天地神明发的誓文。与此同时，一则名为《宣扬国威之宸翰》（木户孝允起草）的文书也发布天下。宸翰（天皇执笔的文书）指出，在万国对立、各显其势的形势下（万国对峙），天皇应以亲征来安抚万民，威震四方。誓文与宸翰系一体，但当时宸翰更受重视。
天皇以率群臣向神明宣誓的形式，明确了天皇是新政府，其权力主体的权威性得以确立。因此，这一宣誓的对象并非人民。
该誓文草案最先由福井藩士由利公正（三冈八郎）在一八六八年一月，为制定议事所规则而执笔，随后土佐藩士福冈孝弟进一步修改，用于充当诸侯会议（列侯会议）的盟约书，后经长州藩士木户孝允润色，最终连岩仓具视、三条实美也加入其中，终于赶在十四日早朝前定稿。誓文每经过一次润色或修改，原版中的具体、限制性语句就变得更加抽象。
例如，福冈版本中的“兴列侯会议”之后改为“广兴会议”。因此一直以来，“广兴会议”被解释为“兴列侯会议”。可这并没有回答为何“兴列侯会议”会改成“广兴会议”这一问题。
《五条誓文》还涉及大阪亲征。一八六八年（明治元年），为一扫多年积弊，木户提出“会三百诸侯归还土地和人民”的意见，然而它被大久保利通修改为迁都大阪论后正式提出。迁都大阪论并非简单地把首都从京都迁到大阪，而是要打破束缚京都公家的传统，将身在“破败”深处的天皇推到人民面前（事实上，从这时候开始，锦绘上的天皇都清楚地画出了脸），宣传其是“人民的父母”，能带来无上恩惠。与此同时，他认为天皇一下命令，天下都要抖三抖，如果不建立这样的国家体制，就无法向海外宣扬皇威，与万国对峙。为此，次日即十五日，“三月二十一日亲征大阪”的指令传遍天下。而三月十五日这一天，正是萨长讨幕军计划总攻江户城的日子。
在这样的形势下，木户、大久保等讨幕派就包括公家也提出异议的亲征大阪等问题在内，为如何掌握新政府的主导权而费尽心思。若誓文中留有“列侯会议”的字眼，恐怕公议政体派会以此为借口召开大名会议，发起反攻。基于此，他们删去“列侯会议”，改为“广兴会议”，以堵住反对势力的嘴，且给人以尊重公议的印象，吸引摇摆的各方势力聚集到“广纳百川”的新政权身边。因此宸翰中亦体现了天皇的意志，即所谓“去私见，采公议”。
作为政治纲领的誓文
此外，誓文之所以采用了开明的文言，也和当时的对外形势有关。彼时正值神户事件（一月十一日，冈山藩兵在神户与外国人发生冲突）、堺事件（二月十五日，土佐藩兵和法国士兵发生冲突）、英国公使帕克斯袭击事件（二月三十日）等外国人被杀被伤事件先后爆发之际。面对这一系列事件，新政府如果不主动展示自己的开明性，就难以获得列强的支持。而如果没有列强外交团的支持，戊辰战争的前景将难以预测。
在誓文发出的第二天，又出现了所谓的《五榜揭示》，即正儒教道德之五伦，戒恶业、禁党徒、禁强诉[1]、禁逃散、禁天主教〔第一到第三条（永世之法）〕，履行万国公法，禁杀伤外国人，戒脱籍浮浪化[2]〔第四、第五条（一时之公示）〕。这些条目表达了新政府对民众的态度。
《五条誓文》和《五榜揭示》，一方开明而一方封建，乍看充满矛盾，实为一个盾牌的两面。我们往往把《五条誓文》看作新国家的建国宣言，其实倒不如说这是迫于当时海内外政治形势而发的极具政治性的纲领更为合适。如此一来，为什么岩仓使节团（后文详述）在美国进行宪法调研时，负责总结誓文的木户却将四年前的这一誓文忘得一干二净就能说得通了。如果是具有建国宣言性质的纲领，木户的这一表现无论如何解释都未免太过牵强。而当时比起誓文，宸翰更受重视也与此有关。
那为何《五条誓文》会出现在《天皇人间宣言》中，被人们视作民主主义性质的纲领呢？其一，它用语开明；其二，在自由民权运动的过程中，该誓文的各个条目曾被民权运动的先锋们作为开设国会的依据而引用。推行民权运动的人们，以天皇向神明发誓的誓文为反向撒手锏，寻求开设国会的正当性。可以说这是《五条誓文》在政治上的失控，而这种失控在历史中并不少见。
（二）“公论”的意义
接下来，让我们从维新政府成立初期的语境中，去找寻《五条誓文》第一条中“公论”的意义。
一八六八年（明治元年）闰四月二十一日公布的《政体书》率先提到了《五条誓文》。它主张天皇之下“天下权力都归太政官”的集权制，形式上采用三权分立和议事制度，强调“公议”“公论”（以下均记作“公论”），甚至规定了官员四年替换、公选制度。
这里的“公论”，是幕末时期幕府及公议政体派为重振势力而打出的口号。幕府一倒，维新派官僚就有意无意地接过大旗，动辄在当时的布告类文件中使用该词，《五条誓文》就是其中的代表。之后，不论是在中央政府，还是在地方藩国，都设置了公议机关（公议所、众议所、藩议院等），有时还会公开选举议员，讨论政策。
然而，“公论”一词虽然大为热门，却不过是以新政府口号的方式上传下达，因此它并未和前文所述的“纠正世道”之志向有机结合。甚至，这一“公论”反而被当作压制异议的手段，以加强集权和扩大集权。此外，“公论”还和“国家独立”这一民族主义性质的一面相结合，与作为民族主义象征的天皇形象重合起来。靠着“公论”这一关键词，天皇和国家成为一体，给人们“天皇才是对峙万国的民族主义象征”的幻觉。
一八七〇年（明治三年）三月二十日，木户孝允在写给三条实美的信中如是说道：解开人民一直以来受到的束缚，给予每个人“自由之权”，以此来“独立出”天皇政治，从而打破诸藩旧习。也就是说，这里所说的“自由”，是为打破诸藩旧习、建立天皇政权而服务的。因此，当幕藩体制开始解体，天皇政府的建立指日可待时，“自由”的权利就被抛弃。“公论”的口号亦随之在几年之内消失得无影无踪。彼时，权力的主导权已经落到天皇周围的维新官僚手中。
有关维新官僚们所要建立的国家体制，岩仓具视曾如此说道：“不待明天子、贤宰相出，而国家足可自持，非确立该制度不可。”（一八六九年一月）他提倡建立一个即便没有“明天子”“贤宰相”，也可以维持正常运转的官僚制国家。而这就是他们所描绘的近代天皇制国家的蓝图。
（三）明治初年的多重危机
我们看一下明治初年农民起义的次数。一八六八年（明治元年）一百四十一次，次年更多，达到一百五十一次（一八七〇年九十二次，一八七一年六十四次，逐渐减少）。这些起义从东北到九州岛，席卷了全国。他们在要求救济贫困的同时，也在“更换政权”造成的政治混乱中横插一脚，把村官和富商豪农看作政府爪牙而大肆攻击，高举政治诉求。人们认为“王政”不及幕府，并口口相传萨长劣于德川氏。某本探索书〔一八七〇年（明治三年）六月〕认为，当时怀念旧幕府的人有七成，支持新政府的不过三成。
让我们再看一看一八六九年（明治二年）四月，东京小石川方面发出的檄文。该檄文断定现在的“王政”不过是一种雄藩谋取私利的政治。要改变天下，当“大举治世安民之兵”，“选贤明之士”任“日本君王”，实施“至当公正之善政”，使人民无一人贫穷痛苦。要建“升平鼓腹，夜不锁户之世”，需大家齐心协力，共议“义举之大事”〔藤井甚太郎、森谷秀亮《明治时代史》（《综合日本史大系》第十二卷）〕。这难道不是为了实现一八六六年（庆应二年）八月江户小石川扔诉中所说的“纠正世道”之理念，在共和制设想下，进一步推进改革的行动吗？
明治初年，抱着“纠正世道”之理念的这股能量已经在社会最底层蠢蠢欲动。加上草莽、“脱籍浮浪”之徒对政治的不满和猜忌，政府高官被暗杀、袭击（参与[3]横井小楠暗杀、兵部大辅大村益次郎袭击事件、参议广泽真臣暗杀事件等）、叛乱、颠覆政府之事（山口藩诸队叛乱、米泽藩士云井龙雄等的谋反、爱宕通旭事件等）层出不穷，这些矛盾的集中井喷使新政府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如何化解这些极易发展为内乱的多重危机，成为维新官僚们的头等大事。
四、国家统一过程中的挑战 💪
（一）朝令暮改的制度、人事
有个词叫“朝令暮改”，说的是早上发出的命令到了傍晚就被修改，以讽刺法令变更之快，让人难以信任。
明治初年的官制变迁正是朝令暮改的绝佳案例，其变化之快直叫人眼花缭乱。一八六七年（庆应三年）十二月九日，随着《王政复古大号令》的发布，幕府、摄关制被废止，新设总裁、议定、参与三职。不出四十天，三职变为三职七科，又过不足一月，即一八六八年（明治元年）二月三日，三职七科变成三职八局。紧接着闰四月二十一日（《政体书》）、一八六九年七月八日（职员令）、一八七一年七月二十九日（太政官职制）、一八七一年八月十日等，官制历经多次更改。制度如此，人员的变动更是剧烈。
这从岩仓具视身上便能窥见一斑。岩仓于一八六七年（庆应三年）十二月九日成为参与，二十七日成为议定；一八六八年（明治元年）一月九日成为副总裁，十七日又兼任海陆军务会计事务等总督；二月二十五日，他被任……这种频繁的人事变动反映出当时新政府在构建稳定统治体系方面的困难重重。
五、结论 🎯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明治维新这段历史不仅仅是胜者书写的故事。如果我们站在败者的角度重新审视，能够发现许多被掩盖的事实真相。无论是幕府在走向衰落过程中对于“大君”制国家的构想，还是明治政府成立初期面临的诸多挑战，都让我们认识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只有全面、客观地看待历史，才能真正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