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末期的日本：社会变迁与危机应对》 New 2025-01-07 作者 C3P00 一、思想界的警示与“蛮社之狱” 在江户末期，日本的思想界涌动着一股反思与批判的暗流。渡边华山以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写出了《慎机论》，这一著作犹如一声警钟，向当局敲响了关于机密泄露可能引发巨大危机的警报。而另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兰学家高野长英，他的作品《戊戌梦物语》则犀利地批评了幕府那令人担忧的对外政策。 然而，在保守势力盘踞的政府内部，这些进步思想被视作威胁。他们以所谓的“契机”，对敢于发声的兰学家进行逮捕，从而酿成了震惊一时的“蛮社之狱”。这一事件最终导致渡边华山和高野长英不堪重压，选择自尽身亡。这不仅是两位杰出学者生命的终结，更是当时日本思想自由遭受严重打压的一个悲惨缩影😔。 二、海防意识的觉醒与江户湾的防守 （一）从开垦到海防的转变 如果说十七世纪的幕府将发展的目光聚焦于土地的开垦，十八世纪开始倡导改革，那么到了十九世纪，幕府所面临的国际局势促使他们不得不重视起海防来，而且这种对海防的关注度日益高涨。最初，幕府实行的是阻碍交流的海禁政策，企图将日本与外界隔绝开来。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又逐渐转变为排除和击退外来力量的锁国政策。 始于十八世纪后半叶的海防议论，就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泛起了层层涟漪，深刻地影响着十九世纪的舆论走向以及政治决策。工藤平助在他的《赤虾夷风说考》中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那就是通过贸易来应对时局的变幻。这一观点成为田沼政治改革背后的驱动力之一。本多利明的《经世秘策》和佐藤信渊的《混同秘策》等著作纷纷继承并发扬了工藤平助的观点，主张要积极推进贸易以及海外殖民地的经营。林子平更是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海战理念，在《海国兵谈》中他指出：“从江户的日本桥到中国、荷兰的水路是没有国境线的。”他认为为了能够在海上作战，必须装备大船和大炮。尽管林子平因此遭到政府的软禁，他的书稿雕版也被没收，但这本书却被人广为传抄，激发了众多尊王攘夷志士的斗志。值得一提的是，《三国通览图说》在日本虽已绝版，但在遥远的巴黎却被翻译出版，后来还成为了与美国争论小笠原群岛主权归属问题的重要依据📚。 （二）江户湾的防御措施 江户湾的防守与强化幕府政权中心都市江户的防守紧密相连。伊豆地区在这个过程中备受瞩目。松平定信在巡视伊豆东海岸之后，于1808年（文化五年）试射了负责铁炮制造的井上左太夫家生产的大炮，这是江户湾防御建设的一个重要开端。到了1839年（天保十年），鸟居耀藏和江川英龙共同实施了分阶段的海防计划，进一步加强了江户湾的防御能力。仅仅三年后，也就是1842年，下田港奉行设立，这标志着江户湾的海防体系更加完善。江川英龙积极献策，建议在品川海面建造五座炮台，由川越和会津两藩的士兵驻守，这一举措大大提升了江户湾抵御外敌入侵的能力🛡️。 三、鸦片战争的影响 （一）清朝的失败与日本的反应 1840年（天保十一年）7月爆发的鸦片战争，英国封锁了中国的各个港口，占领镇江并直逼南京，清政府在这场战争中被迫投降。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让中国割让香港，并开放多个港口供英国商船往来，允许领事进驻，还要支付巨额赔款。随后的一年里，英国又获得了治外法权和最惠国待遇等特权，中国从此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国家。 英国为了打破北部清朝商人对贸易的垄断，不断增加对中国商埠的数量。由于英国国内红茶需求量的增加，从中国进口的红茶数量急剧增长，加上生丝和瓷器等商品的大量输入，使得大量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鸦片实行专卖制，同时鼓励民间英国商人向中国走私鸦片。英国商人利用从鸦片贸易中获取的资金购买茶叶，为英国政府带来了可观的茶税收入。然而，清朝因支付赔款和战争费用而征收重税，国家威信扫地，最终引发了太平天国的大动乱。 日本的贤达之士预见到英国和俄罗斯可能会先控制日本，然后以此为据点进攻清朝。所以，当清朝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消息传来时，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进入长崎港的荷兰船只带来了有关英国的消息，清朝的船只也带来了中国的情况。幕府深知海防的重要性，对此高度关注，积极搜集各种情报。1843年（天保十四年），幕府以文书的形式向居住在长崎的荷兰人和中国人展开问卷调查，征求关于英国的军力、装备及战术等方面的问题🧐。 （二）幕府的改革与有识之士的响应 在这种对外危机感的笼罩下，水野忠邦开始了天保改革。一方面，幕府撤销了之前不问情由就向外国船只开炮驱逐的命令，改为允许向外国船只提供燃料、饮用水和食品等物资，以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另一方面，采纳了长崎“町年寄”高岛秋帆的提议，引进西洋炮术，命令大名们从整个日本的防御角度出发强化军备。 鸦片战争不仅触动了幕府高层的神经，也引起了众多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应。例如斋藤竹堂的《鸦片始末》等许多讨论鸦片战争以及清政府失败原因的著作广泛流传，这些书籍对幕府末期的思想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农民阶层也开始关注鸦片战争，1847年（弘化四年），盛冈藩领的百姓一揆领袖安家村俊作还将对马藩通过朝鲜获得的太平天国报告书手抄一份呈交给幕府当局，可见这场战争的影响已经深入到日本社会的各个阶层🔥。 四、城镇与农村的社会变革 （一）豪农地位的上升 随着幕藩体制框架对民间社会控制能力的减弱，一些新的社会元素开始涌现，身份和阶级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豪农作为江户后半期出现的上层农户群体，他们的经营基础因地区不同而有所差异，但都离不开农业、农产品加工业、金融业、酿酒业以及与远方地区的买卖等多种经营方式。豪农拥有大量的水田和旱地，他们通过金融活动，从周边农民的土地抵押过程中获取大量土地，成为了当地的大地主。 豪农积聚土地的方式多种多样，总体来说，是在商品货币经济不断渗透的背景下，在农村社会日益加剧的阶级分化过程中脱颖而出的。他们往往能够经营规模达到五至十町步的土地。虽然有些农村没有出现典型的豪农，但也存在不少亲自耕作土地的上层农户，被称为“村方地主”。围绕在豪农周围的中下层农户依赖豪农提供的劳力雇佣机会和贷款才能离开农村进城务工。一旦物价或者谷物供应发生波动，这些中下层农户很容易陷入贫困之中。 以武藏国多摩郡中藤村为例，这个位于旱地耕作地带的村庄，村民们依靠参与条纹棉布和生丝等商品生产来维持生活。但由于无法应对购买肥料经费短缺等问题，许多原本处于中层的农民逐渐没落，变成了年收获不足一石粮食的贫农，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其中，村长渡边一家从18世纪后半叶开始兼营小规模当铺，逐步扩大放款额度。到了1840年（天保十一年），他们又涉足酿酒行业，购买其他乡村的酿酒股权，晋升为村里的“富翁”。他们还经营条纹棉布和生丝生意，收购来自村庄内外的半成品加工原料。开港通商之后，渡边家族将产品销往横滨用于外贸出口，并且担任蚕丝买卖的中间商角色。到了明治时代，他们已经转型成为不再从事手工织布的地主经营者💼。 （二）畿内与关东地区的差异 进入近世以来，畿内和关东这两个地区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差异。随着流通规模的扩大和市场的拓展，全国一体化进程加速的同时，各地区也形成了独特的社会风貌。不同的民众对外界事务的应对能力也不尽相同。 畿内地区由于缺乏大型的大名领国，长期以来很多事务都是由京都、大阪的代官及奉行所等国家机构进行大规模的统治，有时候也会采用民间代理的方式来执行行政任务。这里的民众表达政治意愿的方式主要体现在农民、商人与特权阶级之间的斗争上。他们发起的“诉愿运动”要求重新审理相关事务，如果运动扩大成为“国诉”，其规模就会非常庞大。例如，为了打破大阪特权商人对油菜籽、油类、棉布棉纱等商品的垄断，实现自由交易和平价购买“金肥”的目标，来自不同区域的人们团结起来，反复进行申诉和大规模强行请愿活动。1823年（文政六年），摄津、河内、和泉三个藩（如今大阪府一带）的上千个村庄爆发了大规模的请愿活动，后来演变为覆盖千余农村的“诉愿运动”。在一郡或一国规模的农民强行请愿活动中，成立了广泛的协议组织“郡中协议”。在选举村长时，还会附加充当证明的誓约书，这有助于增强团结的可靠性🤝。 相比之下，关东地区的江户周边在宽政年间有一千余个村庄发起了大规模的请愿运动，而在天保年间也有大约三百个农村参与其中，他们主要是要求降低粪肥价格。随着粪肥批发商和专业清理粪肥工人数量的增加，当地的流通结构发生了改变。此外，村官的投票选举逐渐成为一种惯例，至今在一些农村还能找到女性专用选票以及关于村长、组长等职位得票数的记录。但是，关东社会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无家可归者人数不断增加，赌徒和无赖像雨后春笋般涌现，他们形成了一张头领与手下、兄弟关系交织的网络。浪人们为了勒索保护金在各个村落间游荡，村民们只能提前准备好金钱或者聘请其他浪人来驱逐他们。与畿内相比，关东社会呈现出更严重的自我崩塌迹象😱。 五、盗贼与赌徒现象 （一）盗贼的兴起与打击 近世的日本并没有产生那种在山野建立武装据点、劫富济贫的侠盗集团。然而，随着幕府走向衰弱，旨在维护村民自立自足的目标难以实现，“村请”“町请”事务中对可疑分子的揭发功能逐渐减弱，漫长的官道和大都市成为了盗贼夜晚肆意作案的世界。 比如尾张藩武士之子滨岛庄兵卫，他在东海道上以入室抢劫为生，手下强盗多达二百人，还有一个别名叫日本左卫门。1747年（延享四年），他被捕，在江户游街示众后被枭首。在19世纪的江户，流行着许多描述盗贼故事的平话和狂言，讲述低层社会的故事。“日本左卫门”成为歌舞伎剧目《青砥稿花红彩画》（又名《白浪五人男》）中“日本駄右卫门”的人物原型。 云雾仁左卫门是另一名著名的盗贼头目，以他在公元1778年（安永七年）于甲斐国北巨摩郡荆泽村假冒官员的事件为蓝本，经过一定的演绎，成为了《大冈政谈》的故事素材，这些情节又被改编成歌舞伎剧目《龙三升高根云雾》。云雾仁左卫门手下有几个小头目，如木鼠吉五郎、山猫三次、因果小僧六之助等。他们从甲斐国大地主文藏夫妇处盗得一万二千两白银后，本打算分掉这笔钱然后改做正当生意。但云雾仁左卫门改名为桔梗屋五郎右卫门后，仍然经营妓院，最后因杀死手下而被捕。 正当民间社会热衷于欣赏那些讴歌强盗改邪归正的狂言和戏曲时，幕府开始采取行动，用武力镇压盗贼。除了常规的警察机构外，还设置了防火防盗调查官署，任命前锋弓箭手旗本长谷川平藏兼任该官署的长官。长谷川平藏年轻时放荡不羁，被称为“本所之銕”。他建议成立“人足寄场”，因为赏罚分明，长谷川平藏被誉为“今大冈忠相”。 怪盗鼠小僧次郎吉原本是江户歌舞伎戏班中村座剧场的看门人之子，他做过工，当过消防队队员，由于嗜好赌博而变得一贫如洗，最终走上了夜盗的道路。十年间他盗窃百余次，甚至从大名宅邸后院盗得一万二千两白银。1832年（天保三年）他在偷窃时被捕，被判斩首。狂言剧《鼠小纹东君新形》中的主人公“义盗鼠小僧”就是以他为原型创作的，该剧连演百日而不衰。 （二）赌徒与社会秩序 关东地区的赌徒常常腰佩长刀，这成为赌徒的一种标志。国定忠治是上州国定村世家的长子，他沉迷于赌博，成为赌博界的“江湖头领”，从自己势力范围内的赌馆抽取佣金。在田部井村贮水池疏浚工程的工地上，他与村长合谋，让聚集于此的劳工们到简陋的赌场赌博，并从中抽头收取手续费等。由于受到关东巡查官员的追查，国定忠治多次逃匿到赤城山里，冲破大户关所，逃到信州。最后，他病倒在小妾家中，被人告发而遭磔刑。 面对难以控制的赌徒集团，幕府于1805年（文化二年）成立了关东巡查（八州巡查），直属勘定奉行官署，除水户藩领地外，所有领地都设有两人一组的农村巡察员，行使警察权力。幕府试图取缔赌徒集团，但这些赌徒并非单纯的异端团体，他们同时也是幕府的爪牙，与普通百姓的生计息息相关。可以说，他们是近代民间社会诞生出的“鬼魅”，很难彻底清除干净
一、思想界的警示与“蛮社之狱”
在江户末期，日本的思想界涌动着一股反思与批判的暗流。渡边华山以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写出了《慎机论》，这一著作犹如一声警钟，向当局敲响了关于机密泄露可能引发巨大危机的警报。而另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兰学家高野长英，他的作品《戊戌梦物语》则犀利地批评了幕府那令人担忧的对外政策。
然而，在保守势力盘踞的政府内部，这些进步思想被视作威胁。他们以所谓的“契机”，对敢于发声的兰学家进行逮捕，从而酿成了震惊一时的“蛮社之狱”。这一事件最终导致渡边华山和高野长英不堪重压，选择自尽身亡。这不仅是两位杰出学者生命的终结，更是当时日本思想自由遭受严重打压的一个悲惨缩影😔。
二、海防意识的觉醒与江户湾的防守
（一）从开垦到海防的转变
如果说十七世纪的幕府将发展的目光聚焦于土地的开垦，十八世纪开始倡导改革，那么到了十九世纪，幕府所面临的国际局势促使他们不得不重视起海防来，而且这种对海防的关注度日益高涨。最初，幕府实行的是阻碍交流的海禁政策，企图将日本与外界隔绝开来。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又逐渐转变为排除和击退外来力量的锁国政策。
始于十八世纪后半叶的海防议论，就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泛起了层层涟漪，深刻地影响着十九世纪的舆论走向以及政治决策。工藤平助在他的《赤虾夷风说考》中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那就是通过贸易来应对时局的变幻。这一观点成为田沼政治改革背后的驱动力之一。本多利明的《经世秘策》和佐藤信渊的《混同秘策》等著作纷纷继承并发扬了工藤平助的观点，主张要积极推进贸易以及海外殖民地的经营。林子平更是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海战理念，在《海国兵谈》中他指出：“从江户的日本桥到中国、荷兰的水路是没有国境线的。”他认为为了能够在海上作战，必须装备大船和大炮。尽管林子平因此遭到政府的软禁，他的书稿雕版也被没收，但这本书却被人广为传抄，激发了众多尊王攘夷志士的斗志。值得一提的是，《三国通览图说》在日本虽已绝版，但在遥远的巴黎却被翻译出版，后来还成为了与美国争论小笠原群岛主权归属问题的重要依据📚。
（二）江户湾的防御措施
江户湾的防守与强化幕府政权中心都市江户的防守紧密相连。伊豆地区在这个过程中备受瞩目。松平定信在巡视伊豆东海岸之后，于1808年（文化五年）试射了负责铁炮制造的井上左太夫家生产的大炮，这是江户湾防御建设的一个重要开端。到了1839年（天保十年），鸟居耀藏和江川英龙共同实施了分阶段的海防计划，进一步加强了江户湾的防御能力。仅仅三年后，也就是1842年，下田港奉行设立，这标志着江户湾的海防体系更加完善。江川英龙积极献策，建议在品川海面建造五座炮台，由川越和会津两藩的士兵驻守，这一举措大大提升了江户湾抵御外敌入侵的能力🛡️。
三、鸦片战争的影响
（一）清朝的失败与日本的反应
1840年（天保十一年）7月爆发的鸦片战争，英国封锁了中国的各个港口，占领镇江并直逼南京，清政府在这场战争中被迫投降。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让中国割让香港，并开放多个港口供英国商船往来，允许领事进驻，还要支付巨额赔款。随后的一年里，英国又获得了治外法权和最惠国待遇等特权，中国从此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国家。
英国为了打破北部清朝商人对贸易的垄断，不断增加对中国商埠的数量。由于英国国内红茶需求量的增加，从中国进口的红茶数量急剧增长，加上生丝和瓷器等商品的大量输入，使得大量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鸦片实行专卖制，同时鼓励民间英国商人向中国走私鸦片。英国商人利用从鸦片贸易中获取的资金购买茶叶，为英国政府带来了可观的茶税收入。然而，清朝因支付赔款和战争费用而征收重税，国家威信扫地，最终引发了太平天国的大动乱。
日本的贤达之士预见到英国和俄罗斯可能会先控制日本，然后以此为据点进攻清朝。所以，当清朝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消息传来时，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进入长崎港的荷兰船只带来了有关英国的消息，清朝的船只也带来了中国的情况。幕府深知海防的重要性，对此高度关注，积极搜集各种情报。1843年（天保十四年），幕府以文书的形式向居住在长崎的荷兰人和中国人展开问卷调查，征求关于英国的军力、装备及战术等方面的问题🧐。
（二）幕府的改革与有识之士的响应
在这种对外危机感的笼罩下，水野忠邦开始了天保改革。一方面，幕府撤销了之前不问情由就向外国船只开炮驱逐的命令，改为允许向外国船只提供燃料、饮用水和食品等物资，以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另一方面，采纳了长崎“町年寄”高岛秋帆的提议，引进西洋炮术，命令大名们从整个日本的防御角度出发强化军备。
鸦片战争不仅触动了幕府高层的神经，也引起了众多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应。例如斋藤竹堂的《鸦片始末》等许多讨论鸦片战争以及清政府失败原因的著作广泛流传，这些书籍对幕府末期的思想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农民阶层也开始关注鸦片战争，1847年（弘化四年），盛冈藩领的百姓一揆领袖安家村俊作还将对马藩通过朝鲜获得的太平天国报告书手抄一份呈交给幕府当局，可见这场战争的影响已经深入到日本社会的各个阶层🔥。
四、城镇与农村的社会变革
（一）豪农地位的上升
随着幕藩体制框架对民间社会控制能力的减弱，一些新的社会元素开始涌现，身份和阶级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豪农作为江户后半期出现的上层农户群体，他们的经营基础因地区不同而有所差异，但都离不开农业、农产品加工业、金融业、酿酒业以及与远方地区的买卖等多种经营方式。豪农拥有大量的水田和旱地，他们通过金融活动，从周边农民的土地抵押过程中获取大量土地，成为了当地的大地主。
豪农积聚土地的方式多种多样，总体来说，是在商品货币经济不断渗透的背景下，在农村社会日益加剧的阶级分化过程中脱颖而出的。他们往往能够经营规模达到五至十町步的土地。虽然有些农村没有出现典型的豪农，但也存在不少亲自耕作土地的上层农户，被称为“村方地主”。围绕在豪农周围的中下层农户依赖豪农提供的劳力雇佣机会和贷款才能离开农村进城务工。一旦物价或者谷物供应发生波动，这些中下层农户很容易陷入贫困之中。
以武藏国多摩郡中藤村为例，这个位于旱地耕作地带的村庄，村民们依靠参与条纹棉布和生丝等商品生产来维持生活。但由于无法应对购买肥料经费短缺等问题，许多原本处于中层的农民逐渐没落，变成了年收获不足一石粮食的贫农，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其中，村长渡边一家从18世纪后半叶开始兼营小规模当铺，逐步扩大放款额度。到了1840年（天保十一年），他们又涉足酿酒行业，购买其他乡村的酿酒股权，晋升为村里的“富翁”。他们还经营条纹棉布和生丝生意，收购来自村庄内外的半成品加工原料。开港通商之后，渡边家族将产品销往横滨用于外贸出口，并且担任蚕丝买卖的中间商角色。到了明治时代，他们已经转型成为不再从事手工织布的地主经营者💼。
（二）畿内与关东地区的差异
进入近世以来，畿内和关东这两个地区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差异。随着流通规模的扩大和市场的拓展，全国一体化进程加速的同时，各地区也形成了独特的社会风貌。不同的民众对外界事务的应对能力也不尽相同。
畿内地区由于缺乏大型的大名领国，长期以来很多事务都是由京都、大阪的代官及奉行所等国家机构进行大规模的统治，有时候也会采用民间代理的方式来执行行政任务。这里的民众表达政治意愿的方式主要体现在农民、商人与特权阶级之间的斗争上。他们发起的“诉愿运动”要求重新审理相关事务，如果运动扩大成为“国诉”，其规模就会非常庞大。例如，为了打破大阪特权商人对油菜籽、油类、棉布棉纱等商品的垄断，实现自由交易和平价购买“金肥”的目标，来自不同区域的人们团结起来，反复进行申诉和大规模强行请愿活动。1823年（文政六年），摄津、河内、和泉三个藩（如今大阪府一带）的上千个村庄爆发了大规模的请愿活动，后来演变为覆盖千余农村的“诉愿运动”。在一郡或一国规模的农民强行请愿活动中，成立了广泛的协议组织“郡中协议”。在选举村长时，还会附加充当证明的誓约书，这有助于增强团结的可靠性🤝。
相比之下，关东地区的江户周边在宽政年间有一千余个村庄发起了大规模的请愿运动，而在天保年间也有大约三百个农村参与其中，他们主要是要求降低粪肥价格。随着粪肥批发商和专业清理粪肥工人数量的增加，当地的流通结构发生了改变。此外，村官的投票选举逐渐成为一种惯例，至今在一些农村还能找到女性专用选票以及关于村长、组长等职位得票数的记录。但是，关东社会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无家可归者人数不断增加，赌徒和无赖像雨后春笋般涌现，他们形成了一张头领与手下、兄弟关系交织的网络。浪人们为了勒索保护金在各个村落间游荡，村民们只能提前准备好金钱或者聘请其他浪人来驱逐他们。与畿内相比，关东社会呈现出更严重的自我崩塌迹象😱。
五、盗贼与赌徒现象
（一）盗贼的兴起与打击
近世的日本并没有产生那种在山野建立武装据点、劫富济贫的侠盗集团。然而，随着幕府走向衰弱，旨在维护村民自立自足的目标难以实现，“村请”“町请”事务中对可疑分子的揭发功能逐渐减弱，漫长的官道和大都市成为了盗贼夜晚肆意作案的世界。
比如尾张藩武士之子滨岛庄兵卫，他在东海道上以入室抢劫为生，手下强盗多达二百人，还有一个别名叫日本左卫门。1747年（延享四年），他被捕，在江户游街示众后被枭首。在19世纪的江户，流行着许多描述盗贼故事的平话和狂言，讲述低层社会的故事。“日本左卫门”成为歌舞伎剧目《青砥稿花红彩画》（又名《白浪五人男》）中“日本駄右卫门”的人物原型。
云雾仁左卫门是另一名著名的盗贼头目，以他在公元1778年（安永七年）于甲斐国北巨摩郡荆泽村假冒官员的事件为蓝本，经过一定的演绎，成为了《大冈政谈》的故事素材，这些情节又被改编成歌舞伎剧目《龙三升高根云雾》。云雾仁左卫门手下有几个小头目，如木鼠吉五郎、山猫三次、因果小僧六之助等。他们从甲斐国大地主文藏夫妇处盗得一万二千两白银后，本打算分掉这笔钱然后改做正当生意。但云雾仁左卫门改名为桔梗屋五郎右卫门后，仍然经营妓院，最后因杀死手下而被捕。
正当民间社会热衷于欣赏那些讴歌强盗改邪归正的狂言和戏曲时，幕府开始采取行动，用武力镇压盗贼。除了常规的警察机构外，还设置了防火防盗调查官署，任命前锋弓箭手旗本长谷川平藏兼任该官署的长官。长谷川平藏年轻时放荡不羁，被称为“本所之銕”。他建议成立“人足寄场”，因为赏罚分明，长谷川平藏被誉为“今大冈忠相”。
怪盗鼠小僧次郎吉原本是江户歌舞伎戏班中村座剧场的看门人之子，他做过工，当过消防队队员，由于嗜好赌博而变得一贫如洗，最终走上了夜盗的道路。十年间他盗窃百余次，甚至从大名宅邸后院盗得一万二千两白银。1832年（天保三年）他在偷窃时被捕，被判斩首。狂言剧《鼠小纹东君新形》中的主人公“义盗鼠小僧”就是以他为原型创作的，该剧连演百日而不衰。
（二）赌徒与社会秩序
关东地区的赌徒常常腰佩长刀，这成为赌徒的一种标志。国定忠治是上州国定村世家的长子，他沉迷于赌博，成为赌博界的“江湖头领”，从自己势力范围内的赌馆抽取佣金。在田部井村贮水池疏浚工程的工地上，他与村长合谋，让聚集于此的劳工们到简陋的赌场赌博，并从中抽头收取手续费等。由于受到关东巡查官员的追查，国定忠治多次逃匿到赤城山里，冲破大户关所，逃到信州。最后，他病倒在小妾家中，被人告发而遭磔刑。
面对难以控制的赌徒集团，幕府于1805年（文化二年）成立了关东巡查（八州巡查），直属勘定奉行官署，除水户藩领地外，所有领地都设有两人一组的农村巡察员，行使警察权力。幕府试图取缔赌徒集团，但这些赌徒并非单纯的异端团体，他们同时也是幕府的爪牙，与普通百姓的生计息息相关。可以说，他们是近代民间社会诞生出的“鬼魅”，很难彻底清除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