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与李善长：权力的巅峰与悲剧性的宿命

一、奏章之累与君臣关系的恶化

在明朝初期，朱元璋作为开国皇帝，面临着巨大的行政压力。据记载，事茹太素曾上了一份长达一万七千字的奏章，朱元璋令人当场诵读，结果读到六千多字时仍未进入正题，这让他极为愤怒，遂将茹太素在朝堂上杖责一顿。次日再读，直到一万六千五百字时才进入主题。朱元璋感叹道：“为君难，为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欲其切于情事。文辞太多，便至荧听，太素所陈，五百余言可尽耳。”这番话不仅反映了朱元璋对冗长奏章的不满，也揭示了当时官员们动辄上万言奏章的普遍现象。

如果我们按照一封奏章五千字计算，二百封就是百万字。一个人每天阅读上百万字的任务，确实让人感到崩溃。朱元璋不仅要阅读这些奏章，还要动脑筋思考如何解决问题。面对如此繁重的工作压力，即使他有着超强的精力，也无法独自承担。从医学角度来看，精力透支容易导致精神高度紧张，引发情绪病。朱元璋本身并不是一个温和的人，长期处于这种高压状态下，他的脾气变得更加暴躁易怒。

有明一代，中国皇权专制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值。这种情况带来的副作用是君臣关系的极度恶化。皇帝一个人根本无法完成一天百万字的奏章批阅量，于是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今天看不完就拖到明天再看，而明天又有新的奏章呈递上来，周而复始。官员们得不到朱元璋的回复就不敢擅自开展工作，导致帝国的运行效率大打折扣。官员们因此被指责为“行政不作为”，并遭到朱元璋的严厉惩罚。这种恶性循环使得皇帝和朝臣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

二、淮西集团的阴影与权力斗争

胡惟庸案的发生，标志着朱元璋对官僚集团的清洗正式拉开序幕。胡惟庸虽然死了，但李善长依然活在这个世界上。帝国权力中枢的大部分官员仍然是李善长在任时的老部下。面对胡惟庸已死、皇帝对他们日益不满的现实，这些官员只能回到李善长的羽翼之下寻求庇护。在朱元璋看来，这种行为无异于结党营私和图谋不轨。他明白，要想实现皇帝权力的最大化，就必须分化官僚集团，各个击破，不能让他们形成抱团势力。

李善长的存在让那些文官功臣集团心有所属，这也是朱元璋最为不安的地方。尽管淮西集团因胡惟庸之死受到了重创，但只要李善长还活着，淮西勋贵集团就不会消失于大明的权力体系。事实上，外廷的很多部门仍然由这个集团的人把持。即使洪武十四年成立的大理寺和都察院，它们与刑部一起并称三法司，负责司法程序，但三法司的人也多是文官集团的成员。这种局面让朱元璋实在放心不下。🚫

三、检校的崛起与权力的集中

朱元璋不相信大臣，那么他还能相信谁呢？答案是——检校。检校从建制之初就为朱元璋一手掌控，为他夺权、弹压官员立下了汗马功劳。检校只是职务名称，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官僚机构。虽然他们有侦察权，但不能扣押人犯和判罪量刑。要想让检校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必须赋予他们更多的权力。如果将检校并入外廷文官系统的三法司，只会让他们拘束于国家法律和程序，无法做到任意妄为。

朱元璋要找到清洗大臣的理由并不难，“谋反”两个字足矣。而谋反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事，既然是谋反，就需要同党。胡惟庸已被处死，而死人是不会开口说话的。虽然朝堂上仍有不少淮西集团的官员，但面对栽赃于死人这件事，他们也是有口莫辩。朱元璋要的就是死无对证，这让他们无法为自己洗脱罪名。也就意味着，他们都可能是胡惟庸的同党，一个也不能少。胡惟庸被处死后，胡惟庸案远没有结束，对于胡惟庸的罪状一直都在搜集取证，不断有新的发现。早已尘埃落定的胡惟庸案再生波澜，犯罪性质也从当初暧昧不清的“擅权枉法”变成了十恶不赦之首的“图谋造反”。

从洪武十八年（1385年）到洪武二十三年，在短短的五年时间里，因胡惟庸案牵扯进去的功臣有一公、二十侯，其中连坐、死罪、黥面、流放的有数万人之多，朝中文臣几乎为之一空。朱元璋实在不能容忍一个有可能凌驾于皇权之上的政治制度存在，数万条人命不是胡惟庸的陪葬，而是为这项制度陪葬。💔

四、李善长的悲剧性命运

洪武二十三年春天，注定是一个不平常的季节。虐杀的阴云在天空几度徘徊和犹疑，最终还是决然地降落到李善长的身上。十年前，胡惟庸案发。李善长虽然和胡惟庸是同乡，且李善长弟弟李存义的儿子娶的是胡惟庸的侄女，因此结下姻亲关系。胡惟庸仕途得意，主要靠李善长的引荐，但在胡案初始阶段，李善长并没有陷入其中。

在这期间，御史台缺行政长官，皇帝还一度将已经退休的李善长拉回来，暂时主持御史台事务。洪武十八年，胡惟庸谋反案已经尘埃落定多年。这时候，突然有人跑出来揭发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父子“实为胡党”。念及李善长的功劳，朱元璋并没有继续追究李存义父子的责任。如果这时候李善长的政治触角足够敏锐，他应该能够感受到来自四方的危机。

李善长在朱元璋的权力体系中，一直占据着淮西集团的首领地位。李氏家族势力很大，必然也积怨甚多，在他的旧日同事中，肯定有因利益分配问题对他恨得牙根儿直痒的。但是以李善长的特殊身份和他在朝野积累的深厚背景，除非朱元璋突然将风向扭转，否则放眼朝堂之上，谁又能拿他怎样呢？

这一年元月，李善长在定远老家的老房子墙体突然倒塌，惊吓了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或许他只想在此安度余生，并没打算惊扰乡里。不知道他的哪根筋出了问题，居然在这时候想到了自己昔日的战友汤和。于是，他给汤和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够借自己三百名士兵帮助修缮房屋。

李善长与汤和的退休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汤和是一撸到底，完全退出政坛。李善长则不同，他即使从朝堂上消失了，其影响力依然存在。就在汤和考虑是否借兵给李善长的同时，他写了一封信向朱元璋告知此事。有人说汤和这么做有告密的嫌疑，这个人太过无情，但对于权力斗争而言，无情之人往往会要了别人的命，而有情之人却有可能会要了自己的命。

汤和目睹了身边战友被朱元璋一个个收拾掉，但他从不发牢骚，也不怨天尤人，在他面前永远是一副恭顺的样子。在朱元璋众多的高级将领中，汤和是第一个自请解除军权的。立国初期，朱元璋对那些掌握军权的老臣并不完全放心，但他又不想像赵匡胤那样来个“杯酒释兵权”。就在朱元璋犹豫不决的时候，汤和第一个主动站出来表明态度。识时务的汤和说：“臣犬马齿长，不堪复任驱策，愿得归故乡，为容棺之墟，以待骸骨。”一句话，他愿意交出兵权，回归故土，安享晚年。

或许这么多年的权力斗争，让汤和明白了一个道理：身为帝王的朱元璋不会将自己豢养的所有猎犬一网打尽，最后肯定会留下一条两条，用来看家护院、装点门面。当李善长需要他的帮助时，他变得异常敏感。汤和太了解朱元璋这个人了，虽然他远离权力中心，但并不能说明他就身处绝对安全的地带。如果没有猜错，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对方的掌控之中。不光是他，每一个在职或者致仕官员的基本生活状态，都无法走出朱元璋的视线之外。湯和表现得更为恬淡，每日吃酒下棋，游山玩水，含饴弄孙，从不结交地方官和乡绅，给人一副只贪图享受、别的事一概不管不问的印象。

汤和果然没有猜错，他借给李善长的三百名士兵使朱元璋很容易就联想到前段时间刺杀太子的那数百名刺客。按照朱元璋以往的脾性，根本不会在这件事上多做周旋，肯定会在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里下旨捉拿李善长归案。不过这一次他欺骗了所有人的直觉，他并没有揪着这件事不放。

刺杀太子的罪名虽然很重，但并不符合朱元璋心中的权力布局。他决定再忍一忍，再等一等，他相信李善长还会干出更加愚蠢的事情。他已经容忍了十多年，也不在乎再多等几个月的时间。李善长这时候就像是一个走在布满了陷阱道路上的盲人，他压根就不知道自己已经在鬼门关转了一圈。他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绕过第一个陷阱后，第二个陷阱又在前方等着他。

这一年的三月，李善长的一个转弯抹角的亲戚丁斌犯事被判流放，丁夫人在李善长面前痛哭一番，动之以情，讲述丁斌如何对李善长心存孝敬。或许是人老之后，耳朵根就会变软，丁夫人的痛哭让李善长拉不下这个面子，他第二天就给朱元璋上了一道求情的折子，恳求朱元璋能够看在他的面子上，给丁斌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只可惜朱元璋的耳朵根却不软，他从这封信中找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既然李善长想为丁斌求情，那么就以这个丁斌为突破口。朱元璋密令左都御史詹徽追查丁斌这个案子，在交代任务时，他并没有将此事挑明。可是詹徽却在皇帝的只言片语中捕捉到了极为准确的信息，于是连夜拷问丁斌。李善长一心替丁斌脱罪，可他万万没有料到，丁斌会反过来咬他一口。在詹徽的诱导下，丁斌供出了李善长之弟李存义与胡惟庸共同谋反的细节。

詹徽是一个很会办事的人，他之所以选择李存义为突破口是因为此人既是李善长的弟弟，又是胡惟庸的亲家，是沟通李、胡二人的天然桥梁。在继续追查李存义后，他终于供出了足以置李善长于死地的供词：胡惟庸多次请求他找李善长共举大事，李善长都没有松口。胡惟庸亲自登门来说，李善长喟然长叹：“我已老，汝等自为之。”

如果李存义的说法成立，那么李善长造反未遂也触及了朱元璋的底线。詹徽随即展开大规模的罪名罗织，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李善长的家奴纷纷起来告状，绘声绘色地编织了一个又一个造反的故事。直到此时，文武百官方才如梦初醒。或许是怕李善长案牵连到自己，大小官员纷纷口诛笔伐。千夫所指，他也只能求生无门。

洪武二十三年四月，清明的雨水纷纷扬扬地落在应天府的大街小巷。大自然受到春雨的滋润，开始焕发出勃勃生机。这天上午，在大理寺狱外，刑部尚书、侍郎、大理寺卿、左右少卿、都察院左右都御史等官员跪在泥水里，恭迎朱元璋驾临大理寺。

为了迎接皇帝的到来，大理寺的监狱已经特地收拾过了。朱元璋会见李善长的地方并不在阴暗潮湿的地下牢狱中，而是一间经过特殊处理的牢房。牢房里收拾得很干净，墙壁刷得刺眼的白，粗大的木栅栏将牢房一分为二。牢房外放着一把檀木宽椅，两旁站着十几名宫廷侍卫，个个精神抖擞，就像是一尊尊雕塑。

牢房内只有一张简陋的床，一只脱了漆的马桶。床头坐着一个七八十岁须发皆白的老人，他的目光略显呆滞，此人正是刚刚落马的大明开国第一任相国李善长。

这位被朱元璋视为堪与汉初萧何比肩的大明第一功臣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往事对他来说只是一场春梦，甘心或不甘心对他已经没有多大意义。如果生命可以重新来过，是重新辅佐一位开国君王，还是在青灯茅庐中读书终老？这个问题困扰了李善长整整二十年时间，时至今日，他已经不需要再去寻求答案。

朱元璋在几名贴身侍卫的严密保护下出现了，他犀利的目光越过木栅栏，落在苍老而疲惫的李善长脸上。李善长眼中的混浊消失不见了，闪烁着奇异的光泽，就仿佛人临死前的回光返照一般。两人就这样默默地对望着，忘记了君臣之礼。数十年的恩怨纠葛，仿佛这一刻同时回到了两人的回忆之中。

第二年开春，李善长因参与胡惟庸谋反案，赐死，夷其三族，赦其长子驸马李祺及临安公主所出嫡二子李芳、李茂死罪，贬为庶民。大理寺监狱多了几分阴寒之意，有人背后议论朱元璋做得太过绝情，但他们不是朱元璋，又怎知一个君王内心的百般纠结与苦楚。

朱元璋依然能够记得与李善长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那是元至正十四年，正值青春奋发之年的朱元璋见到了当时刚过四十的李善长。朱元璋问他，天下英雄豪杰无数，为何独独选择追随自己。

李善长的回答是，天下豪杰虽多，但得天下者非将军莫属。

朱元璋问他有什么可以指教自己。李善长说出了那番让朱元璋内心澎湃激荡的言辞，他说：“昔汉高祖以亭长起家，兵不过百人，将不过三五，终披荆斩棘开创大汉四百年江山，何也？惟善用人耳，今将军比高祖强盛多矣，我观天下大势，元失其鹿，汉人归心，正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之良机，望将军胸怀万里而豁达大度，纳天下英才而知人善任，宽恕仁和而不嗜杀人，救天下民众于水火。”

朱元璋当时就许诺对方，等到将来霸业有成，必回报当日之言！

不知道李善长受死之际，是否会想到朱元璋的当年之言。也许他会后悔当日的选择，不管怎么说，命运之神在这里和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如果说朱元璋走的是当年刘邦之路，那么被他称作“朕之萧何”的李善长却没有萧何的好命。朱元璋从不否认李善长是大明开国的第一功臣，他娴于辞令、明习故事，处理政务裁决如流；他调兵转饷而无乏，恢复制钱，榷淮盐、立茶法、开铁冶、定鱼税……

李善长太能干了，以至于让人感觉大明朝可以一日无君，但不可以一日无李善长。功高盖主，向来是人臣之大忌。朱元璋封他为国公之首，赐他铁券，免其二死。因为他的功劳簿记得满满当当，皇帝的作用就消失于无形了。有官员对朱元璋处死七十六岁的李善长很不能理解，对一个已经走到人生尽头的老者，为何还要穷追不舍。

殊不知，在朱元璋的权力运行世界里，臣属不能走得太近，需要和他保持一段距离。唯有如此，才能让他有安全感。当然这也是君主的通病。皇帝也是人，他在杀心盈怀的时候，难免会想起当年的峥嵘岁月，想起了李善长的种种功劳和苦劳。他还要做更多的现实考量，毕竟杀开国第一文臣、宰相，常常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朱元璋的发迹史，李善长是最清楚不过的。在朱元璋所搭建的权力结构中，李善长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作为淮西集团首领的李善长，故旧戚党遍布朝堂各个角落，势力可谓盘根错节。他就这样成为王朝体制内的一个权力标杆，他的存在就是对朱元璋的最大威胁。

一个人可以居高位，但不可以越位。如果你的手伸得太长了，离君王太近，鼾声太响，吵得主子难以安睡无忧，你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

就在李善长死后的第二年，郎中王国用冒死向朱元璋呈上翰林学士解缙起草的《论韩国公冤事状》。其中大意是：李善长和陛下是一条心的，勋臣第一。生是国公，死后会封王，儿子娶了公主，亲戚做了大官，位极人臣。在成败尚未可知的情况下，李善长没有冒险造反的必要。有人说他想辅佐胡惟庸造反，更是大错。试想，一个人爱自己的儿子肯定甚于爱自己的侄子。李善长与胡惟庸是侄儿结亲，与陛下则是亲子亲女结亲。即使他能帮助胡惟庸谋反成功，所得到的和今天的地位差不多，难道胡惟庸会给他一个二皇帝当不成？以李善长七十多岁的高龄，他绝不可能这么做。

朱元璋看完王国用的这封上书，无话可说。他并没有借此去找解缙的麻烦，其实他的内心又何尝不是这么认为的。李善长遭到灭族，固然有朱元璋的个人原因，但也和他参不透帝王心思有很大的关系。王国用所说“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这是李善长生前的荣耀，也是置他于死地的刀锋。

想当年李斯与儿子一起被绑缚至刑场，李斯发出了一声叹息：“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这句话表达了他对往昔自由生活的怀念，也暗示了他对即将到来的命运的无奈。李善长的结局，或许也是如此。😭

五、结语

朱元璋与李善长的故事，不仅是两个人之间的恩怨纠葛，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朱元璋作为开国皇帝，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压力，他不得不通过各种手段来巩固自己的权力。而李善长作为开国功臣，虽然为大明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最终却因功高盖主而失去了性命。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整个时代的悲剧。

历史告诉我们，权力的集中往往伴随着极端的后果。朱元璋的专制统治虽然在短期内稳定了政权，但从长远来看，却为后来的朝代埋下了隐患。李善长的悲剧提醒我们，权力的游戏从来都是残酷的，没有人能够永远站在权力的巅峰而不受到冲击。正如古语所说：“满招损，谦受益。”无论是君主还是臣子，都应该保持谦逊，避免过度膨胀的欲望带来不可挽回的后果。

在这个充满变数的历史舞台上，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命运拼搏，但最终的结果往往超出个人的控制。朱元璋与李善长的故事，让我们深刻反思权力的本质，以及如何在权力的游戏中保持清醒的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