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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解美国天主教会的历史发展时，我们必须深入探讨其内部的文化与智识背景。19世纪末期，美国天主教会面临诸多挑战，尤其是在教育与学术领域的发展上显得尤为艰难。这一时期，高阶神职人员的家庭出身与文化程度并不高的问题成为显著特征。正如大主教库欣（Archbishop Cushing）在1947年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公民出身的高阶神职人员，没有一个主教、大主教或是枢机的父母亲是大学毕业的。我们的主教或是大主教都是劳动阶级的小孩。”这表明，尽管这些神职人员接受了一定程度的职业教育，但他们的成长环境与文化背景限制了他们对更高层次学术追求的理解与支持。
斯波尔丁主教（Bishop Spalding）在巴尔的摩的教会会议上曾明确表示：“不管在美国或其他地方，认为教会的神学院是要训练出高级文化知识分子的想法都是幻想。”这一观点揭示了美国天主教会对于高等教育的态度——更倾向于职业教育而非学术研究。因此，当1889年美国天主教会领导层决定改善这一状况时，创建美国天主教大学成为了关键一步。最初的八位教授中，有六位是从欧洲延聘而来，剩下的两位美国人则是在教会外受教育后皈依天主教的。这种安排体现了教会试图通过外部力量来提升自身学术水平的努力。
然而，这种努力并非一帆风顺。长久以来，天主教信友中有能力捐款给教会的大额捐赠者非常稀少。即使到了近代，这种情况也没有显著改善。埃利斯蒙席提到，美国天主教大学在其成立的前六十六年中，仅收到过十笔超过十万美元的遗赠捐款，其中只有一笔接近支持一所私立大学所需的数额。这反映了天主教会在财政资源上的匮乏，进而影响了其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投入与发展。
无论是科学还是人文方面，天主教大学的学术水准始终较低，令人惊讶。罗伯特·H. 纳普（Robert H. Knapp）及其团队在1952年对美国科学家接受的大学教育背景进行调查时发现，“天主教大学是素质最差的”。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在人文方面的表现甚至更糟：“虽然天主教学校在各方面都很不行，但是在科学方面的表现却是最好的。”这说明天主教大学在学术研究的整体质量上存在明显不足，尤其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在这种背景下，天主教界的知识分子处境异常艰难。他们不仅要与新教徒学者及学界同僚竞争，还要向教内信友证明自己作为天主教知识分子的价值。由于天主教徒普遍对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持怀疑态度，这些知识分子往往得不到及时的认可和支持。例如，《同福》（Commonweal）杂志与耶稣会的《亚美利加》（America）杂志虽极力谴责麦卡锡主义，但收效甚微。一些天主教徒积极参与政治极右翼活动，导致知识分子与其产生对立。这种情况反映出天主教内部缺乏足够强大的知识力量来引导和规范信徒的思想与行为。
综上所述，美国天主教会在20世纪初面临着严重的反智倾向问题，这不仅影响了其自身的文化建设和学术发展，也对其社会影响力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当美国独立时，知识分子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并未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因为开国元勋们本身就是一群杰出的知识分子。然而，在随后的政治历史进程中，知识分子逐渐沦为局外人或替罪羊，这一转变值得深思。
美国的建国是由一群富有学识与智慧的人完成的。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富兰克林、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杰斐逊等人都受过良好的古典博雅教育，在历史、政治与法律方面具有渊博的知识。他们为美国奠定了坚实的立国基础，并树立了一个典范：有学问与智识的人完全可以担任政治领袖。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美国政治逐渐走向民主化，统治精英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尽管如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智识重要性的下降归因于民主化的浪潮。实际上，精英阶层内部的分裂与不择手段的行为才是主要原因之一。
第一位深受反智之苦的受害者是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联邦党人与新英格兰的牧师们对他展开了猛烈攻击，这些批评开启了美国政治中反智现象的先河。
威廉·劳顿·史密斯（William Loughton Smith）在1796年发表了一本匿名小册子攻击杰斐逊，指责他不适合担任总统。史密斯认为，杰斐逊作为一个哲学家，在政治上表现出僵化教条的特点。他列举了洛克、孔多塞等哲学家在实际政治中的失败案例，试图证明哲学家无法胜任治理国家的重任。
史密斯还指出，哲学家通常胆小、异想天开，固守某些原则下的理性思考，无法虑及人的真实本性。他认为，政治需要的不是智识，而是品格，而杰斐逊恰恰缺乏这一点。史密斯嘲笑杰斐逊擅长“把蝴蝶与昆虫钉在木板上制作标本，以及设计旋转椅”，并讽刺道：“不会把这位冷静的哲学家从如此优雅的生活中推入政治事务的火坑内。”
除了对杰斐逊哲学家身份的批评外，还有人质疑他的军事能力。有人指控他在美国独立革命期间贪生怕死，甚至说法国大革命是他一手鼓动的。这些攻击旨在表明他是一个没有信仰与道德观的危险煽动者。
保守派牧师攻击杰斐逊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他组织了一个令他们不满的联盟。杰斐逊虽然是一个自然神论者，却吸引了许多福音派与虔敬派信徒的支持。这些人欢迎他的宽容主张，不在意外界对他无信仰的指责。为了拆散这个联盟，保守派牧师试图向社会证明杰斐逊是对所有基督徒的一个威胁。
曼宁（William Manning）在其著作《自由之钥》（The Key of Liberty）中表达了对智识与财产阶级的深刻不信任。他认为，这些优越的阶级利用教育和知识来追求私利，而辛苦的劳动阶级则被排除在外。曼宁呼吁降低教育成本，让每个人都能负担得起，并反对昂贵的高等教育机构，如哈佛大学。
曼宁的观点反映了平民对高等文化的疑惧。他认为教育应该成为多数人的工具，而不是少数人的特权。然而，这种观点可能导致高等教育质量的下降，从而削弱文化传承与学术创新的能力。
随着平民式民主的兴起，美国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平民党派逐渐演变为原始主义和反智民粹的工具，一味地对专家、绅士与学者倾泻敌意。这种趋势不仅影响了政治决策的质量，也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美国天主教会与民主政治中的反智现象共同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智识与文化的传承需要全社会的支持与重视。只有当知识分子得到应有的尊重与支持时，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进步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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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解美国天主教会的历史发展时，我们必须深入探讨其内部的文化与智识背景。19世纪末期，美国天主教会面临诸多挑战，尤其是在教育与学术领域的发展上显得尤为艰难。这一时期，高阶神职人员的家庭出身与文化程度并不高的问题成为显著特征。正如大主教库欣（Archbishop Cushing）在1947年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公民出身的高阶神职人员，没有一个主教、大主教或是枢机的父母亲是大学毕业的。我们的主教或是大主教都是劳动阶级的小孩。”这表明，尽管这些神职人员接受了一定程度的职业教育，但他们的成长环境与文化背景限制了他们对更高层次学术追求的理解与支持。
教育背景与职业化倾向
斯波尔丁主教（Bishop Spalding）在巴尔的摩的教会会议上曾明确表示：“不管在美国或其他地方，认为教会的神学院是要训练出高级文化知识分子的想法都是幻想。”这一观点揭示了美国天主教会对于高等教育的态度——更倾向于职业教育而非学术研究。因此，当1889年美国天主教会领导层决定改善这一状况时，创建美国天主教大学成为了关键一步。最初的八位教授中，有六位是从欧洲延聘而来，剩下的两位美国人则是在教会外受教育后皈依天主教的。这种安排体现了教会试图通过外部力量来提升自身学术水平的努力。
然而，这种努力并非一帆风顺。长久以来，天主教信友中有能力捐款给教会的大额捐赠者非常稀少。即使到了近代，这种情况也没有显著改善。埃利斯蒙席提到，美国天主教大学在其成立的前六十六年中，仅收到过十笔超过十万美元的遗赠捐款，其中只有一笔接近支持一所私立大学所需的数额。这反映了天主教会在财政资源上的匮乏，进而影响了其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投入与发展。
学术水平的低下
无论是科学还是人文方面，天主教大学的学术水准始终较低，令人惊讶。罗伯特·H. 纳普（Robert H. Knapp）及其团队在1952年对美国科学家接受的大学教育背景进行调查时发现，“天主教大学是素质最差的”。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在人文方面的表现甚至更糟：“虽然天主教学校在各方面都很不行，但是在科学方面的表现却是最好的。”这说明天主教大学在学术研究的整体质量上存在明显不足，尤其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知识分子的双重困境
在这种背景下，天主教界的知识分子处境异常艰难。他们不仅要与新教徒学者及学界同僚竞争，还要向教内信友证明自己作为天主教知识分子的价值。由于天主教徒普遍对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持怀疑态度，这些知识分子往往得不到及时的认可和支持。例如，《同福》（Commonweal）杂志与耶稣会的《亚美利加》（America）杂志虽极力谴责麦卡锡主义，但收效甚微。一些天主教徒积极参与政治极右翼活动，导致知识分子与其产生对立。这种情况反映出天主教内部缺乏足够强大的知识力量来引导和规范信徒的思想与行为。
综上所述，美国天主教会在20世纪初面临着严重的反智倾向问题，这不仅影响了其自身的文化建设和学术发展，也对其社会影响力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民主政治中的反智现象
绅士的没落：对杰斐逊的攻击
当美国独立时，知识分子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并未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因为开国元勋们本身就是一群杰出的知识分子。然而，在随后的政治历史进程中，知识分子逐渐沦为局外人或替罪羊，这一转变值得深思。
开国元勋们的智慧遗产
美国的建国是由一群富有学识与智慧的人完成的。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富兰克林、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杰斐逊等人都受过良好的古典博雅教育，在历史、政治与法律方面具有渊博的知识。他们为美国奠定了坚实的立国基础，并树立了一个典范：有学问与智识的人完全可以担任政治领袖。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美国政治逐渐走向民主化，统治精英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尽管如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智识重要性的下降归因于民主化的浪潮。实际上，精英阶层内部的分裂与不择手段的行为才是主要原因之一。
杰斐逊的遭遇
第一位深受反智之苦的受害者是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联邦党人与新英格兰的牧师们对他展开了猛烈攻击，这些批评开启了美国政治中反智现象的先河。
对哲学家的质疑
威廉·劳顿·史密斯（William Loughton Smith）在1796年发表了一本匿名小册子攻击杰斐逊，指责他不适合担任总统。史密斯认为，杰斐逊作为一个哲学家，在政治上表现出僵化教条的特点。他列举了洛克、孔多塞等哲学家在实际政治中的失败案例，试图证明哲学家无法胜任治理国家的重任。
史密斯还指出，哲学家通常胆小、异想天开，固守某些原则下的理性思考，无法虑及人的真实本性。他认为，政治需要的不是智识，而是品格，而杰斐逊恰恰缺乏这一点。史密斯嘲笑杰斐逊擅长“把蝴蝶与昆虫钉在木板上制作标本，以及设计旋转椅”，并讽刺道：“不会把这位冷静的哲学家从如此优雅的生活中推入政治事务的火坑内。”
军事能力的争议
除了对杰斐逊哲学家身份的批评外，还有人质疑他的军事能力。有人指控他在美国独立革命期间贪生怕死，甚至说法国大革命是他一手鼓动的。这些攻击旨在表明他是一个没有信仰与道德观的危险煽动者。
宗教立场的攻击
保守派牧师攻击杰斐逊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他组织了一个令他们不满的联盟。杰斐逊虽然是一个自然神论者，却吸引了许多福音派与虔敬派信徒的支持。这些人欢迎他的宽容主张，不在意外界对他无信仰的指责。为了拆散这个联盟，保守派牧师试图向社会证明杰斐逊是对所有基督徒的一个威胁。
自由之钥：批判智识与财产阶级的垄断
曼宁（William Manning）在其著作《自由之钥》（The Key of Liberty）中表达了对智识与财产阶级的深刻不信任。他认为，这些优越的阶级利用教育和知识来追求私利，而辛苦的劳动阶级则被排除在外。曼宁呼吁降低教育成本，让每个人都能负担得起，并反对昂贵的高等教育机构，如哈佛大学。
曼宁的观点反映了平民对高等文化的疑惧。他认为教育应该成为多数人的工具，而不是少数人的特权。然而，这种观点可能导致高等教育质量的下降，从而削弱文化传承与学术创新的能力。
从亚当斯到杰克逊：第一场反智运动的诞生
随着平民式民主的兴起，美国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平民党派逐渐演变为原始主义和反智民粹的工具，一味地对专家、绅士与学者倾泻敌意。这种趋势不仅影响了政治决策的质量，也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结语
美国天主教会与民主政治中的反智现象共同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智识与文化的传承需要全社会的支持与重视。只有当知识分子得到应有的尊重与支持时，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进步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