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东与希腊世界的变迁：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的过渡 New

引言 🌍

近东地区，自古以来便是文明交汇之地。小规模侵扰的增加不仅影响着当地居民的生活，也对超级大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公元前13世纪至公元前12世纪期间，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如同蝴蝶效应般波及整个地中海世界。本文将深入探讨这一时期的变化及其对希腊世界产生的重大影响。

近东地区的动荡与雇佣兵现象 ⚔️

小规模侵扰加剧

近东地区长期以来饱受各种小规模侵扰之苦。这些侵扰在特定时期变得更为频繁和严重，尤其是一些沿海地区面临着海盗的威胁。海盗们的小规模侵袭可能逐渐升级，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和损失。这种局面不仅考验着各国的防御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各超级大国内部存在的问题。例如，某些国家由于内部矛盾重重，无法有效地应对来自外部的威胁，从而使得局势更加复杂化。

雇佣兵现象的兴起

在这样的背景下，雇佣兵成为了一种常见的现象。来自小亚细亚南部的其他民族开始以雇佣兵的身份出现在各个国家的服务之中。他们参与了利比亚人对埃及人的战争，为不同的势力提供军事支持。这种现象反映了当时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战争形式的多样化。对于埃及人来说，有时也会招募雇佣兵，其中的帕来塞特人（Peleset）作为驻军在巴勒斯坦定居下来。然而，随着埃及外部势力的瓦解，帕来塞特人逐渐分裂出去，成为了独立的群体，并被以色列人称为“非利士人”（Philistines）。这一过程不仅改变了当地的权力格局，也为后来的历史发展埋下了伏笔。

希腊世界的类比与直接影响 🏺

类比的意义

对于希腊世界而言，近东地区的剧变同样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们为希腊正在发生的变化提供了一系列的类比。中央控制的瓦解是整个近东地区的共同主题，但在不同地区其表现形式各异。例如，埃及经受住了这次考验，而亚述最终恢复了其原来的帝国地位；相比之下，赫梯帝国却分崩离析，分裂成了几个小国，地方王朝成功地将土地据为己有。对于克里特岛和希腊本土迈锡尼王国的崩溃，赫梯帝国的瓦解也许可以作为一个有用的类比，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事件背后的原因及其影响。

直接影响的体现

此外，近东地区的动荡还对希腊世界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乌鲁布伦沉船所代表的那种繁荣的贸易网络要想继续存在，就离不开近东稳定的转口港。然而，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乌加里特受到劫掠，这意味着这一贸易网络的终结。只有在能取而代之的新的近东转口港出现后，新的贸易网络才能形成。这表明，近东地区的稳定与否直接影响着希腊世界的经济活动和发展进程。

克里特岛与希腊本土的变化 📜

宫殿体制的崩溃

克里特岛和希腊本土的宫殿体制分别于公元前1350年和公元前1200年前后崩溃，有人称其后的时期为“宫殿时期后的黄昏”（postpalatial twilight）。尽管这是一个艰难的时期，但并非完全黑暗。在很多地方，光明依然在持续。例如，在克里特岛上，大部分定居点的规模虽然缩小了，但有些地方依然很繁荣，新的房屋不断被建起来，如干尼亚和马利亚。此外，新的地域单位得以形成，这些定居点远离大海，坐落于便于防守的地方。例如，在斯法基亚，人们生活在一个名叫克洛卡西亚—卡斯托洛（Kolokasia Kastro）的新定居点，它位于一个陡峭的山坡上，北面是悬崖，其他几面几乎全部是峭壁。这里海拔大约600米，视野十分开阔，向南可以俯瞰沿海的平原，向北可以看到峡谷。

宗教生活的延续与变化

虽然克里特岛上宫殿对宗教生活的控制结束了，但人们继续在很多以前的地点进行敬拜。在整个这一时期，山顶和洞穴的圣所依然深受欢迎，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铁器时代。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宗教场所的延续性并不一定意味着宗教行为或信仰的延续性。由于宗教深深植根于社会和政治结构，随着宫殿体制的崩溃，它也注定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过去完全被一笔勾销。就像我们在第一章有关皮洛斯的叙述所表明的那样，重要的是人们是怎样利用他们对过去的仪式和场所的了解。

人口变化与复苏之路 📊

人口下降与复苏

显然，在青铜时代末期，人口出现了下降，而在铁器时代早期，人口再次增加。不仅定居点的数量减少了，定居点本身也没有以前那么复杂。聚集的或“核心式”的定居点确实得以延续，尤其是在克里特岛上，其面积在1公顷到4公顷不等，但是在希腊本土，不少所谓的“定居点”仅仅是几个零散的群落，每个群落只有几户人家。没有中央组织的迹象，没有宏伟的石头建筑，也没有明确划定的公共空间。

后来的希腊人似乎保留了人口大幅下降的记忆。公元前7世纪的史诗《库普利亚》（Cypria）粗略地讲述了特洛伊战争的故事，其叙述的时间范围大致止于荷马的《伊利亚特》开始之处。这部史诗声称，宙斯引发了特洛伊战争，导致人员伤亡，目的是缓解当时世界上人口过剩的情况。我们倾向于认为，这是对宫殿时期结束之后人口灾难性锐减的模糊回忆。对于这部史诗的听众来说，和特洛伊战争之前的时代相比，世界变得更狭小、更糟糕了。

外部联络的重建

关于希腊的复苏，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古老的外部联络的重建。在青铜时代，这些海外联络大部分是由宫殿负责的，但这一时期建立新联络的是一个新的阶层。在公元前11世纪，勒夫坎第和爱琴海地区的其他定居点之间维持着联系；到了公元前10世纪，它成了以优卑亚岛为核心的联系网络的一部分，和希腊本土中部、色萨利沿海和爱琴海诸岛上的其他群体保持着联系。可以部分证明这种联系的是，从大约公元前950年开始，在和黎凡特重建联系的过程中，优卑亚岛走在最前列。公元前11世纪，希腊和黎凡特的联系已经减少，但是在公元前10世纪，由于强大的推罗城成为一个新的中心，黎凡特的形势彻底改观了。公元前950年至前900年，越来越多优卑亚岛生产的陶器出现在推罗和黎凡特的其他地方，其中包括酒杯和双柄罐（可能被用来运输橄榄油）。这些陶器可能表明优卑亚人在这一地区短暂出现过，他们是为寻找声望物品而来的。至于带来这些陶器的究竟是优卑亚人还是腓尼基人，还是很有争议的，本书第三章将对此展开进一步的探讨。从黎凡特传播到优卑亚岛的重要的声望物品之一是一种新的金属——铁。在勒夫坎第的墓穴中发现的剑和矛头所用的铁可能就来自塞浦路斯，要么是直接运来的，要么是经推罗人之手来的。

塞浦路斯的独特情况 🏝️

文化的延续性

塞浦路斯当地书写系统的历史反映出文化延续性之强大，而这也表明了铁器时代塞浦路斯当地社会的强韧性。稳定的新定居点很早就得以建立，部分是因为岛上居民能够从生产青铜转换到生产铁。塞浦路斯岛上的小国是地中海世界最早组织铁的工业生产的国家，它们的繁荣和这种新技术密不可分。吸引腓尼基人来到这个岛屿的主要是其丰富的矿产资源，他们在塞浦路斯南部沿海的基蒂翁（Kition，现代的拉纳卡）建立了他们最早的海外殖民地（见后文，第89页）。

新型定居点的出现

这种新型的定居点可能和来自爱琴海地区、说希腊语的定居者有关。在后来的时期，有传说声称塞浦路斯的王国是由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创立的。据说岛上的萨拉米斯城（Salamis）就是埃阿斯（Ajax）同父异母的兄弟透克耳（Teucer）建立的。不仅如此，不寻常的是，在青铜时代结束之后，塞浦路斯岛上的文字并没有消失。在青铜时代，塞浦路斯人曾使用一种当地文字，这种文字源自米诺斯人的线形文字A. ��由于这种文字似乎不仅仅在管理城市中心时使用，因此与克里特岛和希腊本土宫殿的文字不同，在青铜时代塞浦路斯岛上的中心城市被废弃之后，这种文字幸存下来。铁器时代出现的“塞浦路斯音节文字”（Cypriot syllabary）可能就是从这种文字发展而来的。这种音节文字被用来记录两种不同的语言，一种是新的希腊语，另外一种是当地语言，即所谓的“埃泰尔塞浦路斯语”（Eteocypriot）。即使在公元前8世纪希腊字母被发明之后，在塞浦路斯，这种音节文字依然被用来记录希腊语，事实上，这种文字一直到公元前3世纪都还有人用。✅

迁徙传说与现实的交织 🧭

迁徙传说的流传

根据后来的希腊传说，特洛伊战争之后时期的特征就是说希腊语的民族在爱琴海盆地的大规模迁徙。在爱琴海地区，据说有四次主要的迁徙：伊奥利亚人（Aeolian）向东渡过爱琴海，波奥提亚人（Boeotian）向南进入后来所谓的波奥提亚地区，多利安人向南来到伯罗奔尼撒半岛，以及爱奥尼亚人（Ionian）向东到达小亚细亚。按照公元前5世纪的猜测，伊奥利亚人是最早开始迁徙的，然后是波奥提亚人，在特洛伊沦陷60年之后是多利安人，在特洛伊沦陷80年之后是爱奥尼亚人。

对于后来的希腊人来说，这些大规模的迁徙构成了其历史意识很重要的一部分，围绕这些迁徙也产生了丰富的神话传说。波奥提亚人声称他们被从希腊北部的色萨利驱逐出去，向南迁徙到了底比斯周围的地区，这里此前被称为“卡德摩斯（Kadmos）之地”。卡德摩斯被认为是底比斯的创立者，生活在英雄时代早期，他还被认为是一个王朝的开创者，这个王朝的统治一直持续到特洛伊战争之后。到现在为止，一切还都说得过去。关于卡德摩斯，奇怪的一点是他还被说成腓尼基人，据说他遵照父亲的命令，徒劳地寻找已经被宙斯诱拐到克里特岛的妹妹欧罗巴。波奥提亚人声称他们所占领的是被驱逐的卡德摩斯后人的土地。到了公元前5世纪，他们的移民身份已经得到了公认。

现实中的证据

尽管有这些需要注意的地方，但毫无疑问的是，古典时期小亚细亚中部和西北部的语言地图和青铜时代的有很大的不同。公元前第二千年后期，这一地区的居民使用的是卢维语，这种语言并不属于希腊语。公元前第一千年中期，这里的人使用的是希腊语的一种方言。在这一变化的背后，迁徙很可能起了作用。

考古学证据也能提供参考。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迈锡尼国家的崩溃不能被归因于多利安人的入侵。同样，我们也不能轻易说多利安人在“宫殿时期后的黄昏”渗透到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占领了这个已经被削弱的地区。在这一时期，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定居点的数量和规模都在下降。这一时期的物质文化没有什么可以表明此地受到了来自北方的入侵。事实上，从考古学上来看，多利安人和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早期”民族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这一点并不能推翻多利安人进行了某种迁徙的说法，正如在考古学上，早期的以色列人往往很难和迦南人区分开来，但这并不表明《圣经》中关于以色列人迁徙的讲述完全是虚假的。

技术变革与社会转型 🔨

冶铁技术的传播

在地中海中部和西部地区以及中欧，情况与此有很大的不同。冶铁技术也传播到了这里，其时间稍微晚于地中海地区，但是没有造成剧烈的社会动荡。从公元前1300年到前700年，定居点的数量和规模增长缓慢。在整个这一时期，立于公元前2300年前后的巨石阵一直被使用，这表明西欧的文明并没有出现断裂。在核心建筑周围的坑穴里，人们发现了青铜时代后期和铁器时代早期的当地陶器。公元前1100年前后，人们挖掘沟渠，将巨石阵的入口朝着埃文河延伸了2千米。这并不说明巨石阵的仪式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和克里特岛上铁器时代人们对青铜时代宫殿零星的使用相比，有关巨石阵的活动迹象表现出，那里铁器时代与青铜时代的连续性要强得多。

由此继续向南，从西班牙到意大利、从法国到波兰的广大区域完全可以作为一个整体（中欧）来看待。虽然在这一区域内部也有差异，但是中欧地区和西欧（大西洋体系，即伊比利亚半岛的西海岸和法国，以及不列颠群岛和爱尔兰）以及北欧（北欧体系）之间有显著的不同。中欧各地区的第一个共同特征是埋葬方式。公元前1300年前后，这里总体上从土葬转变为火葬。火化之后，骨灰被收集起来，装入瓮中，埋在专门的坟地里。火葬并没有完全取代土葬，在有些地区依然全部实行土葬，但是骨灰瓮埋葬的做法十分盛行，以至于从公元前1300年到前700年之间的这一阶段被称为“骨灰瓮时代”。

武器与社会组织

大量的青铜武器被非常浪费地用于各种仪式，有的作为随葬品，有的用于祭祀，这些人的声望由此可见。战斗是当时很能赢得声望的行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现实中有很多战争。战争带来的威望如此之高，以至于有些被精心摆放在随葬品中的青铜武器似乎就是为了展出，也许既是为了随葬，也是为了炫耀。毕竟，单薄的青铜胸甲虽然花哨，但是在抵挡剑击时，还不如一件简单且便宜很多的羊皮短上衣好用。武器方面的证据已经非常丰富，让我们可以清楚了解什么是各地共有的，什么有地方上的差异。

在技术上，这个区域也很统一。关于区域内部的技术转移，玻璃生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真正意义上的玻璃生产始于黎凡特，正如在乌鲁布伦沉船上发现的那175块彩色玻璃所表明的那样。这些玻璃制品不仅展示了当时的工艺水平，也反映了跨区域文化交流的活跃程度。

结论 🌟

综上所述，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的过渡是一个复杂而多变的过程。无论是近东地区的动荡，还是希腊世界的变迁，亦或是塞浦路斯的独特情况，都揭示了这一时期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通过深入分析这一时期的各类现象，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历史的脉络，为当今社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希望本文能够引起读者对这一时期历史的兴趣，激发更多关于人类文明演进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