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污染与雾霾灾难：多诺拉、伦敦和洛杉矶的警示 New 2025-01-032025-01-02 作者 C3P00 一、多诺拉——被工业污染笼罩的小镇 在20世纪中叶，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镇——多诺拉，正遭受着工业污染带来的巨大灾难。这个小镇有着众多的工厂，如钢铁厂、电缆厂（为旧金山的金门大桥生产了缆绳）、炼锌厂和硫酸厂等。 这些工厂规模巨大，“巨大的厂房……有两个街区那么长，五六层楼高，所有这些工厂都建有百尺高的烟囱，从那里不断地喷出黑色、红色或硫黄色的烟雾”。这种景象就像一个恶魔在肆意破坏着这片土地。由于这些污染物的存在，镇里没有树木也几乎没有绿草，仿佛整个小镇都被剥夺了生机。 1948年那个周末，大雾弥漫在这个不适合人居的小镇上。鲁埃厄埃描述那烟雾是“油腻、令人窒息的”，这表明当时的空气状况极其糟糕。碳雾像彩带一样在空中静止不动，能见度非常低，就连当地人都会迷路。在星期五晚上举行的万圣节游行活动中，“大家都在谈论大雾”，一位医务负责人更是无奈地表示：“就游行而言，这简直是浪费时间——因为你真的什么都看不见……每个人都在咳嗽。”而镇上殡仪馆的人说，雾霾“闻起来就像毒药一样”。 灾难开始于第一位死者在星期六凌晨2点干咳不止，最终因恶心、呕吐而死。随后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在两天的时间里，医生们接到了马拉松般不停的求救电话。消防部门也参与了协助，很快就耗尽了其氧气供应，只好向河流下游的城镇请求支援。红十字会也来到这里，并开设了一个紧急救护中心。到周六午夜时分，已有17人死亡，当星期日开始下雨，雾霾终于消散的时候，又有两人死去（死亡的20人中，最后一个死于一个星期之后）。 （一）受害者症状与人群影响 除了咳嗽、窒息、流泪、头痛、呼吸困难、胸痛、喉咙痛等症状外，人们还出现了恶心、呕吐和腹泻的现象。报告的病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程度加重，65岁以上的人口当中有半数以上都受到了严重影响，所有死亡者的年纪都在52岁或以上。在该地区总人口中，有42.7%的人，即5910个人报告说他们受到影响。这说明这次灾难对不同年龄段的人群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是老年人群体受害更为严重。 （二）工厂的态度与调查结果 尽管发生了持续的灾难，钢铁和电缆厂的总监工以及炼锌厂的负责人仍然继续经营着他们的工厂，向雾霾中送入更多有毒的烟雾。直到星期日的上午，这些工厂的母公司——美国钢铁公司才命令工厂熄火和关闭。而且他们还试图推卸责任，对市长说他们“确信工厂与这些问题无关”。 美国公共卫生局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共有9名工程师、7名医生、6名护士、5位化学家、3位统计员、2位气象学家、2位牙医和1位兽医参与其中。他们研究、检查和采访了市民，并调查了环境。调查人员的结论是：在多诺拉的空气污染中，没有任何单一的污染物多到足够造成该镇人口死亡和严重疾病的程度。他们发现了微量的氢和锌氯化物、氮氧化物、硫化氢和氧化镉。他们认为二氧化硫和总硫数是造成大气污染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有一位名叫菲利普·萨特勒的顾问持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接触有浓度的氟毒才是导致疾病和死亡的真正原因。 萨特勒是费城萨特勒研究实验室的主任，他曾在针对杜邦公司提出的一起诉讼中担任过调查员，对氟污染的问题有过深入的研究和实验经验。他发现莫农加希拉河谷的烟雾导致已经患有慢性氟中毒的人又经历了急性氟中毒。他还指出，对死者和住院受害者的血液分析显示，他们的氟含量是正常值的12 – 25倍。同时，玉米作物受到严重破坏，所有在该镇北部的植物都因为处于工厂的下风而没能存活。引人注意的是，所有死者都曾表现出慢性氟中毒的早期症状。萨特勒甚至直截了当地说：“这是谋杀。美国钢铁公司的董事们应该因为害了人而进监狱。” 二、伦敦——致命的雾霾事件 人们对雾霾污染物的认识到了1952年都还没有多少提高。在当年的12月5日至9日期间，伦敦被令人窒息的有毒雾霾所笼罩，导致比正常情况下的死亡人数多了大约3000人，超过平时数据的3倍还多。 就像约翰·伊夫林时代“放肆的烟雾”一样，这场大雾弥漫到了室内。一位伦敦居民回忆道：“到了下午2点，你都看不到走廊对面。黄色的烟雾又厚又重，有人敲我办公室的门说：‘回家吧，我们要关门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因为烟雾这么浓，你真的感觉好像身处一场战争当中。”这种描述生动地展现了当时伦敦的恐怖场景。 英国卫生部将过量的死亡归结于流感疫情，但这显然是不合理的。1953年头三个月的意外死亡人数是流感死亡人数的7倍。伦敦的媒体则更清楚真相，他们称这次事件为“雾霾大杀手”。雾霾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硫混合了煤烟的黑色颗粒。 英国议会对致命的空气污染证据不想采取什么行动，担心这会对英国工业造成影响。不过，他们指定的调查委员会却严肃认真地做了工作并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在未来10年内将伦敦的烟雾减少80%。英国在1956年通过的《净化空气法案》禁止“从任何建筑物的烟囱往外排放黑烟……”以及燃烧废物或安装任何排放烟雾的炉子或锅炉。地方当局可以指定烟雾控制区域，而政府可以豁免精心设计的壁炉免受这些限制。 从1959年开始，该法案实际上规定了供热的能源要从煤炭等固体燃料转为使用煤气——人造燃气、进口液体丙烷等。在1965年，英国在约克郡海岸附近发现了大型天然气田，进而开始使用天然气。由于天然气燃烧的温度高于丙烷或人造燃气，因此有约2000万个燃气装置必须做出调整或更换。从1967年开始的10年时间里英国都在致力于做这件事。伦敦在1962年又出现过一次置人于死地的严重雾霾，但随后英国的空气逐年得到了改善。 三、洛杉矶——汽车尾气引发的雾霾危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0年及其后的时间里，一种不同的“迷雾”开始影响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的空气。人们用“雾霾”这个新名称来形容这种现象，但专家们仍然将旧的含义附加到“烟雾”这个词上，即烟雾缭绕的尘雾。 从1945年至1955年间，美国机动车的注册登记量增加了一倍多，从大约2600万辆增加到超过5200万辆，这些未经过滤的发动机尾气有很多都排放到了洛杉矶郡的天然盆地里。倒霉的事频繁发生，空气变得混沌，天空变成棕色，让人呼吸困难，居民怨声载道。洛杉矶山谷里45个市镇的居民投票换选了一位又一位市长。然而，发动机的尾气问题却没有受到指责。人们把这糟糕的空气都归咎于建在这个盆地里的工厂、炼油厂甚至是人们在家里后院烧的垃圾。一家石油行业出版的期刊以傲慢的方式提到：“有些人把雾霾归咎于墨西哥火山帕里库廷的爆发，有人提出要怪原子弹，甚至还有一些人认为烟雾是超自然的一种表现。” 加州理工学院的化学家和仪器发明家阿诺德·贝克曼回忆起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情况：“当时，人们对于雾霾的起因以及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消除雾霾还面临着很大的认识混乱和不确定性。许多律师和政客在咆哮，无数的公民团体热切地呼吁马上处理好雾霾问题。”该城邀请了专家来分析、诊断原因，其中包括爱德华·魏因莱因博士，他来自匹兹堡的梅隆工业研究所，是位对业界很“友好”的主任，正是他把菲利普·萨特勒列入了黑名单。在来自美国矿业局工作人员的协助下，魏因莱因花了两周的时间来研究加州的雾霾。但他们没能提供任何帮助，根据他们自己的测试，主要是测量烟灰和二氧化硫的浓度，洛杉矶受污染的空气都还比匹兹堡的净化空气要清洁一些！他们感到很困惑。 1947年，为了促进城镇之间的交流，加利福尼亚州授权在该州的每个郡都设立空气污染控制区。石油行业曾反对州里的这项立法，并想方设法让提案在委员会的讨论时被搁置在一旁。然而，联合石油公司的执行副总裁W. L. 小斯图尔特告知行业的高管们，他的公司的未来取决于洛杉矶的环境是好是坏。小斯图尔特告诉高管们联合石油公司将支持州立法案。其他公司的管理者理解了斯图尔特的观点：该法案获得了一致的通过。洛杉矶郡的空气污染控制区是该州也是全国首个建立起来的控制区。✅ 一开始，大家都认为造成洛杉矶雾霾的主要原因是二氧化硫。贝克曼说：“人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二氧化硫造成了雾霾和让眼睛觉得刺激的化学反应。这种观点有一些道理，因为在匹兹堡和圣路易斯，空气污染的恶魔确实是煤烟和二氧化硫。由于洛杉矶地区没有煤烟，显然只有二氧化硫是令人讨厌的污染物。”然而，贝克曼却不这样认为，因为他作为化学工程师，知道二氧化硫具有特征性的刺激性气味，就像臭鸡蛋一样。他说：“我没有在空气中闻到二氧化硫，因此不愿意相信这是造成洛杉矶雾霾的原因。” 为了分析空气样本，他们需要一位熟练的微量化学家。贝克曼推荐了一位候选人，是他的一位同事也是他所钦佩的朋友有机化学家阿里·哈根 – 斯密特。这一系列的努力都是为了找出洛杉矶雾霾真正的罪魁祸首，以便能够有效地治理它。 四、总结与反思 （一）工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 多诺拉、伦敦和洛杉矶的雾霾事件都深刻地反映了工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在追求工业化的过程中，大量的工厂和机动车排放的污染物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这些事件警示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要重视环境保护，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短暂的经济增长。 （二）科学认知的重要性 在这些事件中，科学家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多诺拉事件中菲利普·萨特勒对氟毒的深入研究，还是洛杉矶雾霾事件中贝克曼等人不断探索雾霾成因的过程，都表明了科学认知对于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只有通过科学研究，才能准确地找出污染源，从而制定有效的治理措施。 （三）社会各方的责任 从这些事件中还可以看到，社会各方都负有一定的责任。企业应该承担起社会责任，不能只追求利润而忽视环境保护；政府部门要及时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对环境污染的监管力度；普通民众也要提高环保意识，积极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避免类似多诺拉、伦敦和洛杉矶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
一、多诺拉——被工业污染笼罩的小镇
在20世纪中叶，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镇——多诺拉，正遭受着工业污染带来的巨大灾难。这个小镇有着众多的工厂，如钢铁厂、电缆厂（为旧金山的金门大桥生产了缆绳）、炼锌厂和硫酸厂等。
这些工厂规模巨大，“巨大的厂房……有两个街区那么长，五六层楼高，所有这些工厂都建有百尺高的烟囱，从那里不断地喷出黑色、红色或硫黄色的烟雾”。这种景象就像一个恶魔在肆意破坏着这片土地。由于这些污染物的存在，镇里没有树木也几乎没有绿草，仿佛整个小镇都被剥夺了生机。
1948年那个周末，大雾弥漫在这个不适合人居的小镇上。鲁埃厄埃描述那烟雾是“油腻、令人窒息的”，这表明当时的空气状况极其糟糕。碳雾像彩带一样在空中静止不动，能见度非常低，就连当地人都会迷路。在星期五晚上举行的万圣节游行活动中，“大家都在谈论大雾”，一位医务负责人更是无奈地表示：“就游行而言，这简直是浪费时间——因为你真的什么都看不见……每个人都在咳嗽。”而镇上殡仪馆的人说，雾霾“闻起来就像毒药一样”。
灾难开始于第一位死者在星期六凌晨2点干咳不止，最终因恶心、呕吐而死。随后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在两天的时间里，医生们接到了马拉松般不停的求救电话。消防部门也参与了协助，很快就耗尽了其氧气供应，只好向河流下游的城镇请求支援。红十字会也来到这里，并开设了一个紧急救护中心。到周六午夜时分，已有17人死亡，当星期日开始下雨，雾霾终于消散的时候，又有两人死去（死亡的20人中，最后一个死于一个星期之后）。
（一）受害者症状与人群影响
除了咳嗽、窒息、流泪、头痛、呼吸困难、胸痛、喉咙痛等症状外，人们还出现了恶心、呕吐和腹泻的现象。报告的病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程度加重，65岁以上的人口当中有半数以上都受到了严重影响，所有死亡者的年纪都在52岁或以上。在该地区总人口中，有42.7%的人，即5910个人报告说他们受到影响。这说明这次灾难对不同年龄段的人群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是老年人群体受害更为严重。
（二）工厂的态度与调查结果
尽管发生了持续的灾难，钢铁和电缆厂的总监工以及炼锌厂的负责人仍然继续经营着他们的工厂，向雾霾中送入更多有毒的烟雾。直到星期日的上午，这些工厂的母公司——美国钢铁公司才命令工厂熄火和关闭。而且他们还试图推卸责任，对市长说他们“确信工厂与这些问题无关”。
美国公共卫生局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共有9名工程师、7名医生、6名护士、5位化学家、3位统计员、2位气象学家、2位牙医和1位兽医参与其中。他们研究、检查和采访了市民，并调查了环境。调查人员的结论是：在多诺拉的空气污染中，没有任何单一的污染物多到足够造成该镇人口死亡和严重疾病的程度。他们发现了微量的氢和锌氯化物、氮氧化物、硫化氢和氧化镉。他们认为二氧化硫和总硫数是造成大气污染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有一位名叫菲利普·萨特勒的顾问持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接触有浓度的氟毒才是导致疾病和死亡的真正原因。
萨特勒是费城萨特勒研究实验室的主任，他曾在针对杜邦公司提出的一起诉讼中担任过调查员，对氟污染的问题有过深入的研究和实验经验。他发现莫农加希拉河谷的烟雾导致已经患有慢性氟中毒的人又经历了急性氟中毒。他还指出，对死者和住院受害者的血液分析显示，他们的氟含量是正常值的12 – 25倍。同时，玉米作物受到严重破坏，所有在该镇北部的植物都因为处于工厂的下风而没能存活。引人注意的是，所有死者都曾表现出慢性氟中毒的早期症状。萨特勒甚至直截了当地说：“这是谋杀。美国钢铁公司的董事们应该因为害了人而进监狱。”
二、伦敦——致命的雾霾事件
人们对雾霾污染物的认识到了1952年都还没有多少提高。在当年的12月5日至9日期间，伦敦被令人窒息的有毒雾霾所笼罩，导致比正常情况下的死亡人数多了大约3000人，超过平时数据的3倍还多。
就像约翰·伊夫林时代“放肆的烟雾”一样，这场大雾弥漫到了室内。一位伦敦居民回忆道：“到了下午2点，你都看不到走廊对面。黄色的烟雾又厚又重，有人敲我办公室的门说：‘回家吧，我们要关门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因为烟雾这么浓，你真的感觉好像身处一场战争当中。”这种描述生动地展现了当时伦敦的恐怖场景。
英国卫生部将过量的死亡归结于流感疫情，但这显然是不合理的。1953年头三个月的意外死亡人数是流感死亡人数的7倍。伦敦的媒体则更清楚真相，他们称这次事件为“雾霾大杀手”。雾霾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硫混合了煤烟的黑色颗粒。
英国议会对致命的空气污染证据不想采取什么行动，担心这会对英国工业造成影响。不过，他们指定的调查委员会却严肃认真地做了工作并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在未来10年内将伦敦的烟雾减少80%。英国在1956年通过的《净化空气法案》禁止“从任何建筑物的烟囱往外排放黑烟……”以及燃烧废物或安装任何排放烟雾的炉子或锅炉。地方当局可以指定烟雾控制区域，而政府可以豁免精心设计的壁炉免受这些限制。
从1959年开始，该法案实际上规定了供热的能源要从煤炭等固体燃料转为使用煤气——人造燃气、进口液体丙烷等。在1965年，英国在约克郡海岸附近发现了大型天然气田，进而开始使用天然气。由于天然气燃烧的温度高于丙烷或人造燃气，因此有约2000万个燃气装置必须做出调整或更换。从1967年开始的10年时间里英国都在致力于做这件事。伦敦在1962年又出现过一次置人于死地的严重雾霾，但随后英国的空气逐年得到了改善。
三、洛杉矶——汽车尾气引发的雾霾危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0年及其后的时间里，一种不同的“迷雾”开始影响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的空气。人们用“雾霾”这个新名称来形容这种现象，但专家们仍然将旧的含义附加到“烟雾”这个词上，即烟雾缭绕的尘雾。
从1945年至1955年间，美国机动车的注册登记量增加了一倍多，从大约2600万辆增加到超过5200万辆，这些未经过滤的发动机尾气有很多都排放到了洛杉矶郡的天然盆地里。倒霉的事频繁发生，空气变得混沌，天空变成棕色，让人呼吸困难，居民怨声载道。洛杉矶山谷里45个市镇的居民投票换选了一位又一位市长。然而，发动机的尾气问题却没有受到指责。人们把这糟糕的空气都归咎于建在这个盆地里的工厂、炼油厂甚至是人们在家里后院烧的垃圾。一家石油行业出版的期刊以傲慢的方式提到：“有些人把雾霾归咎于墨西哥火山帕里库廷的爆发，有人提出要怪原子弹，甚至还有一些人认为烟雾是超自然的一种表现。”
加州理工学院的化学家和仪器发明家阿诺德·贝克曼回忆起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情况：“当时，人们对于雾霾的起因以及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消除雾霾还面临着很大的认识混乱和不确定性。许多律师和政客在咆哮，无数的公民团体热切地呼吁马上处理好雾霾问题。”该城邀请了专家来分析、诊断原因，其中包括爱德华·魏因莱因博士，他来自匹兹堡的梅隆工业研究所，是位对业界很“友好”的主任，正是他把菲利普·萨特勒列入了黑名单。在来自美国矿业局工作人员的协助下，魏因莱因花了两周的时间来研究加州的雾霾。但他们没能提供任何帮助，根据他们自己的测试，主要是测量烟灰和二氧化硫的浓度，洛杉矶受污染的空气都还比匹兹堡的净化空气要清洁一些！他们感到很困惑。
1947年，为了促进城镇之间的交流，加利福尼亚州授权在该州的每个郡都设立空气污染控制区。石油行业曾反对州里的这项立法，并想方设法让提案在委员会的讨论时被搁置在一旁。然而，联合石油公司的执行副总裁W. L. 小斯图尔特告知行业的高管们，他的公司的未来取决于洛杉矶的环境是好是坏。小斯图尔特告诉高管们联合石油公司将支持州立法案。其他公司的管理者理解了斯图尔特的观点：该法案获得了一致的通过。洛杉矶郡的空气污染控制区是该州也是全国首个建立起来的控制区。✅
一开始，大家都认为造成洛杉矶雾霾的主要原因是二氧化硫。贝克曼说：“人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二氧化硫造成了雾霾和让眼睛觉得刺激的化学反应。这种观点有一些道理，因为在匹兹堡和圣路易斯，空气污染的恶魔确实是煤烟和二氧化硫。由于洛杉矶地区没有煤烟，显然只有二氧化硫是令人讨厌的污染物。”然而，贝克曼却不这样认为，因为他作为化学工程师，知道二氧化硫具有特征性的刺激性气味，就像臭鸡蛋一样。他说：“我没有在空气中闻到二氧化硫，因此不愿意相信这是造成洛杉矶雾霾的原因。”
为了分析空气样本，他们需要一位熟练的微量化学家。贝克曼推荐了一位候选人，是他的一位同事也是他所钦佩的朋友有机化学家阿里·哈根 – 斯密特。这一系列的努力都是为了找出洛杉矶雾霾真正的罪魁祸首，以便能够有效地治理它。
四、总结与反思
（一）工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
多诺拉、伦敦和洛杉矶的雾霾事件都深刻地反映了工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在追求工业化的过程中，大量的工厂和机动车排放的污染物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这些事件警示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要重视环境保护，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短暂的经济增长。
（二）科学认知的重要性
在这些事件中，科学家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多诺拉事件中菲利普·萨特勒对氟毒的深入研究，还是洛杉矶雾霾事件中贝克曼等人不断探索雾霾成因的过程，都表明了科学认知对于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只有通过科学研究，才能准确地找出污染源，从而制定有效的治理措施。
（三）社会各方的责任
从这些事件中还可以看到，社会各方都负有一定的责任。企业应该承担起社会责任，不能只追求利润而忽视环境保护；政府部门要及时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对环境污染的监管力度；普通民众也要提高环保意识，积极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避免类似多诺拉、伦敦和洛杉矶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